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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歷史#國家和帝國#政治與政府
圖片通過:蓋蒂圖片社
民主不是從古代雅典傳下來的火炬,而是一種全球通用的政府形式,今天可以教給我們很多東西
今天,許多人認為民主正受到威脅,而這在十年前似乎是不可想象的。1989 年柏林墻倒塌后,民主似乎是未來的發(fā)展方向。但如今,民主狀況看起來大不相同;我們聽說過“倒退”和“衰敗”以及其他對一種蔓延的威權主義的描述。一些歷史悠久的民主國家,例如美國,正在目睹對曾經(jīng)被認為安全的政府規(guī)范的違反,這在最近的美國國會大廈叛亂中達到頂峰。如果說民主是一把火炬,在燃燒之前閃耀了一段時間——想想古典雅典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城市共和國——這一切感覺好像我們可能正在走向一個新的黑暗時期。我們能做些什么來扭轉(zhuǎn)這種明顯的趨勢并支持民主?
首先,我們必須摒棄這樣一種觀念,即民主就像一把火炬,從一個領導社會傳遞到另一個領導社會。民主的核心特征——統(tǒng)治者只有在人民同意的情況下才能這樣做——并不是一次在一個地方發(fā)明的:它是在許多人類社會中獨立演變的。
幾千年來,跨越多個大陸,早期的民主是一種統(tǒng)治者與人民議會和議會共同治理的制度。從北美東北部林地的休倫人(自稱溫達特人)和易洛魁人(自稱豪德諾桑尼人),到古印度共和國,再到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城市治理例子,這些議會和議會很常見。古典希臘為這種民主實踐提供了特別重要的例子,希臘人確實給了我們一種思考民主的語言,包括民主這個詞本身。但他們并沒有發(fā)明這種做法。如果我們想更好地了解現(xiàn)代民主國家的優(yōu)勢和劣勢,那么來自世界各地的早期民主社會提供了重要的經(jīng)驗教訓。
早期民主的核心特征是人民擁有權力,即使多黨選舉(今天通常被認為是民主的明確特征)沒有發(fā)生。人民,或者至少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以許多不同的方式行使這種權力。在某些情況下,統(tǒng)治者是由議會或議會選出的,并且僅限于在平等中排在第一位。在其他情況下,統(tǒng)治者繼承了他們的地位,但在采取大大小小的行動之前面臨著征求人民同意的限制。早期民主的替代方案是專制,這是一種一個人通過他們招募和報酬的官僚下屬自行統(tǒng)治的制度?!皩V啤边@個詞在這里有點用詞不當,因為沒有人在這個職位上真正獨立統(tǒng)治,但它確實意味著一種不同的政治權力組織方式。
早期的民主治理在美索不達米亞和印度的一些古代社會中很明顯。在歐洲征服之前,它在美洲的許多地方蓬勃發(fā)展,例如東北部林地的休倫人和易洛魁人,以及毗鄰三國聯(lián)盟(通常稱為阿茲特克帝國)的“特拉斯卡拉共和國”。這在前殖民時期的非洲也很常見。在所有這些社會中,都有幾個決定性特征傾向于加強早期的民主:規(guī)模小,統(tǒng)治者需要依賴人民獲取知識,最后是社會成員在對統(tǒng)治者不滿意時退出到其他地方的能力。這三個特征并不總是以相同的方式存在,但它們共同有助于支撐早期的民主。
我是斜杠青年,一個PE背景的雜食性學者!?致力于剖析如何解決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問題!?使用數(shù)據(jù)和研究來解真正有所作為的因素!
