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少無知那會兒，一直以為那個“片板不得入?！钡慕Ａ钍菨M洲人最先搞出來的。后來讀書多了點，才知道“片板”這句名言的發(fā)明權(quán)原來在朱元璋的手里（《明史·卷二百五·列傳第九十三》）。等到書讀得再多點，又發(fā)現(xiàn)原來朱老板也是照抄前朝的作業(yè)——中國歷史上最早搞禁海的，居然是元朝的蒙古人。

而元明清三朝之所以搞禁海，看著好像緣由不一，其實細究起來都是一回事。

說起我國的海外貿(mào)易，那可真是源遠流長。早在春秋戰(zhàn)國，我們的祖先就已經(jīng)在跟周邊近海國家互通有無，漢朝的商船最遠跑到了印度；三國時北方的曹魏專注對日貿(mào)易，南方的孫吳一門心思在南洋發(fā)財，只有不靠海的蜀漢撈不著賺外快，所以噶得也最快……兩晉南北朝時期，我國與南洋（南海）、西洋（印度洋）沿岸諸國已經(jīng)形成固定航線，貿(mào)易往來日益頻繁；到了隋唐，因為陸上絲綢之路時常阻塞，海上貿(mào)易愈發(fā)興盛，掛著日月星三辰旗的大唐商船最遠出現(xiàn)在了波斯灣；至于兩宋，那就更不用提了——因為重商，又不限制土地兼并，所以趙家皇帝壓根就從土坷垃里扒拉不出幾個錢，只能另辟蹊徑，尤重海貿(mào)。

特別是南宋，商稅一度占到朝廷收入的六成以上，其中三分之一來自海貿(mào)。可以說南宋在內(nèi)憂外患層出不窮的情況下還能享國152年，尤其是以江南半壁獨抗蒙古達46年之久，海貿(mào)的巨額收入居功至偉，不可替代。

后來之所以抗不動了，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國內(nèi)生產(chǎn)被連綿不絕的戰(zhàn)爭破壞得太嚴重了，無法為海貿(mào)提供穩(wěn)定的貨源。這下財政就入不敷出了，逼得賈似道不得不弄出個公田法，想回頭再從土坷垃里刨食吃，結(jié)果激怒了國內(nèi)的一眾大地主，大宋朝隨之樹倒猢猻散。

元朝的蒙古人更重商，海貿(mào)搞得更加肆無忌憚，關稅收入甚至比南宋還要高出一大截。可突然有一天晴空砸下一道霹靂，大元朝居然要禁海了，這又是咋回事？

01

話說從匈奴到滿洲，在所有北方游牧/漁獵民族中，蒙古人特征最鮮明的一點，就是賊愛錢，而且死要錢。

當然不是說別人就跟小錢錢有仇，只不過蒙古為了錢，真能不要命。

最典型的就是別人想發(fā)財，都去南犯中原，偏偏蒙古人就不走尋常路。一開始他們無論是揍黨項、削女真，還是欺負南宋，幾乎都心不在焉。那這幫家伙的心思放在哪兒了？答案是差不多壓上全部家當跑去西征，而且不但一征就征出去個幾萬多里地，還一口氣連征三回，簡直上癮。

為毛？因為一個蒙古的商隊去西邊賣貨，結(jié)果被花剌子模給搶了，然后鐵木真就怒了。畢竟在整個十三世紀，從來就只有蒙古欺負人，什么時候讓人欺負過？所以蒙古大軍立刻跑去報復，然后就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沒想到本以為除了沙子什么都不長的西邊原來這么有錢，更沒想到本以為很能打的西邊蠻子原來這么弱，搶劫他們豈不比去硬啃中原的夏金宋什么的劃算得多？

所以蒙古人才不惜代價的三次西征，搶了多少地盤還在其次，更關鍵的是擄掠到了海量的財富和人口，從此富得流油，這才是他們后來橫掃中原最大的底氣所在。

忽必烈稱帝立國后，仍念念不忘這條發(fā)財捷徑。所以以往無論漢胡王朝都基本無視掉的緬甸、安南、日本乃至爪哇，他都派兵去打算搶一把，結(jié)果無一例外遭到慘敗。這下非但沒撈到外快，反而虧了老本。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甭管是阿里不哥還是海都、昔里吉和乃顏等忽必烈的反對者都不消停，蒙古內(nèi)戰(zhàn)簡直一刻都停不了。所謂大炮一響，黃金萬兩，龐大的軍費開支仿佛一張無底的巨口，甭管朝廷能收進來多少錢，投進去連個響兒都聽不著。

忽必烈的解決辦法是讓色目人阿合馬當財相，而后者也不負眾望，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里雖是左支右絀，但竟然愣是支撐著大元朝的財政沒垮掉。

阿合馬搞錢的訣竅，叫“量出為入”。

啥意思呢？就是忽必烈要花多少錢，他就收多少稅。舉個例子——至元十七年（1280年）的時候，為了滿足皇帝的要求，阿合馬在京兆等路（大概相當于今天的陜西?。┦樟?.9萬錠鈔的稅，收得關中內(nèi)外饑民遍地，百姓只能靠賣兒鬻女勉強求生。次年忽必烈想要決戰(zhàn)，當然胃口大開，直接張嘴要三倍，然后阿合馬反手就給京兆等路攤派了個5.4萬錠鈔……

