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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瀚

毛澤東等人曾以“馮玉祥式的人物”批判彭德懷

在以往的宣傳和文章中，多強調(diào)其與中共患難與共、相互扶持等方面。但這都是出于統(tǒng)戰(zhàn)需要說的場面話，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內(nèi)心里到底是如何評價馮玉祥的呢？

中共領導人私底下對馮玉祥的直接評價并不多，但是從一個小細節(jié)可以看出他們其實大都看不起馮玉祥，或者說對馮很反感。1959年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時，林彪曾一口氣給彭德懷扣上5頂帽子——“這回是招兵買馬，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是馮玉祥式的人物。”也就是說，在林彪看來，馮玉祥是負面典型，可與“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相提并論。隨后，毛澤東對“馮玉祥式的人物”做了解釋，他對彭德懷說：“人們只看到你簡單、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這一面。久了，就從現(xiàn)象看本質(zhì)。彎彎曲曲，內(nèi)心深處不見人。人們（林彪）說你是偽君子，像馮玉祥。真?zhèn)斡忻堋２荒苷f全部假，對敵斗爭是真的。心中很嚴重的東西不拿出來。”當時劉少奇也以“魏延的骨頭、朱可夫的黨性、馮玉祥的作風”批判彭德懷，并將其說成“一個一貫反黨的偽君子，企圖搞軍事政變！”

從這些發(fā)言中我們可以看出來，中共高層幾乎一致認為馮玉祥是“偽君子”，是“作風”有問題的人。馮玉祥之所以給毛澤東等人留下此種印象，原因有三：

一是他素來喜歡標榜樸素節(jié)儉，卻多是做做樣子；二是他在軍閥混戰(zhàn)中愛背主倒戈，據(jù)統(tǒng)計共有八次，換得“倒戈將軍”的“美名”；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他曾兩次與中共交惡。

對于前兩個問題，坊間已有諸多討論，此不贅述，本文擬細談一下第三個問題。

1927年“清黨”，馮玉祥第一次與中共交惡

1926年底馮玉祥與廣州國民政府合作“北伐”時，正當國共合作，加上蘇聯(lián)給了馮不少武器彈藥援助，因此馮與中共和蘇聯(lián)的關系很密切，合作也比較順暢，比如他在其控制的陜甘等地支持組織農(nóng)民協(xié)會，主張?zhí)岣吖と说墓べY等。

然而，隨著馮玉祥統(tǒng)率的國民軍不斷擴大，軍餉和武器裝備問題日益凸顯：此時國民軍人數(shù)約20萬，本來廣東國民政府應允每月拔款100萬元，但實際領到僅60萬元，且當國民政府遷到武漢后，認為馮已據(jù)有陜、甘、寧，便把拔款減為30萬元，但這些款項也“因交通阻隔，匯兌不通，亦等于無”。蘇聯(lián)答應援助的武器裝備雖多，但實際運到的數(shù)量并不大，不能根本解決問題。據(jù)馮玉祥所述，1927年初，國民軍的士兵已是“衣履俱無，糧秣不給，軍械缺乏，俱賴補充，凡此困難已非一日。每日自晨至夕，各將領索餉請械之文電必至百余起，毫無應付之方，實陷匱絕之域”。

為滿足糧餉需求，馮玉祥在陜甘境內(nèi)征糧征兵愈加頻繁，農(nóng)民苦不堪言。而恰在此時，中共在馮的地盤上推行激進的農(nóng)民政策，組織農(nóng)協(xié)拒絕國民軍征糧收稅，甚至捕殺鄉(xiāng)鎮(zhèn)官員。

這樣一來，不但擾亂了馮玉祥的統(tǒng)治秩序，還讓國民軍的糧餉困難雪上加霜，這就不能不引起馮玉祥的極大反感，他覺得工農(nóng)運動影響他的稅收和軍隊的給養(yǎng)。特別是蔣介石開始反共后，中共在陜甘境內(nèi)動員工農(nóng)群眾反蔣，聲浪甚高，這些顯然超出了馮玉祥的容忍限度，因此對中共更加不滿。

蔣介石以重金極力拉攏馮玉祥，馮表示“誰的力量大，我們就和誰合作”

