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風吹過老屋，落在門前那尊雕像旁。

雕像的主人，是密云縣出了名的“硬骨頭”鄧玉芬，一個一輩子沒有離開山村，卻將全部親人送上戰(zhàn)場的普通婦人。

她不識字，卻有最明白的信仰，她沒上過戰(zhàn)場，卻比許多戰(zhàn)士更剛強。

6個兒子和丈夫一個個奔赴戰(zhàn)場，她眼含熱淚送別，最后卻只等來了六封犧牲的噩耗。

是什么樣的信念，讓她數(shù)度白發(fā)人送黑發(fā)人仍不悔？又是什么樣的選擇，讓她寧愿捧著烈士的遺像，也不肯原諒自己唯一歸來的三兒子？

不向命低頭

1891年，北京密云的水泉峪村，鄧玉芬就出生在這里。

母親望著懷中的孩子，眼角帶淚，卻不是喜泣，而是憂愁。

家中已有三個孩子，地里產(chǎn)不出幾斗糧，再多一張嘴，實在撐不起了。

村里人說，窮人家的女孩命不好，一生下來就是為別人家操持的命。

果不其然，剛滿十二歲，鄧玉芬還是個孩子的年紀，就被匆匆許配給了鄰村的任宗武。

這是婚姻和愛情嗎？不是，這只是一條活路。

任家比娘家強不了多少，家徒四壁，連迎親的轎子都是借來的。

丈夫任宗武倒是個勤快人，只是脾氣火爆，動不動就和地主頂嘴。

成婚沒幾年，就因得罪了莊頭被趕出地契，家里頓時斷了糧路。

可偏偏就在這時，鄧玉芬挺身而出，她拍著丈夫的肩膀說：

“咱自個找地種，不求那地主賞口飯吃?！?/strong>

第二天清晨，天還未亮透，她便披著破棉襖扛起鋤頭，拉著任宗武一同上了山。

那是一片從未開墾過的荒坡，滿是亂石雜草。

她蹲下身，挽起袖子，一鋤頭一鋤頭地往下刨，像是在跟命運較勁。

指甲掀了，手掌破了，膝蓋跪得青一塊紫一塊，她也不吭一聲。

白天開荒，晚上編籮筐、搓草繩，她和丈夫像兩頭不知疲倦的牛。

那年冬天特別冷，野菜都凍死了，他們就煮樹皮填肚。

可到了來年開春，荒地竟真的長出了成片的莊稼，鄧玉芬笑了，笑得滿臉灰塵、眼角卻泛著光。

日子一天天熬過去，她的雙手也變得粗糙如老樹皮。

村里人開始佩服她，說這任家的婆娘有兩把力氣，是個能熬得出頭的硬骨頭。

她卻不自夸，依舊天天往地里跑，一邊干活一邊哄肚子里的孩子，直到生下第一個兒子時，才稍微停了幾天。

接下來的十幾年里，鄧玉芬一連生了七個兒子。

她從沒真正坐過月子，孩子一落地，第二天就背著嬰兒上山干活。

七個孩子的棉衣，她一年補上百次，一根針線在她手中縫出的不僅是衣服，更是一點一點捱過來的希望。

沒有人會想到，這個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莊稼婦女，心里埋著的，竟是一顆為家國甘愿奉獻一切的種子。

那片蒼黃的土地上，總會有些鐵骨錚錚的傳奇。

送子赴前線

1940年，鄧玉芬蹲在土灶邊，一邊翻動著鐵鍋里的玉米糊糊，一邊側(cè)耳傾聽院外是否傳來什么異動。

這段時間，鬼子越來越猖狂，村里人常說一句話：“今天活著，是運氣，明天還活著，是奇跡?！?/strong>

這些年，天翻地覆。

當初辛苦開墾的地被日本人燒成了焦土，家里的牲口被搶走，糧倉被掏空，甚至連村頭的老神樹都被連根砍了去建碉堡。

那些年來之不易的安穩(wěn)，在鐵蹄下瞬間崩塌成廢墟。

直到有一天，八路軍的到來像一道光劃破了這里的灰暗世界。

他們穿著打著補丁的軍服，背著步槍，一邊安撫百姓，一邊幫著修繕村屋、分發(fā)糧食。

她看著那些孩子般年輕的士兵，心中被某種久違的熱血點燃了。

她開始主動給他們送水、送飯，哪怕家中只剩幾把高粱面，也要留給這些“打鬼子的人”。

那天夜里，鄧玉芬坐在昏黃的煤油燈下，眼神堅毅地望著飯桌旁的丈夫和幾個兒子。

她緩緩開口：“孩兒他爸，咱們不能再這么過了，村子是我們的，地是我們的，哪能讓鬼子隨便來糟蹋？你帶幾個大的去參軍吧，咱家雖然窮，但人還在?！?/strong>

任宗武本來沉默不語，過了一會兒，點了點頭：

“可你一個女人，留在家?guī)讉€小的，怎么撐得??？”

