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訴法第九條第二個需要關注的點，是這項義務對應的權利主體范圍。既然明確了某安、某法、某檢的義務，那么這項權利的主體就擴大到了所有訴訟參與人，也就是說，該義務的服務對象是所有訴訟參與人?！八性V訟參與人意味著什么呢？這意味著我們常說的被告人、法定代理人（比如未成年人的監(jiān)護人，以法定代理人身份參與訴訟的），還有我們辯護人、律師，包括鑒定人、證人等，大家都享有這項權利。而保障這項權利實施的主體，不僅僅是某安，還包括某檢和某法，所以這條規(guī)定其實考慮得很全面 —— 在這項權利保障中，某安、某檢、某法三方?jīng)]有任何推諉的空間，三方都負有這項義務，都適用“應當”的要求；而權利保護的對象，包含了全部訴訟參與人，不只是被告人和辯護人，還包括證人、鑒定人、法定代理人等。

第三個需要關注的點，是這項權利存在明確的范圍框定，這個框定就是用本民族語言文字。也就是說，刑訴法所保障的這項權利，僅限于本民族的語言文字?！氨久褡逭Z言文字”意味著什么呢？我們可以看看現(xiàn)在案例庫或者訴訟網(wǎng)上的類似案例，會發(fā)現(xiàn)很多相關訴求最終都被駁回了，這是為什么呢？實際上，絕大部分辯護人提出的訴求是這樣的：比如在某個案件中，被告人稱帽子叔叔訊問時沒有用普通話，而是用了當?shù)胤窖?，很多話自己聽不懂；或者某檢在批捕前提審時，全程使用方言，自己并非本地人，一句都沒聽懂，只能被動回應 “哦”，最后在筆錄上簽了字，因此認為對方侵犯了自己的權利，應當提供翻譯卻未提供，所以這段時間的口供都應被排除。我們在法律文書網(wǎng)上能看到不止一個這樣的案例，辯護人都是引用第九條提出主張，但實際上，用這種方式引用第九條是行不通的。

為什么行不通呢？因為第九條所保障的權利并不包含方言。剛才提到的情況，本質(zhì)上雙方使用的還是中國話，只是存在方言差異，而方言并不在第九條的保障范圍內(nèi)。原因很簡單，第九條第一句就明確框定了范圍是“本民族語言文字”，強調(diào)的是“民族語言文字”，而非各個地方的方言。所以，有些律師雖然在使用第九條，但實際上用錯了，對這條規(guī)定的適用范圍存在誤解。

另外，第九條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如果我們梳理相關規(guī)定就會發(fā)現(xiàn)，帽子叔叔的《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guī)定》第十一條，以及某委的《實施條例》第八十八條，都涉及到了類似問題，核心內(nèi)容都是：訊問或詢問不通曉當?shù)卣Z言文字的人，應當配備翻譯。這些細化的條款，實際上都與刑訴法第九條相對應。而且，某委的《實施條例》第八十八條規(guī)定得更為細化，其中明確提到“應當有人員進行翻譯，并且詢問結束以后，還要有翻譯人員在筆錄上進行簽名”，對翻譯的實施和后續(xù)流程都做了更具體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