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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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語言是地名起源的先決條件，地名作為區(qū)別個體地物的語言符號，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漢語和俄語地名的命名受到中國和俄羅斯的地理環(huán)境、歷史文化、社會背景的影響，具有一定的特點和規(guī)律。漢語歷史人物地名同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事件、文化傳統(tǒng)密切相關，記錄了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跡，傳承了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具有紀念意義，是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俄語歷史人物地名往往與俄羅斯歷史上的民族英雄和文化名人相關聯(lián)，反映了俄羅斯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認同。漢語歷史人物地名注重人物與事件的文化內涵，俄語歷史人物地名傾向于直接描述歷史事件和人物。對漢語和俄語歷史人物地名的研究，不僅需要深入了解中國和俄羅斯相關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跡、地名來源和演變等方面的知識，而且需要運用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來分析地名蘊含的語音、語義、語用信息。以漢語和俄語歷史人物地名為語料，通過對比漢語和俄語歷史人物地名的演變過程、命名類型、歷史背景信息，分析語言特征，總結中國和俄羅斯不同時期的民族情感和文化心理的異同。

［關鍵詞］漢語和俄語；地名；命名類型；語言特征；文化內涵

地名是遵循一定的語言規(guī)律而形成的地理詞匯，具有悠久的歷史。地名的演變過程反映了當?shù)夭煌瑫r期的語言、地理、歷史、人文等特點，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漢語和俄語歷史人物地名的對比研究，可以分析中國和俄羅斯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形成的民族性格、審美、思維等方面的異同，加深人們對中國和俄羅斯不同時期的文化歷史和民族情感的了解。

一、漢語和俄語歷史人物地名的命名類型

與中國地名相關的研究起步較早，主要集中在地名記錄和起源分析方面。各文獻的釋名數(shù)量顯示，中國古代早期以山、水、地形、方位等自然環(huán)境命名的地名數(shù)量較多，以人物命名的地名數(shù)量較少。東漢時期的《漢書·地理志》記載了3處人物地名淵源解釋，約占地名淵源解釋總數(shù)的1/20；應劭的《漢書集解》中有13個人物地名釋名，約占淵源解釋總數(shù)的1/12；南北朝時期，地名淵源解釋的數(shù)量增多，以人物命名的釋名數(shù)量也隨之增加，酈道元在《水經(jīng)注》中解釋了約130處人物地名的淵源，大致占其釋名總數(shù)的1/8。

漢語和俄語歷史人物地名的命名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一）以發(fā)現(xiàn)者、建立者、居住者的姓氏、名號、爵位等命名

地名是一種人類文化現(xiàn)象，人類的遷入和居住促進了地名的命名進程，人煙稀少之地的命名進程則發(fā)展緩慢。中國的姓氏和地名具有特殊的聯(lián)系，從古至今，大量地名源于居民或者當?shù)刂宋锏男帐希耙蛐盏妹钡牡孛椴贾袊蠼媳?，其中既有單姓和雙姓地名，又有連名帶姓的地名，例如：

“蔡洲”（今湖北省襄州區(qū)東津鎮(zhèn)老營村），《元一統(tǒng)志》注：“在襄陽縣東北漢水中，后漢蔡瑁居其上，因名?！辈讨抟驏|漢蔡瑁曾居其上而得此名，后來成為襄陽的名勝之地。

“何山”（今浙江省湖州市境內金蓋山），《太平寰宇記》注：何口山“昔曰何山，亦曰金蓋山，晉何楷居之，修儒業(yè)?？鬄閰桥d太守，改金蓋山為何山”，金蓋山更名的原因是東晉吳興太守何楷在這里建造讀書堂。

“山陽故城”是大型古城遺跡，位于河南省焦作市山陽區(qū)新城街道墻南村?！短藉居钣洝份d：“山陽故城，魏兗州刺史山陽公所筑，城因人以立名”，山陽故城以建城人命名。

俄羅斯擁有大量以發(fā)現(xiàn)者、建立者、居住者或者氏族的姓命名的地名，例如：

“扎里科沃”（Жариково）是阿穆爾州（Ам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坦波夫卡區(qū)（Тамбов）的村莊，以最早居住該地的居民姓氏扎里科夫（Жариковые）命名；“杰日尼奧夫角”（Мыс Дежнёва）位于楚科奇半島（Чукотскийполуостров），為紀念最早發(fā)現(xiàn)該地的俄國航海家謝苗·伊萬諾維奇·杰日涅夫（Семён Иванович Дежнёв）而命名。

“魯尼諾”（Лунино）取自中尉奧西普·伊萬諾維奇·魯寧（Осип Иванович Лунин）的姓氏；“阿爾漢格爾斯克”（Архангельск）警衛(wèi)所建于1665年，中尉奧西普·伊萬諾維奇·魯寧于1973年來到這里，此地以中尉的姓氏命名。

十月革命（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之后，以沙皇、大公爵、貴族等創(chuàng)始人姓名命名的居民點數(shù)量明顯減少。