她笑了一聲，語氣里多了幾分堅硬：

“撐不住也得撐，只要咱兒子站在前頭，娘在后頭就有盼頭?！?/strong>

那晚，全家人都沒有睡，鄧玉芬一針一線縫著補丁，給兒子們收拾行囊，每縫一下，手就抖一下，卻不肯停。

第二天，天還未亮透，村口已經(jīng)聚起了幾位鄉(xiāng)親。

她一手拎著包袱，一手拉著兒子的胳膊，把他們送到了八路軍隊伍前。

她沒有哭，卻用最簡單的一句話送別：“打鬼子就別丟臉，死了也得死得像個樣兒?！?/strong>

從那天起，她每天都站在山坡上望風。

或許是盼，或許是等，或許是祈禱。

他們沒學過書理，可他們一家人，都愿意為這片生養(yǎng)他們的土地，拼上一切。

后來，她又把四兒子、五兒子也送去了前線。

鄰居們私下說她瘋了，幾個兒子全送走，這家怕是斷了根。

但她笑著搖頭：“根不在身上，根在那旗子上，在山那邊的槍聲里，咱家不是斷了，是生根發(fā)芽了?！?/strong>

那一年，她徹底熬成了風里的老樹皮，但卻挺得比誰都直。

她把母親的柔情藏進了包袱里，把人世間最沉重的牽掛藏進了每一次目送的背影。

六子殞命

1942年春天，密云的山風還帶著料峭寒意，鄧玉芬手里緊攥著一張剛送來的布告。

那上面用毛筆寫著刺眼的黑字：

“任宗武、任永安，已于山間遭敵伏擊，壯烈犧牲，任永合，被捕后不屈，拷打致死?！?/strong>

那一刻，她沒有說話，只是兩腿一軟，跌坐在地上。

她這一生，第一次感到自己像個空殼，身上每一處都失去了知覺。

丈夫和兩個兒子，一夜之間全部沒了，四兒子永合甚至連具全尸都沒能找回來。

自那之后，鄧玉芬不再站在山坡上望風了。

她每天起得更早，地里活干得更多，嘴里卻再也沒提過一個人的名字。

手不動，心就疼得更厲害。

可命運并未就此停手，接下來的幾個月，又是接二連三的打擊。

1942年秋，長子永全在抗日根據(jù)地的一次戰(zhàn)斗中犧牲。

43年秋，二兒子永水因傷歸家養(yǎng)病，本以為能得幾日安穩(wěn)，沒想到因為醫(yī)療短缺，敵人封鎖，連一瓶青霉素都拿不到。

她看著兒子臉色一日比一日蒼白，天天熬草藥、煮雞蛋湯，用盡一切土法，終究沒能留住他。

最后那晚，永水氣息奄奄，嘴唇顫著喊了一句：“娘……我不想死，我還想回部隊。”

她當時緊緊握著他的手，淚水濕透了他胸口，沒等她說什么，兒子頭一偏，永遠閉上了眼睛。

短短兩年間，五位至親接連離世，她的背脊壓得越來越彎。

她總是獨自蹲在灶前，那是她曾用來煮飯的火，如今卻只剩下照亮失子的夜。

可接下來最痛的那一刀，來自她自己。

1944年，日軍大掃蕩，密云山區(qū)岌岌可危。

她帶著最小的兒子和村民們一路逃進深山，藏身山洞的幾夜，餓得大家眼冒金星。

偏偏這時候，孩子又因饑餓開始哭鬧。

那哭聲，在寂靜的山林中格外刺耳，就像是一根引爆生命的導火索，這樣下去被發(fā)現(xiàn)了，這里的人都得死。

她急得滿頭大汗，將兒子抱進懷里，可孩子哭得太厲害，還是止不住。

她心亂如麻，只能脫下棉襖，把衣里的棉絮撕成團團，一邊塞進孩子的嘴里。

終于，搜尋的人走了，可被困在這里的他們依舊找不到出路，她最小的兒子，那個小小的孩子，也在又病又餓中死了。

鄧玉芬癱坐在洞口，抱著已經(jīng)冰涼的兒子，怎么也不肯放開。

從那天起，她的背徹底駝了，手開始顫了，嘴唇似乎再也提不起來了。

但上天還要打擊她，1948年，她的六兒子，也壯烈犧牲了，一家七子加上丈夫，留下的，卻只有沒傳來音信的三兒。

可每當有人問她：“鄧大娘，你后悔不？”

她只淡淡回一句：“不后悔，只恨我不是個男的。”

三子歸來

1949年，老屋子里，炕上的老母親靜靜躺著，雙眼微閉，她仿佛在等一個人，又仿佛什么都不等了。

直到這一天，門外響起一陣急促的腳步聲，一個瘦削的人影站在門口，一身破舊軍衣，臉上寫滿疲憊。

他抬手輕輕敲了敲門，門吱嘎一聲開了，炕上的老人緩緩睜眼，看見門口那張臉時，瞬間激動不已。

這是她的三兒永興，他回來了。

可誰也沒有料到，母子團聚，鄧玉芬得知一切后卻再沒給過這個兒子好臉色。

原來，任永興在一場戰(zhàn)斗中與部隊走散，被國民黨抓壯丁，被編作馬夫，好不容易才跑出來。

戰(zhàn)爭結(jié)束后，他跋山涉水，歷時數(shù)月，才踏上回家的山路。

他不是不想回來，只是時局亂，他不能。

他不是主動離開，只是命運推他一步，他就跌進了別的方向。

他以為，娘聽了這些，一定會放聲大哭，然后把他抱進懷里，說一句：

“你回來了就好。”

可他錯了。

從母親知道一切的那一刻起，母親的心里已經(jīng)把他從“兒子”這個位置里剔除了。

他不是戰(zhàn)死沙場的烈士，不是咬緊牙關(guān)熬過拷打的硬漢，他只是一個躲過了炮火、茍活下來的幸存者。

從那以后，她對永興不冷不熱，不責罵，也不親近。

她不是恨他，只是心中太復雜。

一個母親，一生送走七個兒子，最后只活回來一個，她本該感恩命運給她留下這最后的一根稻草。

可她寧愿把這根稻草放手，也不愿讓這個結(jié)，在她晚年的心里長出贅疤。

1970年2月5日，鄧玉芬在病榻上離世。

她的一生，或許就是那個年代普通人最真摯也最壯烈的家國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