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的雨夜，你到底想說什么？”隨行秘書低聲問道。耿飚站在地拉那使館昏黃的燈下，只回了四個字：“援助方式?！彼[起眼，盯著院子里那兩排整裝待發(fā)的卡車，車頭上鮮紅的五星在雨水里閃動，這一幕讓他更加堅定了把意見直接寫進電報的念頭。

外人看去，中國對阿爾巴尼亞慷慨解囊，熱火朝天；耿飚看進去，卻是另一番復雜的賬本。一個月里，他跑了十三個廠房，五個工地，發(fā)現(xiàn)機械設備常年閑置，物資轉手即浪費。傍晚回到使館，他翻著統(tǒng)計表自言自語：“白送出去的是真金白銀，可成效呢？”語氣里透著焦灼。

耿飚并非從外交口起步。1934年湘江邊，他還是第四團團長，帶兵頂著湘軍十五個團的火力開路。槍林彈雨里，他換了三把馬刀才沖下陣地。正因為那股子迎難而上的狠勁，1950年春節(jié)剛過，中央突然將他調進外交部。“軍人也得學洋文?！睏畹弥敬蛉に?，他哈哈一笑：“學不會就捂著字典上桌。”幾個月后，他成了新中國派往瑞典的首位大使。

多年摸爬滾打，他練出一套“兵法式”外交：踏勘現(xiàn)場、親自拉關系、不做空頭報告。1956年在伊斯蘭堡，他陪米爾扎打獵半天，卻只為一句話——“先通航線，再談貿易”。對方被他的直率折服，半年后中巴航班首飛。成功經(jīng)驗讓他明白，援助并非簡單的給與，而是一種交換，一種平衡。

所以當他登陸巴爾干，看到對阿援助“有求必應”的模式，第一反應就是：如此下去，雙方都會陷入資源與信任的雙重消耗。于是那封署名“耿飚”的長信在北京的案頭出現(xiàn)。信里，他列出三條：援助項目需論證、資金投入需分段、管理隊伍需常駐。末尾一句極短——“盲目慷慨非長久之計”。

文件很快輾轉至中南海。李先念看完，放下茶杯，半晌才道：“我對這事也有意見，可一直沒逮到機會說。”幾小時后，他批了“閱”字，又壓上印章。第二天清晨，周恩來帶著文件進了毛主席書房。主席戴著眼鏡，慢條斯理翻頁，突然抬頭：“老耿是個好大使。”短短九個字，讓政策方向悄然生變。

調整并非一紙令下即可落地。耿飚重新奔走在工廠工地，開始執(zhí)行“項目對等”原則：技術培訓放在首位，物資分批送達，阿方要派專業(yè)人員同崗學習。有人嘀咕他“摳門”，他笑答：“精算不是小氣，是負責。”一年后，當?shù)匾患一蕪S首次滿負荷運轉，阿方報紙罕見地用整版刊出“中方援助成果”四個黑體字，他把那張報紙折好寄回北京，附言只有一句：“數(shù)據(jù)勝過口號?！?/p>

1971年，他結束阿爾巴尼亞任期返京，衣兜里裝著滿是油漬的筆記本。李先念見面時拍著他的肩膀說：“膽子不小，可干得漂亮?！彪S即把他推上了更高的平臺。1978年全國人大會議，他被選為副總理，負責外事和兵器工業(yè)。有人問他從戰(zhàn)壕到談判桌有什么秘訣，他晃晃腦袋：“一句話，別怕講真話?！?/p>

耿飚的性子里有股軸勁。瑞典工廠參觀時，他為了看清機床轉速，不顧禮儀湊得太近，被鐵屑蹦到眉毛；伊斯蘭堡的高原公路勘測，他執(zhí)意徒步八公里，鞋底磨穿。有人說他不懂外交場合的“圓滑”，他反問：“圓滑能修路嗎？”話糙理不糙。

回望1969年的那場秋雨，耿飚后來形容：“做外交，不能只做朋友，還得做賬房先生?！彼麍猿值脑瓌t后來寫進了援外條例：先調研、后援助、重效益。文件沒有署名，熟悉內情的人卻曉得那背后是一封夜雨中寫的電報。

2000年6月23日，耿飚病逝于北京301醫(yī)院。遺體告別那天，老兵、外交官、工程師擠滿禮堂。有人在花圈上寫了八個字：“敢言真話，善干實事。”雖然簡短，卻貼切。他生前不愛鋪陳，今日悼詞也同樣簡潔——耿飚，將軍，也是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