這已經(jīng)不是把地皮刮出火星子的問題了，而是直接挖出巖漿子了。

反正在阿合馬的“天才”治理下，大元朝的老百姓根本沒活路，各地義軍風起云涌……但有個鳥用？再多的烏合之眾，還能打得過天下無敵的蒙古鐵騎不成？

但用強盜的手段治國，總不是長久之計。所以忽必烈趁阿合馬被仇家刺殺的機會，換了個叫盧世榮的漢人當起了財相。為啥用老盧呢？因為這貨雖然是個河北人，但頗得隔壁東北大忽悠的真?zhèn)?，三言兩語就把忽必烈給忽悠瘸了。

老盧對老忽說，阿合馬那套竭澤而漁的強盜打法，你們蒙古人呆在草原上時用用或許還行，但放在中原肯定不合適。因為中原多肥啊，財富像韭菜一樣永遠都割不完，但前提是你不能一次性的把韭菜的根都給刨了?。克哉_的做法是放水養(yǎng)魚，把豬養(yǎng)肥了再宰。

忽必烈信了盧世榮的邪，讓后者按自己的想法搞財政改革，但沒過多久就后悔了。為啥？因為老盧的打法好是好，就是見效太慢。沒準等豬養(yǎng)肥了，坐在桌邊等著吃肉早換成了阿里不哥或是海都、昔里吉什么的，他老忽早就被攆跑，或者墳頭草都綠好幾茬了。

所以他要求盧世榮，長治久安得有，快錢熱錢也不能少。做不到哪一條，朕都要取你的狗頭！

老盧這個愁啊——我要有這種神仙本事，還給你打工？最后走投無路之下，他終于把主意打到了海貿(mào)上。

02

我國海外貿(mào)易的歷史雖然源遠流長，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都是處于野蠻生長，或者更準確的說是沒人管的狀態(tài)。簡單說就是只要你有船、有貨、摸到了一條航線，就能出海賺錢，還沒人找你收稅。

直到顯慶六年（661年），唐高宗李治才往廣州派了個職務叫市舶使的官員，專門向來華貿(mào)易的船舶征收關稅，同時為宮廷采購舶來品以及管理貢物。 到了開元年間，唐玄宗李隆基又將這個臨時的差遣調(diào)整為專門管理海外貿(mào)易的官府機構(gòu)，叫市舶司。從此直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撤銷全國所有的市舶司，這個機構(gòu)一直為歷朝管理海外貿(mào)易，功能有點類似于今天的海關。

之所以說“有點”，是因為市舶司的職能可比海關花哨多了。除了特殊的貢品管理外，關稅通常還要還分為船稅和貨稅分別征收。比如宋朝不但要征收最高達貨值四成左右的關稅，對貨品在國內(nèi)的分銷還強制拍賣并從中賺取巨額利潤。像南宋初年的朝廷歲入還不到一千萬貫，其中市舶就貢獻了二百萬貫，占據(jù)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但市舶司能管到和賺到的，大多是人生地不熟的外國船和外國貨。而在傳統(tǒng)的農(nóng)業(yè)時代，國內(nèi)除了少量權(quán)貴巨富外，對舶來品的需求并不旺盛。相反由于在歷史上的絕大部分時間里，我國的文明和生產(chǎn)力水平在世界上都處于斷崖式的領先，海外對國內(nèi)商品，尤其是絲綢、瓷器、茶葉乃至于書籍、銅錢等都長期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tài)，販賣的利潤高得嚇人。

有多嚇人？舉個例子——明朝中期時國內(nèi)最好的生絲是湖（州）絲，行情最好的時候每斤也不過值銀一兩?？赡呐率琴|(zhì)量最一般的生絲賣到日本，都起碼能賣到五兩銀子，最少是五倍的利潤。

馬總說過，如果有10%的利潤，資本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資本論》第871頁）——那么動輒就是五倍十倍甚至更高的利潤，是不是就會讓無數(shù)人都不把誅九族當回事了？

事實也確實如此。

大海風波險惡，那年頭無論造船還是航海的技術(shù)水平又非常原始，在海上討生活跟把腦袋系在褲腰帶上沒區(qū)別。就拿著名的鑒真東渡日本為例，前后歷時11年，其中3次被官府攔截，兩次被風暴吹跑偏離了航線（一次吹到了舟山，一次更是離譜到了三亞），直到第六次才勉強抵達，而且同行的三條船還跑丟了兩條……

這已經(jīng)是運氣爆棚的結(jié)果，畢竟命保住了不是？

要知道在唐朝時，對渡日的航線以及洋流已經(jīng)掌握得非常完善和成熟了，而且還是在相對平靜且安全的東海上航線。要換成條件復雜惡劣得十倍不止的南洋或西洋，發(fā)出去十條船能回來一兩條，沒準船東都會覺得自己走了狗屎運。

