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屆恢復高考的語文題目居然是今天的初中教輔。

作文更是小學生水平的《難忘的一天》，數(shù)學也沒多少題目。

英語作為唯一有難度的學科，卻并不計入總分。

但是那一年的專本科的錄取率卻只有4.8%。

這么低的錄取率，難道真的是因為以前的人笨嗎？

萬人突圍

正逢金秋佳節(jié)，而今天也是1977年恢復高考的第48年紀念日。

1977年的中國高考，被譽為“改變一代人命運的考試”。

這一年經(jīng)由鄧小平開會確定，于12月份恢復高考。

這場中斷11年后重啟的考試，以“史上最簡單試卷”和“最低錄取率”的矛盾標簽載入史冊。

為何題目被現(xiàn)代人視為“小學生水平”，但錄取率卻低至4.8%？

這場考試背后，是時代的斷裂與重生，更是知識與命運的激烈碰撞。

1977年高考的題目，若以今日標準審視，堪稱“簡單到不可思議”。

北京市英語卷僅有8道題，內(nèi)容直白如“你是不是學生？”“你幾歲開始上學？”等。

山東省語文卷則僅有作文、詞語解釋和古文翻譯。

作文題目《難忘的一天》更是被調(diào)侃為“小學生作文題”。

數(shù)學題目雖涉及代數(shù)與幾何，但難度遠低于當今中考水平，唯一有難度的也就是英語科目了。

但是除了報考外國語專業(yè)的學生，其他考生的英語成績暫不計入總分。

那么在這種情況下，為何卻出現(xiàn)那么低的錄取率呢？要知道我們今天的大學錄取率可高達60%以上。

首先是因為鄧小平開會確定恢復高考時已經(jīng)是9月份了。

等到發(fā)出公告確定高考時就到了十月，而此時距離高考只剩下兩個月的時間。

而且這次恢復高考，距離上次已經(jīng)相隔了十幾年。

那個時候大家已經(jīng)不認可讀高中這條路了，普遍都是初中之后考技校或者中專。

學一門技術(shù)然后進廠工作才是鐵飯碗。

或者大多是“文革”中輟學的工人、農(nóng)民、知青，知識儲備嚴重不足。

這兩個月的匆忙準備，對于底子不好的學生而言堪比“女媧補天”。

并且以前可沒有咱們現(xiàn)在這么多練習冊可以做，也沒有一手真題。

備考期間，一本《數(shù)理化自學叢書》被爭相傳抄。

中學教師臨時開課，走廊燈光下擠滿背誦單詞的考生。

所以，即使我們現(xiàn)在看起來簡單的題目，對于當時的學生而言也是難如登天。

據(jù)監(jiān)考教師回憶，許多考生因長期脫離學習，面對再基礎的題目也束手無策，數(shù)學科交白卷者比比皆是。

即使有學生學習底子還不錯，可是你知道他們面臨的競爭對手是多少嗎？

今天的高考被形容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一年考不好，復讀一年的學生大有人在。

年年高考后都有學生戲稱“高三打基礎，高四985”。

可是從1966屆至1977屆，積壓了12屆中學生。

加上部分優(yōu)秀高中生可以提前參考，實際競爭人數(shù)相當于13屆考生。

換到今天來說，就是一群復讀了十多年的高中生一起高考，這個場面就問你怕不怕。

所以在當時的考場中既有15歲少年，也有30歲已婚知青。

甚至出現(xiàn)“叔侄同考”“夫妻競逐”的奇觀。

電視劇《小巷人家》中曾有一幕就是，考生在教室里考試。

考生的婆婆抱著幾個月大的孩子，在考場外等著孩子媽媽考完試來喂奶。

闊別12年的高考給了太多人新的希望，年輕的學生想通過高考去看外面的世界。

下鄉(xiāng)的知青想通過高考返城，畢竟那個時期知青返城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每個人都有自己想要通過高考，得以實現(xiàn)的愿望。

所以在文盲還遍地都是的1977年，高考報名人數(shù)高達573萬。

但是當年的全國高校僅598所，計劃招生20萬人。

雖然后經(jīng)鄧小平提議擴招至27.3萬人，但仍杯水車薪。

部分省份甚至實行了“預選制”，也就是預考。

預考就是在高考前設置的，一種預備選拔方式，想要參加高考的同學都需要報名預考。

而預考會劃一個本專科通用的最低分數(shù)線，只有通過了預考分數(shù)線的考生才有資格參加高考。

導致最后，僅有高考計劃錄取數(shù)的2-5倍的考生，才能進入正式考場，實際競爭遠高于表面數(shù)據(jù)。

社會變革

1977年高考的“簡單”與“殘酷”，折射出中國社會的深層矛盾與變革陣痛。

此前“工農(nóng)兵學員”選拔依賴出身與關(guān)系，恢復高考以分數(shù)為尺，重塑社會人員流動規(guī)則。

“分數(shù)至上”的代價就是即便題目簡單，仍只有極少數(shù)人能跨越知識斷層，凸顯了當時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均衡。

教育資源好的地方可能半年前就聽到了要恢復高考的口風，早早就可以備考。

而教育資源落后的地方，從知道恢復高考的消息到上考場可能就一個月。

另外隨著社會變革，階級之分開始變的不一樣。

過去是“三代貧農(nóng)”才是好成分，但隨著我們的政策開始對資本包容，所以更多的“地主”階級也可以參加學習考試。

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間，由于很多國營的工廠收益不好，被迫關(guān)停，員工不得已被下崗。

職工子弟們“子承父業(yè)”的路也就走不通了，他們需要“知識改變命運”的集體覺醒。

而在這27萬錄取者中，涌現(xiàn)出了經(jīng)濟學家厲以寧、作家劉震云等時代精英，他們成為改革開放的中堅力量。

雖然仍有超500萬落榜生，但國家積極出臺成人學歷，比如電大、夜大。

許多人通過自學考試、技術(shù)培訓等途徑繼續(xù)延續(xù)求知之路，推動社會底層知識水平的緩慢提升。

結(jié)語

自從1999年高校擴招后，錄取率突破50%，高等教育也從精英化走向大眾化。

回頭看1977年高考的“簡單”與“殘酷”，實則是中國社會變革的縮影。

那些在煤油燈下苦讀的身影，不僅為個人搏出一條生路，更為一個民族叩開了現(xiàn)代化的大門。

當今天我們討論“試卷難度”時，或許更應銘記。

教育的本質(zhì)，從來不是題目的難易，而是賦予每個靈魂，突破時代局限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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