1730 年的易洛魁聯(lián)盟地圖,由倫敦的詹姆斯·伯特 (James Burt) 于 1882 年復制。由匹茲堡大學達靈頓收藏提供
要了解專制——早期民主的替代方案——是如何運作的,我們找不到比東大帝國更好的例子了。東大最早的歷史朝代商周(公元前二千年和公元前一千年)都有通過軍隊和官僚機構進行統(tǒng)治的國王,沒有證據(jù)表明人民有會議或集會。專制一直是東大統(tǒng)治的一個幾乎恒定的特征,這表明它不是某種反?,F(xiàn)象,而只是一條與西歐社會不同的政治發(fā)展道路。東大模式在唐宋(公元 7 世紀至 13 世紀)達到頂峰,涉及通過基于公務員考試的精英招聘制度將政治精英納入國家。東大公務員考試——后來讓弱小國家的歐洲人驚嘆不已——其目的與議會沒有太大不同,但方式卻完全不同,因為選出代表的不是當?shù)厝恕?/p>
當然,簡單地回歸早期民主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但早期民主確實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現(xiàn)代民主經(jīng)驗的弱點。仔細研究早期的民主反過來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我們可以做些什么來確保今天的民主實現(xiàn)了民主的基本理念:將權力帶給人民。
早期民主與我們今天的民主國家之間的第一個區(qū)別是,這種早期的統(tǒng)治形式是一種小規(guī)模的現(xiàn)象。在某些情況下,治理僅在一個小社區(qū)的層面進行,例如居住在密蘇里河上游岸邊的美洲原住民群體 Hidatsa 的情況。當治理像這樣是地方性的時,議會往往會非常頻繁地開會。在其他情況下,例如美索不達米亞的馬里王國,存在更大的政體,但早期的民主仍然是通過各個城鎮(zhèn)的集會實行的地方現(xiàn)象。這些會議可能會考慮如何分配稅收。很少看到早期的民主國家擁有更大規(guī)模的議會,吸引了來自多個地點的成員,就像休倫聯(lián)盟一樣。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盡管休倫人移動了大片區(qū)域,但集中聚落的領土仍然緊湊,東西長約 56 公里,南北長約 30 公里。與現(xiàn)代民主國家相比,人口同樣少,休倫聯(lián)盟大約只有 20,000 人。
小規(guī)模對政治的性質(zhì)具有關鍵影響;在古典雅典、希達察人和馬里王國,那些有權參與政治的人傾向于以非常直接和密集的方式參與政治,特別是在地方議會中。在現(xiàn)代民主中,參與非常廣泛——通常比早期民主更廣泛——但也不深入;對于我們大多數(shù)人來說,它僅限于每隔幾年在選舉中投票一次,而在這些時刻之間,其他人會做出決定。正如自現(xiàn)代共和國誕生以來精明的觀察家所指出的那樣,這種安排的潛在風險是,公民可能會對每天實際管理政府的人民以及他們可能受到的特殊影響產(chǎn)生不信任。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今歷史悠久的民主國家中,存在著一種強有力的相關性,即人口較多的國家往往對政府的信任度較低。
人們需要新的投資,更好地將公民與政府聯(lián)系起來
解決規(guī)模問題的一種方法是將更多的權力下放給州、省和地方。今天有一些人,例如美國政治分析家尤瓦爾·萊文(Yuval Levin),他們在這里援引了輔助性原則:將權力下放到可行的最低水平。在一些西方民主國家,如加拿大、德國或美國,聯(lián)邦制度的存在確保了許多政策已經(jīng)如此,但這種策略只能到此為止。例如,在外貿(mào)、外交或緊迫的憲法問題等關鍵問題上,個別州、地區(qū)或省制定自己的政策是不切實際的。
如果人們不能回到“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性的”,那么另一種選擇就是看看可以做些什么來更好地將公民與遙遠的國家聯(lián)系起來。從歷史上看,這種情況發(fā)生的一種方式是通過對信息傳播的投資。