因為哪怕只回來這么一兩條船，就能彌補所有的損失，而且還能賺到巨利。所以在大海上，永遠不會缺乏亡命徒。而這些不把自己的命當回事的人，會拿別人的命當回事？

所以無論古今中外，起碼在近代以前，海商等于海盜，商船等于海盜船基本上就是全世界的共識，我國當然也不例外——最早名現(xiàn)于史書的海盜是一個叫張伯路的河北人，時間在東漢。此后像三國的“海賊胡玉”以及東晉的孫恩、盧循等，都是杰克船長似的人物。

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在靠了港、上了岸以后，就是規(guī)規(guī)矩矩的商人。即便是下了海，也是該運貨運貨，該貿(mào)易貿(mào)易。只不過遇到了沒本錢的買賣，他們也不介意請那些倒霉蛋吃碗板刀面或是餛飩面。

因此可以說，在那個年頭下海的，就沒個好人。

對于這種人，歷朝官府自然不會有啥好感，只要遇到了就是該抓抓、該殺殺，從來不會客氣。像鑒真東渡總是被抓回來，原因即在于此，要不是他名聲太響又太好，估計早被當海賊砍了。

所以在歷朝的官方態(tài)度上，遠在天邊的蠻夷屁顛屁顛的渡海過來給他們送錢、送稀罕玩意，還是普遍比較歡迎的。但國人閑著沒事跑到大海上，甭管是做正經(jīng)生意還是半商半盜或者干脆當海盜，都太危險了，管理成本也太高了。因此能抓抓、能殺殺，反正都不輕饒。區(qū)別只在于有的管得嚴點，有的管得松點罷了。

總結(jié)就是，外國人跑來甭管進口還是出口，都歡迎；反過來要是國人干這行，哪朝哪代都不樂意——如果這也算禁海，那從秦到清幾乎就沒哪個朝代是不禁的。

03

一個重要的改變出現(xiàn)在南宋的中后期——因為長期對金、對蒙征戰(zhàn)，南宋財力入不敷出，不得不千方百計找錢填窟窿。而趙氏君臣想到的辦法之一，就是全面開放海禁，允許國內(nèi)海商自行造船、出洋貿(mào)易，然后抽稅。

其實這也是無可奈何下的現(xiàn)實選擇。前文說過，早在漢朝起我們的先民就駕著船往印度、中東跑，難道是去釣魚？當然是為了做貿(mào)易賺大錢，間或打個劫啥的……既然官府雖無明文禁止，但始終持敵視乃至打擊的態(tài)度，所以他們想納稅、想做正經(jīng)生意都不可能，那就只好走私嘍。

還是從秦漢到明清，這種走私活動從未停止過。而且哪朝禁海禁得越厲害，他們就走私得越來勁……

所以南宋朝廷也想開了，反正也管不了，不如大大方方予以其合法身份，再從中大撈一票。

事實證明他們的選擇非常明智。自從全面解除海貿(mào)限制以后，南宋海商迅速取代了阿拉伯商人成為東亞—中東航線上的霸主，并建立了四通八達的海上商路。在東至日本西抵波斯灣的港口和海面上，隨處可見南宋商船和商人的身影，并迅速積累了巨額財富。而南宋朝廷也因此獲利頗豐，才能硬抗蒙古近半個世紀之久。

蒙古滅南宋時，沿海地區(qū)基本都是傳檄而定，破壞并不大。因此元朝基本繼承了南宋的海貿(mào)遺產(chǎn)，只需改頭換面一下，拿來就能用。更重要的是，哪怕宋朝已經(jīng)是漢人王朝里邊最重商的一個了，但跟蒙古人比起來還得甘拜下風。畢竟人家百無禁忌，連人都滿世界地賣——尤其是蒙古本族奴隸，在當時最搶手，一眾王公權(quán)貴為了賺錢甚至打起了自家軍隊的主意，還有什么生意是他們不敢做的？

因此元朝的海貿(mào)繼續(xù)熱火朝天，市舶收入一度超過了南宋，直到至元二十二年（1283年）被逼急了的盧世榮，為了搞快錢應急弄出了“官本船”制度。

什么是官本船？自從有了海貿(mào)以來，甭管是以前的走私還是南宋解禁以后，國內(nèi)貨物出口基本都是民間自營為主，官府只管抽稅，并不集中大規(guī)模的造船下海。

可盧世榮發(fā)現(xiàn)，哪怕他們抽稅抽得比最不要臉的南宋還不要臉，但所得與海貿(mào)的巨大利潤相比，也不過是九牛一毛。其實這也很好理解——哪怕在監(jiān)管技術(shù)手段無比先進的今天，偷逃關稅也無法根絕，更何況在幾百上千年前？

老盧還發(fā)現(xiàn)，要想從海貿(mào)的巨額利潤中撈取更大的份額，就不能只蹲在家里收稅，必須也下到海里去做買賣，成為海商的一員。

再一想，好像做海貿(mào)也沒那么難，誰還不是造幾艘船、再拉上貨下海，回來就賺到至少幾倍的利？咱朝廷雖然成天鬧錢荒，那是攤子鋪太大，但跟海商比，絕對拔根腿毛都比他們的腰粗。