1927年6月馮玉祥與汪精衛(wèi)在鄭州會面之后兩天，馮玉祥便赴徐州會見蔣介石。為了“把馮玉祥拉到自己一邊”，蔣介石可謂費盡心機：（1）給足了馮面子。蔣介石親率李宗仁、白崇禧等高級將領到黃口車站迎接，親自用專車將馮玉祥接到徐州；（2）馬上給馮玉祥發(fā)軍餉。馮玉祥一到徐州，蔣介石當即贈與50萬元犒賞馮軍，并應允自7月起，每月?lián)芙o馮軍軍餉250萬元；（3）明白馮部被張作霖和張宗昌等部威脅的處境，答應馮玉祥要“共同北伐”以減輕其軍事負擔。（4）蔣介石還以山東地盤相許，對此馮玉祥大喜過望。

正是以此為背景，蔣介石提出要馮在軍隊及其管轄范圍內(nèi)清除共產(chǎn)黨，馮慨然應允。與蔣介石的趕盡殺絕有所不同，馮玉祥的“清黨”手段一開始較為溫和。馮玉祥是在想方設法“和平地”將共產(chǎn)黨員送走，這樣既能讓蔣介石滿意，又不得罪中共。

馮玉祥是怎么將共產(chǎn)黨員送走的呢？據(jù)回憶說：馮玉祥送給劉伯堅1000元，科長以上的每人100元，其余每人50元，用一個悶子車皮把這240余人，一下于拉到武勝關，讓他們下車。后來，這些人大多去武漢，少部分到西北去了。”

鄧小平在1982年接見馮玉祥的親屬時還專門提到了此事：“煥章先生一直是比較好的，1927年蔣介石清黨的時候，別人都在殺共產(chǎn)黨，他對我們的態(tài)度還是比較溫和的，禮送出境。”

然而，隨著之后中共武裝起義相繼爆發(fā)，對馮玉祥控制豫、甘、陜?nèi)⌒纬闪艘欢ǖ耐{，因此馮玉祥所部也開始逮捕共產(chǎn)黨員。據(jù)統(tǒng)計，三省因參加革命被逮捕的人數(shù)分別為723人、423人和50人，而被屠殺者分別為450人、65人和200人。

至此，在中共看來，馮玉祥已經(jīng)完全“背叛”，這次背叛盡管并沒有留下你死我活的仇恨，但自此雙方也就再也沒有了坦誠相待的信任，剩下的僅僅是純粹的利益關系。

1933年察哈爾抗戰(zhàn)，馮玉祥與中共再生嫌隙

1930年中原大戰(zhàn)后，馮軍土崩瓦解，馮玉祥失去對軍隊的控制。雖然還有不少舊部掌握軍隊，但都各自為政。喪失軍隊和地盤的馮玉祥迫切想東山再起，為此，1933年，馮玉祥成功聯(lián)合北方特科發(fā)起察哈爾抗戰(zhàn)，以圖重新獲得武裝和地盤。

當時中共北方特科也想利用馮玉祥在西北軍的舊關系發(fā)展華北武裝。雙方不謀而合，隨著馮玉祥向中共承認1927年背離中共的錯誤，雙方很快達成默契展開合作。在中共的幫助下，馮玉祥以日軍侵占察哈爾致華北危機為契機，利用以前老部下的關系在張家口“四處聯(lián)絡抗日力量，爭取各界支持?！焙芸?，馮玉祥聚集了眾多舊部和雜牌軍，成立了抗日同盟軍，據(jù)馮玉祥自述，抗日同盟軍總數(shù)有12萬人。

抗日同盟軍建立期間，中共北方特科政策得法。當時中共方面的負責人吳成方回憶說：“抗日同盟軍在成立時，對外界公布機構(gòu)，幾乎都是馮玉祥的舊班底。局外人根本看不出紅色。這樣做可以先麻痹日本和蔣介石，使他們不摸我們的底細。如果照這樣先搞下去，壯大了抗日隊伍，也壯大了我們領導的武裝力量，是能夠做出更大的成績來的?！?/p>

在雙方的努力下，抗日同盟軍成立以后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一舉收復了康保、寶昌、沽源三縣，并且經(jīng)過五晝夜血戰(zhàn)收復了塞外名城多倫。這是日軍入關后吃的第一個敗仗。

然而，就在抗日同盟軍迅猛發(fā)展的時候，中共對馮玉祥的態(tài)度卻出現(xiàn)了逆轉(zhuǎn)。當時的中共臨時中央錯誤地認為馮是北方的親日軍閥，馮自己想勾引日本進攻察、綏，以便在日本支持下建立“變相的第二滿洲國”。臨時中央甚至把南京國民政府對馮玉祥的絞殺，看成是蔣、馮之間爭奪賣國權(quán)力的“互相火并”。