美國早期的共和國為政府投資克服規(guī)模問題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例子。詹姆斯·麥迪遜在《聯(lián)邦黨人 10 號》(1787 年)中寫道,一個大共和國自然會比一個小共和國遭受更少的動蕩,但在憲法批準幾年后,他開始唱出一種非常不同的曲調(diào)。在一篇題為“公眾輿論”的文章中,麥迪遜寫道,在一個龐大的共和國中,人們很難了解政府。因此,他主張補貼發(fā)行報紙,這促成了 1792 年《郵政服務法》的通過。
今天的世界與 1792 年大不相同;如果公民愿意,他們可以淹沒在信息和虛假信息中。這表明我們需要考慮新的投資,通過為公民提供與現(xiàn)實相關的信息來源,更好地將公民與政府聯(lián)系起來,并且就美國而言,這將避免煽動長期存在的種族主義的火焰。在一些國家,尤其是美國和英國,當?shù)孛襟w雖然比全國性媒體更受信任,黨派色彩更小,但面臨的經(jīng)濟狀況正在導致其消失。對當?shù)匦侣劽襟w的補貼可能是物有所值的錢,就像美國國會在 1792 年投票通過的補貼是適當?shù)囊粯印?/p>
如果大規(guī)??赡軐е聦γ裰鞯牟恍湃魏兔撾x,那么一個密切相關的問題就是兩極分化。兩極分化可以有多種形式,例如涉及同一地點不同階層人群之間的緊張關系,或生活在不同地點的人之間的意見分歧。在當今廣泛的民主國家中,兩極分化越來越多地采用后一種形式,那些位于大型國際化城市中心的國家獲得了與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世界觀,無論是涉及美國的農(nóng)村地區(qū),還是英國的偏遠城市中心,或者土耳其更多的城市和西部地區(qū)與更東部的地區(qū)之間的對比。在許多此類案例中,政治學家已經(jīng)表明兩極分化是不對稱的,因為政治右翼是走向極端的主要因素。早期民主國家的人們并不不知道地理兩極分化的問題,他們找到了解決這一問題的創(chuàng)造性方法。雖然我們不能簡單地復制他們找到的解決方案,但我們?nèi)匀豢梢詮乃麄兩砩蠈W習。
考慮一下克萊斯特尼從公元前 508 年開始在雅典實施的改革的例子。在此之前的幾十年里,雅典人已經(jīng)發(fā)展出一種集體治理形式,由梭倫在公元前 6 世紀早些時候建立的四百人委員會。它由來自四個歷史部落各的 100 名成員組成,這些部落可能主要是基于親屬或職業(yè)的,具體取決于人們考慮的來源。雖然這種制度為每個部落提供了平等的代表權,但如果這些群體之間存在敵意——甚至可以說是兩極分化——但代表制可能會加劇這種緊張關系。為了改變現(xiàn)狀,克萊斯特尼在公元前 508 年掌權后,通過廢除四個傳統(tǒng)部落并創(chuàng)建 10 個新部落來取代它們,從而改造了雅典社會。亞里士多德后來講述了克萊斯特尼改革的一個關鍵因素:他通過抽簽將被稱為 demes 的各個當?shù)厝巳悍峙涞?10 個新部落中的每一個部落中,從而“混合”了前四個部落的成員。亞里士多德進一步指出,克萊斯特尼確保新部落在地理上不會集中;相反,每個人都擁有來自城市、海岸和阿提卡半島內(nèi)陸的 deme 會員。
今天兩極分化社會中的人們可以從易洛魁氏族制度中學到一些東西
重要的是,克萊斯特尼的改革原則遠非獨一無二;我們有雄辯的例子,表明在多個大陸的其他早期民主國家中,人們或多或少地做著同樣的事情。為了看到這一點,我們可以回到休倫人和易洛魁人社會的例子,每個社會都像雅典人一樣被劃分為不同的部落,并且地理上劃分明確。這似乎是一個部落間沖突的成熟系統(tǒng)。但休倫人和易洛魁人有一個巧妙的制度來對抗地方主義和兩極分化。他們不僅將社會劃分為由村莊組成的部落,而且還劃分為跨越部落劃分的氏族。因此,如果您是易洛魁聯(lián)盟卡尤加部落中單個村莊的狼氏族成員,舉個例子,那么您與其他村莊的卡尤加氏族成員有自然的聯(lián)系,并且您也與其他易洛魁部落的狼氏族成員有聯(lián)系。該系統(tǒng)的明確意圖是通過減輕部落界限的兩極分化來更好地將社會聯(lián)系在一起。
今天兩極分化社會中的人們可以從易洛魁氏族制度和雅典 10 個部落中學到一些東西。隨著人們在美國等國家變得越來越部落化,也許人們可以從真正有部落的社會中學到更多。教訓不是建立人脈自己的新部落或氏族:而是研究不同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如何幫助生活在不同地方、來自不同背景和持有截然不同信仰的人們建立聯(lián)系。這里的想法是通過跨越兩極分化的界限建立新的聯(lián)系來幫助加強和統(tǒng)一社會。