于是他興沖沖的搞起了個“大元皇家海運”，結(jié)果還沒折騰個幾回，就賠了個底掉。

老盧這下冷靜了下來，沉下心思用心研究了一下，發(fā)現(xiàn)這個海貿(mào)看似簡單，其實一點也不簡單。

04

前文說過，那個年頭下海都是把腦袋系在褲腰帶上，所以個個都是亡命徒。而且要想賺大錢，更得發(fā)揮主觀能動性，積極尋找新航線、新港口、新銷路。這也是為啥民間私商做海貿(mào)能做得風生水起，盧世榮弄出來的“國企”就無比拉胯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畢竟前者是賣自己的命給自己賺錢，后者卻是賣自己的命給公家賺錢，那勁頭能一樣嗎？

其實這個問題還好解決，而且老盧很快就想到的解決方案。那就是搞公私合營——朝廷負責出本錢，私商負責下海，賺了錢大家分，簡直完美。

但有個問題卻是沒法解決的。

起碼在近代以前，全世界的海上貿(mào)易都有兩個顯著的特點。其一是壟斷，其二就是必須有強大的武力護航。

壟斷這條很好理解。像明朝中期時江南的普通生絲要是在國內(nèi)賣，每斤只能賣到150~200文錢，但販運到日本就至少值5兩銀子，增值了20多倍。為啥這么賺？跟小本子是不是人傻錢多其實沒多大關系，原因就在于壟斷——當時的對日航線基本被江浙地區(qū)的海商壟斷，他們結(jié)成價格同盟，反正就得這個價賣生絲。誰敢壓價，分分鐘弄死他。

要是沒有壟斷，今天你賣5兩，明天我就賣4兩，反正還有巨利，誰怕誰？而價格戰(zhàn)的結(jié)果，就是海貿(mào)的利潤無限接近于成本，沒準還得賠本賺吆喝，那大家還那么玩命到底圖個啥？

所以壟斷，必須壟斷。

不光東方如此，西方更甚，而且更早的意識到了這一點。早在大航海時代之初，教廷就搞出來個“教皇子午線”，規(guī)定西邊是西班牙的專屬貿(mào)易區(qū)，東邊則歸葡萄牙。

兩牙的貿(mào)易壟斷有多嚴重？舉個例子，當時葡萄牙在東南亞以近乎白菜價收購以胡椒為代表的香料，然后販賣到不愛洗澡也不會做飯的歐洲，立刻搖身一變只有極少數(shù)人才消費得起的天價奢侈品。當時歐洲流行過一首歌謠，唱得就是胡椒——“關起窗來別讓風吹走，富商們拿著鑷子數(shù)胡椒，一粒一粒又一?！保梢娖鋬r值之不菲。

如此高額的利潤，惹得一眾歐洲國家分外眼紅，就都跑去亞洲搶食吃。這下壟斷沒了，壓價有了，胡椒等香料的價格很快就從云端栽進了人間，搞得一大堆東印度公司紛紛破產(chǎn)，這下誰都賺不到錢了。

那咋辦？還得壟斷唄。既然文的壟斷沒了，那就來武的。于是西奧（斯曼）、英西、西荷、英荷戰(zhàn)爭相繼爆發(fā)，打起來的理由千千萬，其實大伙心里都有數(shù)，爭的就是貿(mào)易壟斷權(quán)。直到最后英國佬笑到了最后，才有了所謂的日不落帝國。

西方如此，東方也一樣。海商們下海，不但隨時跟大自然搏命，還要迎接層出不窮的海盜的挑戰(zhàn)。就算九死一生到了地方，你以為就大功告成了？怎么可能！那些域外的小國或是地方豪酋就沒幾個好相與的，弄不好幾年前還在獵人頭呢。你要是打算和氣生財，一準被當肥羊宰——能用搶的，干嗎要拿錢買？

所以在那個年頭能干上海商的，可以說每家都養(yǎng)著個微型海軍，每個船隊都是艦隊。而且這幫家伙遇到硬茬子統(tǒng)統(tǒng)都是老實規(guī)矩的商人，碰到軟柿子就立刻化身為最兇殘嗜血的強盜，就算在海外奪國稱王的也不是沒有。比如明朝最著名的倭寇頭子汪直，就在日本的肥前國平戶島上立過一個宋國，自稱徽王（汪直是南直隸徽州府人氏）。

反正歷朝搞海貿(mào)搞得最熱火朝天的，都是江浙閩粵這四省。其中江浙主打日韓市場，閩粵壟斷南洋航線，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各自發(fā)財。

結(jié)果盧世榮這個半吊子專家貿(mào)然弄出個“大元皇家海運”，還想兩大市場通吃，誰會慣他?。?/p>

在岸上，老盧這個大元宰相發(fā)句話，就能把所有海商打入萬劫不復之地?？傻搅撕Ｉ暇褪橇硪惶滓?guī)矩了，非但不會再有人聽他的，就算動起手來他也未必打得贏。

相反被揍個生活不能自理倒是大概率事件。要不然為啥歷朝歷代，怎么都那么討厭大海呢？

05

但盧世榮不能失敗。因為他一旦滿足不了忽老板的胃口，狗頭就定然不保。所以他想從海貿(mào)中賺到大錢，除了公私合營，還得壟斷市場，要想壟斷市場，就得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

