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犽犽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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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yè)的立身之本是什么自然不用多說，但就是有著這樣一個反華家族，不僅常年潛伏我國還一度收入上億！

直到我國宣布對其進行制裁，這一家族才暴露出了自己的真實面目。

那它的下場究竟會如何呢？做出的惡行又有哪些？

一個“抗中斗士”的誕生

沈伯洋這個政治品牌，從來都不是天然形成的。

在2018年之前，這位80后學者對政治幾乎毫無興趣，他的履歷光鮮亮麗：臺大法律系的高材生，還曾遠赴美國拿到犯罪學博士學位，回臺后則在臺北大學擔任副教授。

可以說這樣一位青年翹楚，本該有條坦蕩的學術之路，可奈何他偏偏就選擇了另一條跑道。

他利用自己學者、教授的“精英”身份，為自己后來的激進言論提供了絕佳的信譽背書，而他要生產的是一種政治商品，核心原料就是“大陸是臺灣唯一的敵人”等謬論。

沈伯洋

為了批量生產這種恐懼，他親手成立并創(chuàng)辦了“民主實驗室”和“黑熊學院”。

前者負責將抽象的“大陸威脅論”包裝成看似嚴謹的學術報告，后者則更進一步，把這種虛無縹緲的威脅轉化為普通人可以掏錢消費的“生存訓練”。

一時間舉辦培訓、戶外活動甚至是拉著孩子搞“親子聚會”，也就成了他擴大影響力的主要方式。

但需要清楚的是，這條生產線從一開始就充滿了諷刺，人們很快發(fā)現，就連他用來進行“抵抗”訓練的無人機，竟然都是大陸制造的。

沈伯洋

包括他高價銷售的“生存裝備”，也被扒出是從大陸電商平臺低價采購，轉手加價賣給那些被他煽動起來的追隨者。

更深層的資金鏈條則徹底暴露了其政治表演的本質，他的“民主實驗室”并非什么“自主研發(fā)”的產物，曾一次性收受過高達135萬美元的美國資金。

他的關聯組織，如臺灣人權促進會等，也累計接收了大量來自美方非政府組織的轉賬。

這條由外部利益驅動的生產線，其目的可以說是昭然若揭！

沈伯洋

值得一提的是，沈伯洋的父親沈土城，這位在臺灣企業(yè)圈摸爬滾打多年的商人，無疑也是這個隱秘動力車間的總操盤手。

而他掌管的兆億有限公司，早在2008年時就開始深度布局大陸市場。

公司的核心利潤模式簡單粗暴，即從大陸的浙江、廣東、福建等制造業(yè)腹地，以低廉的價格采購海量的紡織品、建材、石材、自行車配件乃至輪胎。

最終這些商品在兆億公司的運作下，被轉手高價賣給厄瓜多爾等南美地區(qū)的客戶，以賺取巨額的差價。

兆億公司

那從這個角度來看，大陸在這家人的商業(yè)版圖里，根本就不是什么“威脅”，反而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財富“沃土”。

據悉僅在2010至2011年間，其公司從大陸進口的商品就達到數百批次，多年來累計的交易額更是輕松突破了1億元人民幣。

能夠想象到的是，這些從大陸市場賺取的真金白銀，或許還會通過家族的紐帶，源源不斷地輸送給在前臺表演的沈伯洋，最終轉化為了攻擊大陸、撕裂兩岸關系的政治炮彈。

沈伯洋

瞬間顯形的跳梁小丑

而在這一切暴露以后，沈伯洋還曾試圖在政治與商業(yè)之間建立一道“防火墻”，辯稱父親已經有多年沒去過大陸，還說公司的業(yè)務只是應南美、非洲客戶的要求才從大陸進貨。

可這些蒼白的辯解，在媒體曝出的其深圳進出口公司仍在運作的記錄面前，無疑顯得不堪一擊。

顯然這種雙軌并行的模式看似精明，實則卻脆弱不堪。

一旦其賴以生存的商業(yè)供應鏈被精準打擊，那整個系統(tǒng)就會因失去動力而瞬間停擺，并引發(fā)一連串的連鎖崩塌。

圖源網絡

尤其是大陸的出手并非是空泛的譴責，而是一次形同于外科手術般的精準打擊。

早在去年10月份的時候，國臺辦便將沈伯洋本人列入“臺獨”頑固分子清單，禁止他及家屬進入大陸和港澳。

等到今年3月國臺辦的“臺獨行徑舉報平臺”上線后，沈伯洋也是以多條實名舉報被口誅筆伐。

不過致命一擊還是在6月5日這一天到來，國臺辦宣布全面封殺其父沈土城的兆億有限公司，禁止大陸任何組織、企業(yè)與其進行交易合作。

進出口貿易

經濟基礎的動搖，足以讓原本被光鮮外表掩蓋的個人道德瑕疵徹底暴露在陽光下，加速了其公眾形象的破產。

當“吃飯砸鍋”的事實被徹底揭開，沈伯洋在島內“為臺灣犧牲”的政治表演也失去了所有說服力。

部分臺灣媒體開始毫不客氣地稱他為“雙面人”，他的政治市場隨之崩盤。

不容忽視的事，沈氏家族的覆滅并非孤例，此前就有媒體指出，民進黨內有包括鄭麗君、柯建銘、顧立雄在內的多名高層，其家人或親屬在大陸都有生意。

他們一邊呼吁民眾不要賺大陸的“紅錢”，一邊卻利用特權讓自己的核心圈子在兩岸貿易中大發(fā)其財。

這一次沈伯洋的得到的教訓，不過是對所有試圖復制這種模式的“兩面人”發(fā)出的最嚴厲警告。

而斬斷那些“吃飯砸鍋”者的金流，不僅僅是對個別投機分子的懲罰，更是對兩岸正常經濟交流秩序的一種必要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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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沈氏家族的案例，可以說是清晰地展示了一個政治投機模式從構建、運行到最終崩潰的完整生命周期。

它用一種極其難堪的方式證明，任何試圖將民族情感與商業(yè)利益對立起來，并妄圖從中漁利的行為終究是行不通的。

當沈伯洋強撐著說出“非常榮幸”那四個字時，他或許并未意識到歷史的賬本早已悄然翻開并開始一筆一筆地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