在臨時中央的指示之下，河北省委派柯慶施到達張家口，之后中共在抗日同盟軍中的政策便越發(fā)激進。在柯慶施等人的運作下，里紅外青的“西瓜政策”被認為是“以拉攏與鞏固軍閥集團代替組織群眾”。1933年5月27日，柯慶施等在參加“察哈爾御侮救亡大會”的游行示威時，大喊“打倒南京政策”的口號，并組織群眾砸毀察哈爾省國民黨黨部

在《老百姓報》報社的外墻上也被刷上“為建立察省蘇維埃斗爭！”的大字標語。甚至在同盟軍收復察北失地的當口，臨時中央竟然命令北方黨組織“必須搶在馮企圖摧殘我們之前，先發(fā)制人”，在張家口及其附近地區(qū)發(fā)動以兵變?yōu)橹行牡母锩溲b暴動，企圖把抗日同盟軍變成紅軍，在國民黨統(tǒng)治地區(qū)建立蘇維埃政權(quán)。只是擬定中的暴動還未發(fā)動，馮玉祥就己下野，同盟軍也隨之瓦解。（《國共兩黨與察哈爾抗日》）

這些作法，給急于尋找借口鎮(zhèn)壓抗日同盟軍的蔣介石提供了便利，因此馮玉祥頭上除聯(lián)俄、聯(lián)日罪名外，又加上一條“赤化”。國民黨各級黨部紛紛炮制“察北赤化危機”、聲討赤化的輿論。就這樣，馮玉祥本想聯(lián)共東山再起，中共的激進政策卻成了其掌控局面的一大障礙。

中共領導的工農(nóng)運動讓張家口的局勢越來越緊張。馮采取一些措施限制中共的活動，如下令取消同盟軍總政治部，禁止宣傳隊上街講演，禁止呼喊“打倒南京政府”的口號，派人監(jiān)視平綏路工會領袖，改組有共產(chǎn)黨員參加的《國民日報》編輯部，不準登載有關紅軍蘇維埃的言論。

馮的這些行動對秉承激進政策的中共黨員來說無疑是在“出賣同盟軍”，因此他們提出“我們必須在同盟軍戰(zhàn)線內(nèi)部開展階級斗爭。馮下令不許士兵參加此運動，中共便組織士兵在軍營內(nèi)寫抗議書。中共還在抗日同盟軍各部隊中開展下層士兵運動，組織反長官斗爭。如第四師某部士兵開大會，將長官捆綁起來；騎兵五、六師在黨的領導下驅(qū)逐了長官李海青，“槍斃十余個法西斯蒂分子”；馮玉祥的衛(wèi)隊團則全體罷崗、罷操，以至交槍不干。士兵與長官的沖突走上極端尖銳的形勢。張家口氣氛一時緊張起來，張垣戒嚴，馬路上設雙崗。

終于，隨著中共與馮的關系不斷惡化，加上蔣介石派兵緊逼以及同盟軍內(nèi)部齟齬不斷，1933年7月底，內(nèi)外交困的馮玉祥決心迎宋哲元回察，取消同盟軍?？伤峙轮泄苍俑惴赐讌f(xié)運動，遂在一方面仍布置軍事行動，而實際上以極端秘密方式安排下野。同盟軍大部分高級將領也同意馮玉祥的做法。由吉鴻昌、方振武率領同盟軍一部由于執(zhí)行了中共進攻北平的激進策略，很快就被瓦解了。（李朝陽《馮玉祥與近代中國政治》）

此次失敗，更加深了雙方的芥蒂。馮玉祥在總結(jié)失敗原因時指責道：“一半固為抗日，而一半仍懷別種企圖。弟吾等又無確定之政治目標，使渠等（指中共）雖居異派之立場，而未能歸吾所利用。吾等在張抗日與渠等合作，既未能利用渠等，而吾等反為渠利用。故不能達于最后之抗日目標者，實多因此?！保ɡ畛枴恶T玉祥與近代中國政治》）”

此后馮玉祥完全喪失了軍事實力，中共也沒有再與其進行過實質(zhì)性的合作，但深深的不信任和反感已經(jīng)形成，這種印象正是促成馮玉祥日后成為中共領導人口中負面典型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