這簡直就是無解——大元朝要是玩得轉(zhuǎn)海軍，還能兩次東征日本慘敗，連打個沒開化的爪哇都落得個鎩羽而歸的下場？

但老盧的腦子就是好使，馬上就想到了個“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啥辦法？雖然大元朝玩不轉(zhuǎn)大海，但在陸地上可是無敵的。所以咱只要管住那幫海商，既不讓他們下海也不讓他們上陸，這不就妥了？

于是盧世榮搞出來了個官本船+全面禁海的計劃。具體說就是以后大元朝只有“國企”才能出海貿(mào)易，“私企”以及個人一律禁止，違者格殺勿論。當然為了減輕阻力，更重要的是因為“國企”太拉胯，他還是給私商留了個口子，就是原先的那個公私合營。讓私企給國企打工，多少能撈到一口湯喝。

計劃很完美，但老盧卻沒機會見證其落地。為啥嘞？因為這貨不是要立足長遠、放水養(yǎng)魚嘛，所以他把大元朝的遠慮弄得很明白，卻解決不了忽老板的近憂。所以剛上任才四個月，皇帝陛下讓他掏軍費，盧世榮掏不出來，就被摘了狗頭。

忽必烈換了個比阿合馬還會刮地皮的桑哥接替了盧世榮的位置，但卻很欣賞官本船+禁海的那套撈錢大計。于是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他宣布在江浙閩粵四省實施禁海，并以官本船取代私商開展海外貿(mào)易。

但元朝的海禁，真是一言難盡。

老忽才禁海了一年多，自己就噶了。接班的元成宗鐵穆耳隨即下令“有司勿拘海舶，聽其自便”，第一次海禁就這么不了了之?？墒曛螅€是這位鐵穆耳又反悔了，復令“禁商下?！辈⒉贸匪械氖胁八?，第二次實施海禁。可在至大元年（1308年）元武宗海山新皇登基后又再次改弦易轍，詔令“復立泉府院，整治市舶司事”，等于是又開放了海禁?？蓛H僅過了三年，海山又反悔了，自打自臉的下令裁撤一切市舶機構(gòu)，“禁下番船只”。而等海山掛掉，熟悉的一幕再度上演——先是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于延祐元年（1314年）“詔開下番市舶之禁”，后有元英宗碩德八剌于延祐七年(1320年)再度“罷市舶司，禁賈人下番”，但僅過了兩年便“復置市舶提舉司于泉州、慶州、廣東三路”。

元朝僅存在不足百年，就先后四次禁海又四次開海，整個政策傾向一團糟。再加上元史向來不受重視，以至于許多人都不知道還有禁海這碼事，還以為都是朱老板率先腦洞大開呢。

蒙古人為啥這么糾結(jié)？關鍵就在于盧世榮搞出來的那個官本船+禁海的海貿(mào)政策套餐，實在是太讓人糾結(jié)了。

這個政策剛出來時，全國上下甭管內(nèi)行外行都是一臉懵。懾于蒙古人動輒殺人盈野的作風，大家先是老老實實按規(guī)矩跑了兩趟，發(fā)現(xiàn)結(jié)果就是朝廷賺爆了，但已經(jīng)吃了幾百年海上飯的海商雖不至于虧本，但比起以前來也就撈到個零頭。

為了這點花頭，還犯得上去海上搏命嗎？回家老老實實的種地他不香嗎？

更何況蒙古人重商，大量的王公貴族紛紛投身海貿(mào)，還賺到過大錢?，F(xiàn)在他們眼睜睜的看著曾經(jīng)屬于自己的小錢錢，都落進了朝廷……或者說皇帝的口袋，能不眼紅？

忽必烈活著的時候，他們?nèi)遣黄?，只能干淌口水?？珊隼习逡粧斓?，接班的鐵穆耳就沒這種威懾力了。相反這位忽必烈的大孫子為了穩(wěn)固皇位，必然有求于諸王公，所以自然人家要啥就得給啥，哪還顧得上什么海禁不海禁？

可等鐵穆耳的屁股坐穩(wěn)了，再眼睜睜的看這本屬于自己的小錢錢，被那些王公貴族和沿海富商大把大把的賺走，他的心能不淌血？等到忍不下去的時候，再一次的禁海，然后把所有的好處都撈進自己兜里，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選擇。

同時元朝的每一次帝位交接，都免不了腥風血雨。此時上臺的皇帝，注定有求于人，只能先政后經(jīng)，忍痛割愛，開放海禁。等皇權(quán)穩(wěn)固后后再行海禁，變本加厲的把錢撈回來，如此反復循環(huán)，不斷的禁海開海。

06

元朝不斷地瞎折騰，造成了兩個極大的惡果。

一是自唐宋以來自發(fā)形成的較為有序的海貿(mào)事業(yè)，被禍害得一團糟。今兒個開海明兒個就禁海的結(jié)果，就是海商這么這趟出海還是合法的，再回國時沒準就違法了，要被治罪，這誰受得了？既然官方都這么不靠譜了，最后海商干脆不跟你玩了，都去走私了。這就導致元朝的關稅收入大幅縮水，從元初的年入數(shù)百萬貫，到明初時已經(jīng)萎縮到了十幾萬貫的水平。