他沒有國家官僚機構是早期民主被證明是許多社會如此穩(wěn)定的統(tǒng)治形式的主要原因。除了說服能力之外,幾乎沒有自主權力,那些想以獨裁者身份統(tǒng)治的人發(fā)現(xiàn)自己沒有辦法這樣做。另一方面,在許多早期民主國家,那些對中央決定不滿意的人可以簡單地拒絕參與,甚至撤遷到一個新的地方。這就像今天的許多在線社區(qū)一樣,那些處于中心地位的人,有時被稱為“終身仁慈的獨裁者”,沒有選擇以獨裁者的身份進行統(tǒng)治,因為他們依賴于個人提供的投入和服務,而這些人可能只是拒絕參與或搬到其他地方。
現(xiàn)代民主缺乏早期民主國家所享有的免受中央權力的保護。同時,擁有一個強大的中央國家可以讓一個社會實現(xiàn)普及教育和繁榮等目標,僅舉幾例。那么問題是如何在維護民主的同時與一個國家共存。這樣做需要對中央國家權力的侵犯保持警惕,而不是希望一個國家的憲法本身可以提供足夠的保護,尤其是在美國的案例中,該文件是在遙遠的建國時刻制定的。
那些辯論 1787 年美國憲法的人認識到中央州的侵占所帶來的危險。他們達成的妥協(xié)導致了一系列廣泛的制衡,旨在實現(xiàn)國家權力,同時也限制國家權力。美國前總統(tǒng)唐納德·特朗普的政府表明,盡管采取了所有預期的保障措施,但行政權力仍可能猖獗。在一些東歐國家,類似的模式已經(jīng)發(fā)生,甚至走得更遠。在1990年代,人們認為維護民主的制衡將涉及加入歐盟并遵守其廣泛的超國家規(guī)則,但這十年來,匈牙利的青民盟黨及其波蘭的法律與正義黨已經(jīng)證明,在沒有歐盟成員資格作為有效后盾的情況下,有可能打破許多民主規(guī)范——事實上改寫正式規(guī)則。從所有這些案例中得到的教訓似乎是,雖然設計好憲法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在那之后,面對行政權力保持健康的民主需要時刻保持警惕,也許比人們習慣的更警惕直到很晚。
近幾十年來,總統(tǒng)權力大幅擴張,對美國民主構成威脅
限制行政權力的最極端方法——同樣是回歸早期民主——是通過既不允許常備軍也不允許稅收官僚機構來大幅限制行政權力。人們可以想到美國參議員特德·克魯茲(Ted Cruz),他在2015年作為總統(tǒng)候選人提議廢除美國國稅局??紤]到三十年戰(zhàn)爭(1618-48)后普魯士專制主義如何扎根的例子,18世紀的思想家們特別認為常備軍會招致暴政。但在人們對這種可能性表示最深切擔憂的地方——英國及其定居者殖民地——中央國家最終崛起以榨取資源和使用強制武力并沒有導致民主的消亡。這樣做的原因是,當首先建立協(xié)商統(tǒng)治的深厚傳統(tǒng)時,行政人員和人民代表就有可能共同建立和控制一個國家。關鍵問題是順序問題之一: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在某種形式的集體統(tǒng)治之前出現(xiàn)的,還是相反?
當集體治理先于國家建設時,這有助于確保民主,但僅靠這個順序并不能確保民主。最終,立法者個人以及選舉他們的人來反對行政人員積累更多權力的企圖。在像匈牙利這樣缺乏悠久民主統(tǒng)治傳統(tǒng)的國家,這種機制失敗似乎并不奇怪,但在像美國這樣的國家,看到特朗普政府采取的不自由行動更令人驚訝,最常見的是行政命令的結(jié)果。
就美國而言,有一種論點認為,特朗普政府之所以能夠走到這一步,是因為近幾十年來,總統(tǒng)權力大幅擴張,最終對人們的民主構成了風險。著名法律學者布魯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在十年前出版的一本書中寫道,這種趨勢——在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時期都發(fā)生過——帶來了白宮可能成為“魅力極端主義和官僚無法無天的平臺”的風險。人們應該對這樣的警告更加警惕。
教訓很明確:如果人們認識到民主的歷史比人們通常認為的要廣泛和深刻得多,人們就最有能力維護他們自己的民主??v觀歷史,世界各地的人們都設計了民主制度并實踐了民主。人們可以從他們的經(jīng)驗中吸取教訓,看看今天的民主可以如何得到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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