同時明朝大規(guī)模的海商走私集團，也是這么形成的。

二是給后邊的明朝，不但晃花了眼，還領錯了道。

洪武四年（1370年）朱元璋詔罷太倉黃渡市舶司，七年（1374年）再罷明州、泉州、廣州三市舶。自此中國自唐朝以來的大規(guī)模海外貿(mào)易遂告斷絕，“片板不得入?！钡拈]關鎖國政策正式現(xiàn)世。

朱老板為啥這么干？

老朱的英明神武，基本都體現(xiàn)在政治、軍事以及權(quán)術(shù)等領域。限于自身條件以及學識，他在經(jīng)濟問題上的天賦和認知水平令人無法恭維，甚至說是無知也不為過。事實上不僅是朱老板這個開山怪，整個明朝十六帝在經(jīng)濟上的能力和建樹都乏善可陳，簡直堪稱歷代大一統(tǒng)王朝中最拉胯的一屆，連照抄朱家作業(yè)起家的清朝都不如。

能把在歷朝歷代延續(xù)了上千年的中央財政，弄成直接在地方坐收坐支，搞得大明朝從頭窮到尾，最后活活窮死——這樣的朱元璋，讓我們對他還有什么指望？

所以明朝一開國，就有一大堆心懷叵測的大臣不斷鼓動朱老板禁海。農(nóng)民出身的朱元璋本就對商人心存偏見，尤其是這些海商還多少都跟張士誠、方國珍等昔日對頭有過勾結(jié)，自然深惡痛絕。等到那幫大臣再拿出元末時市舶司收入慘淡的所謂“證據(jù)”時，他禁起海來就更加毫無顧忌了。

話說在洪武年間，想在別的事上糊弄這位堪比秦皇漢武的大明開國皇帝，那純粹是找死。唯獨在經(jīng)濟領域，這位爺就怎么忽悠怎么瘸了，還吃一百個豆都不嫌腥。比如大臣們給朱老板看的都是至正年間的市舶司收入數(shù)據(jù)，就不給他看至元年的——要知道在那時，僅是一個泉州市舶司的年收入就占到了朝廷總收入的十五分之一，總數(shù)超過數(shù)百萬貫。要是朱老板也能賺到這么多錢，還用殺那么多官、抄那么多家、搞那么多大案？能正大光明的賺錢，堂堂皇帝陛下何必豁出去臉不要當強盜？

在別的問題上，朱老板絕對不會犯如此低級的錯誤，偏偏在經(jīng)濟方面就屢錯不改，還定為祖制，坑完自己坑子孫。

第一個挨坑的，就是他的好大兒、明成祖朱棣。

這位永樂大帝好大喜功，自然花錢無數(shù)，成天手緊。他的解決辦法先是往死里加稅，再就是往死里印大明寶鈔。在稅加到加無可加、紙鈔貶到擦屁股都嫌硬以后，又把主意打到了海外貿(mào)易上，遂有了著名的鄭和下西洋。

當然搞錢只是朱棣派遣鄭和出海的原因之一，其余還有宣揚皇威國威、震懾和安撫屬國、解決水師將士的出路問題，甚至還有說是為了尋找建文帝的。但鄭和下西洋確實攜帶了大量的絲綢、瓷器、書籍、銅錢等廣受海外歡迎的中國商品，同時又在南洋大肆收購香料、寶石、玳瑁、珊瑚、金銀等特產(chǎn)回國銷售。

金銀、寶石等奢侈品自不用提，胡椒等香料此前在國內(nèi)也極為稀缺，一度價比黃金。而等鄭和船隊歸來后，香料價格大跌到滯銷，以至于吝嗇的朝廷一度以胡椒充作俸祿發(fā)放給官員，可見這趟生意做的規(guī)模有多大。

同時，鄭和船隊還隨船帶回了大量的屬國王公和使臣，來明朝貢。而僅是朱棣給予他們的賞賜，價值就高達600萬兩白銀。最牛批的是成天窮得想去當?shù)粞澴拥幕实郾菹?，這回居然沒找戶部要錢，直接就從內(nèi)庫撥付了，又可見這趟生意的利潤有多大。

反正甭管鄭和下西洋的政治、軍事、外交和文化意義有多大，起碼在經(jīng)濟上是賺爆了。

07

但在近代以前，正史上對鄭和下西洋的評價卻是“虛耗靡費太甚”，是“支費浩繁，庫藏為虛”，反正就是個敗家的賠錢貨。

這也是鄭和下西洋遭到停罷的最主要的原因。起碼在表面上大家眾口一詞，都這么說。

朱棣死后，鄭和在宣德五年（1430年）第七次下西洋，并于返航途中去世。此后另一位太監(jiān)王景弘接過接力棒又數(shù)次出海，直至正統(tǒng)元年（1436年）朱祁鎮(zhèn)下令停罷采買營造，由此正式終止了下西洋貿(mào)易。

這位大名鼎鼎的“明堡宗”，是否應因此再背上一個罵名？其實還真是冤枉了他——此時朱祁鎮(zhèn)才9歲，還沒親政。一切政務皆由輔政大臣楊士奇、楊榮、楊溥“代天行事”。也就是說停下西洋都是文官的決定，只是讓皇帝代替背了口黑鍋而已。

朱祁鎮(zhèn)在位的二十來年里，大明不但內(nèi)憂外患而且國力虛弱，根本無力再下西洋。等到情況稍微好轉(zhuǎn)，明憲宗朱見深就準備重建寶船、再下西洋?？沙⒌拇犕ＡT了三四十年，不但船廢了，人也沒了，一切都得重起爐灶。于是朱見深派人去兵部調(diào)取鄭和當年留下的資料，誰知消息泄露，時任兵部職方司郎中的劉大夏趁機放了一把火，把啥啥都給燒沒了。

這下誰也甭想再打下西洋的主意了。

為啥文官又是停罷又是放火的，就這么恨下西洋？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要是扯起來扯出個百條千條也不奇怪，其實真正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斷人錢財，如殺人父母。

前文說過，元朝反反復復的搞官本船+禁私商出海的政策套餐，到最后的結(jié)果就是海商都不跟朝廷玩了、都去跑走私。這就導致市舶司形同虛設，壓根收不上來幾個錢，成為誤導朱元璋實施全面海禁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后朱棣又讓鄭和下西洋，令很多人誤以為是解除了洪武朝的禁海令，其實壓根沒有這回事。

明朝的海禁，從洪武四年（1370年）開始，到隆慶元年（1567年）的隆慶開關，歷時近二百年從未解禁過。所謂的鄭和下西洋，其實跟元朝的官本船一樣，還是“國企”專營，“私企”靠邊站，繼續(xù)禁海。

而朱棣搞得比蒙古人更過分，也更招人恨。

因為蒙古人治國，往往能想出一大堆天才的主意，比如行省制、宣慰司制、紙鈔制、包稅制等等，但執(zhí)行得一塌糊涂。明朝立國后，樂顛顛的大量照抄了蒙古人的作業(yè)，而且執(zhí)行力超強——凡是蒙古人想到但做不成的事，老朱家都統(tǒng)統(tǒng)給你搞掂！

比如官本船，在元朝形同虛設，成了官商勾結(jié)、坑害國家的重災區(qū)。可朱棣下西洋，同樣的配方，味道卻截然不同。

畢竟在官本船，私商還能摻和一腿進去，再官商勾結(jié)一下賺得沒準比自己單干還多。更何況甭管官本船是賠是賺，都是朝廷的買賣——就是入戶部的賬、進太倉的庫，最后甭管誰拿去花，都得走正規(guī)的流程?？傻搅肃嵑拖挛餮竽兀繉毚故腔ǔ⒌腻X造的，隨船的軍隊和水手以及物資大多也是朝廷出的，可畢竟鄭公公是個宦官，妥妥的皇帝私人?。?/p>

于是乎下西洋賺回來的巨額利潤，大半進了朱棣的內(nèi)庫，文官集團既看不著錢，也撈不著用。哪怕這些錢的大頭都用在了北伐、遷都以及河工等正經(jīng)事上，但文官根本插不上手，也撈不著功勞和好處，所以他們?nèi)绻麤]有全身不爽，那才是見鬼了呢。

當然更不爽的，是海商。

其實大明朝海禁不海禁的，都不耽誤他們走私，鄭和下西洋了也同樣如此。但問題是鄭和船隊規(guī)模那么大，搭載的貨品那么多，出海的目的又重在政治不在經(jīng)濟，這下可就把海商們給坑慘嘍。

海商能在海貿(mào)中賺取暴利，除了壟斷關鍵航線、商品外，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保證商品的稀缺性。比如海外每年對絲綢的總需求如果是一百匹，那他們就只銷售二三十匹，靠市場饑餓賺取正常情況下數(shù)倍直至數(shù)十倍的利潤。

可鄭和船隊卻不管那一套。本來他們銷售的商品大都要么是征收來的，要么是低價采買的，成本低得多，而且量大管飽，要多少有多少，賠本賺吆喝也不在乎……

永樂年間一匹普通絲綢，在國內(nèi)售價不到一貫錢，賣到日本最少值五兩銀子，要是運到南洋賣給西洋商人，十幾兩、二十兩都有人搶?？舌嵑痛犚坏?，不說是給錢就賣，其實也強不到哪兒去。

所以鄭和下西洋一次，就有一大批海商破產(chǎn)，這誰受得了？

而明朝的官員，大多出自東南沿海，又基本都跟海貿(mào)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所以無論于公于私，他們都有足夠的理由反對皇帝下西洋，并千方百計的攪黃拉倒。

08

從停罷下西洋后的一百多年，大明繼續(xù)海禁，海商繼續(xù)走私，大體上相安無事。直到嘉靖八年（1529年）因爭貢之役，朱厚熜下令裁撤寧波市舶司，重申嚴格海禁，尤其是對日貿(mào)易，由此引發(fā)了歷時近40年的嘉靖倭亂。

說是倭亂，好像是跟小日子干仗，其實壓根不是那么回事。這場戰(zhàn)爭，其本質(zhì)就是場內(nèi)戰(zhàn)，更準確的說就是場貿(mào)易戰(zhàn)爭。

這碼事連藏在深宮大內(nèi)不露頭的朱厚熜都心知肚明，直言“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明世宗實錄·卷四百三·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壬寅》）。當然這位心思深沉的嘉靖皇帝其實也沒把話說透，因為所謂的“中國叛逆”，并非李自成、張獻忠那樣血統(tǒng)純正的造反派，而是數(shù)百年來一直游走于灰色地帶的海商。

話說自唐宋以來，海貿(mào)在東南沿海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并形成了江浙主營日本、閩粵專攻南洋的利益分配格局，直接從業(yè)人員達數(shù)百萬，間接影響到的又何止千萬？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自宋朝起就有“蘇湖熟，天下足”的說法，可到了明朝，就變成了“湖廣熟，天下足”，為啥？不是江南突然種不出莊稼了，而是因為海貿(mào)的巨大利益引得江南百姓紛紛“改稻為?！薄＝系牡夭环N莊稼了，自然沒糧食吃，只能花錢去湖廣買。

甭管元明怎么海禁，都禁不掉走私，就動搖不了這個涉及到明朝半壁江山的產(chǎn)業(yè)鏈?？芍旌駸型蝗荒X袋一抽，嚴厲海禁，還讓閩浙提督朱紈摧毀了雙嶼港這個聯(lián)通日本-閩浙-馬六甲三角貿(mào)易網(wǎng)絡的核心樞紐，這可就捅了馬蜂窩。

幾百萬人瞬間失業(yè)，上千萬人飯碗也跟著端不穩(wěn)——江南的絲綢、江西的瓷器堆積如山，無人問津，曾富甲一方的蘇杭百姓無錢買米，湖廣堆滿倉庫的糧食無處售賣，所有人都沒了活路，不造反還有別的選擇嗎？

更要命的是，經(jīng)過元明兩朝動輒海禁的胡搞，海商也出現(xiàn)了分化。

其中一部分轉(zhuǎn)行成了“坐商”，就是在國內(nèi)組織貨源；另一部分轉(zhuǎn)行成了“行商”，就是負責海上運輸以及海外銷售。而這兩部分海商經(jīng)過長時間的分化整合，利益沖突越來越大。

簡單說，國內(nèi)的坐商基本都是豪商地主，手里有錢、上頭有人、能量巨大。所以才能在朝廷長期的海禁下從容組織海量的貨源供給海外。所以他們在政治主張上都支持禁海，因為只有禁海政策的存在，他們才能壟斷供貨渠道，從而獲取暴利。

而海上的行商背景復雜，來源更復雜，很難說清他們是商人還是海盜。因為海禁政策的存在，他們不但受到朝廷的打擊，還要遭受國內(nèi)供貨商的勒索壓榨。所以他們非常希望朝廷能夠解除海禁，哪怕需要繳納關稅，也比被陸上的“黑白兩道”合伙欺壓強得多。

朱厚熜的橫插一杠子，恰好激化了這一矛盾。于是海商變海盜（或者叫倭寇），開始大肆侵襲沿海地區(qū)，對朝廷和狗大戶進行打擊報復。當然，沿海百姓更是倒了大霉，這是哪朝哪代都避免不了的。

正是因為這一尖銳矛盾，不管朱厚熜派誰來主持江南軍政，也不管是主剿也好主撫也罷，總會得罪一頭。所以甭管是朱紈、張經(jīng)還是胡宗憲，誰干這個直浙總督，最終都得死于非命。

典型的例子就是汪直——這個倭寇的總頭子是胡宗憲實心實意招安上岸的，結(jié)果回頭就被浙江巡按王本固強殺，誰攔都攔不住。這下老胡明白了，想通過解除海禁和平解決倭寇問題是沒戲了，那就殺吧。等殺得差不多了，胡宗憲又被治罪自殺了，說是涉嚴嵩案，其實很難說不是解禁派遲來的報復。

哪怕隆慶開關以后，實際上也只開放了月港（今福建海澄）這么一處口岸。而且還嚴格限額貿(mào)易，與海外的巨大需求和實際貿(mào)易量相比，連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所以真正的隆慶開關，其實就是朝廷默認走私合法——我不抓了，你也別再掛著倭寇的羊頭賣打家劫舍的狗肉了，湊合著把日子過下去得了。

所以大明朝廷從海貿(mào)中獲得的利益照舊還是聊勝于無。要知道從隆慶開關到明亡，通過海貿(mào)從海外流入明朝的白銀總數(shù)超過了三億兩，占全世界白銀產(chǎn)量的三分之一。可落到朝廷手里的有多少？朱由檢想弄二十萬兩銀子軍費保衛(wèi)京師都做不到，只好去自掛東南枝。

都想吃獨食，最后的結(jié)果就是把滿洲人招來了，誰都沒食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