（二）以該地所有者命名

中國和俄羅斯均存在以土地所有者命名的地名，一些地名隨著歷史變遷和發(fā)展而有所更改，一些地名保持不變（例如“菽莊花園”“虎豹別墅”“丁家田”等）。除此之外，中國古代有大量以諸侯命名的地名，例如南陽郡“冠軍縣”（位于今河南省鄧州市），《漢書·地理志》注：“武帝以封霍去病，去病仍出匈奴，功冠諸軍，故曰冠軍?！被羧ゲ≡趹?zhàn)場上功勛卓著，漢武帝封他為冠軍侯，劃地賜為冠軍侯邑，因此得名。又如“斟尋”（今山東省濰坊市），得名于諸侯斟尋氏族。《水經(jīng)·巨洋水注》記載：“是蓋寓其居而生其稱，宅其業(yè)而表其邑?！?/p>

學者研究中國和俄羅斯的以該地所有者命名的歷史人物地名，既有助于尋找過去的世襲領地位置，也有助于厘清血統(tǒng)關系。俄羅斯中部以土地所有者的姓名命名的村莊包括“索洛古博沃”（Сологубово）、“謝列梅捷沃”（Шереметьево）、“屠格涅沃”（Тургенево）等，與之相應的名或者姓包括“索洛古博夫”（Сологубов）、“謝列梅捷夫”（Шереметев）、“屠格涅夫”（Тургенев）等。

（三）為紀念某種原因與該地相關的人物而命名

第一，以在此地逝世或者安葬的人物命名。漢語中以被安葬的人物命名的地名蘊含的信息主要包括被安葬的人物和地點，例如代郡“靈丘縣”（在今山西靈丘縣東十里固城村），《漢書·地理志》注：“應劭曰，武靈王葬此，因氏焉。”除此之外，漢語中含“墳”字的地名出現(xiàn)的頻率較高，主要集中在北京，例如“公主墳”“八王墳”“李家墳”等。

以在此地逝世的人物命名的地名蘊含的信息傾向于與此人相關的事件或者精神。

例如“屈潭”（在今湖南岳陽市汨羅市），《水經(jīng)·湘水注》記載：“汨水又西為屈潭，即汨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沉于此，故淵潭以屈為名?！鼻抢寺髁x文學的奠基人，創(chuàng)立了“楚辭”文體、開創(chuàng)了“香草美人”的傳統(tǒng)。公元前278年，白起攻郢都，屈原聞訊自感振興楚國無望，遂于農歷五月初五懷石自投羅淵而死，他的愛國情懷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曹娥江”（位于浙江省紹興市）的名稱源于東漢孝女曹娥。曹娥因父親溺水身亡，為尋父親尸身投江而死。孝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曹娥的行為在民間影響很大，符合以孝治天下的文化傳統(tǒng)，后人為了紀念曹娥的孝節(jié)，將此江命名為曹娥江。

“莫干山”（位于今浙江省湖州市德清縣境內），相傳干將、莫邪夫妻在山區(qū)鑄劍而死，后人便將此山命名為“莫干山”。

俄羅斯勘察加半島（Камчат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一部分地名可以追溯到土著居民的名字例如“科里亞克”（Коряки）、“伊特里門”（Ительмены）等，當?shù)睾恿魍ǔＲ跃幼』蛘甙苍嵩诖说氐娜嗣Ｗ畛Ｒ姷氖怯煽评飦喛巳说哪行悦麡嫵傻暮恿髅Q，例如“埃梅肯瓦亞姆河”（река Емекенваям），這個名稱是為了紀念被安葬在河邊的科里亞克人埃梅凱恩（коряк Емэкэн）。

再如“安昆河”（река Анкун），科里亞克人安昆（коряк Анкун）和家人在這條河里捕魚并被安葬于此，這條河就以安昆（Анкун）命名。

第二，為紀念某人的出生命名。有一類漢語地名是后人為紀念某人的杰出貢獻，將某人的出生地改為與人物同名。例如，福建省福州市閩侯縣祥謙鎮(zhèn)的名稱是為了紀念全國首位壯烈犧牲的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林祥謙。朱仙鎮(zhèn)（位于今開封市）相傳是戰(zhàn)國名士朱亥的出生地，朱亥在竊符救趙中擊殺晉鄙，幫助信陵君立下功勞，后人為紀念朱亥而將這里稱為朱仙鎮(zhèn)。

俄語里的此類地名更多的是紀念新生的皇室繼承人。例如，“阿列克謝耶夫卡”（Алексеевка）是俄羅斯車里雅賓斯克（Челябинск）地區(qū)的一個村莊，建于1904年，以尼古拉二世新生的皇子阿列克謝（Алексей）命名。1154年，尤里·弗拉基米羅維奇·多爾戈魯奇（Ю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Долгорукий）建立了一個城市，為紀念兒子德米特里（Дмитрий）的出生，城市名稱被定為“德米特羅夫”（Дмитров）。

第三，以與重要事件相關的人物命名。地名學是一門交叉性學科，地名研究涉及語言學、地理學、歷史學、社會學、民俗學等學科。從發(fā)展的角度看，地名隨著事物的發(fā)展而不斷變化，朝代變更、戰(zhàn)爭、社會變革、民族遷徙等都有可能影響地名的演變。與重要事件相關的人物地名既是人們認識歷史和借鑒歷史的依據(jù)，也是漫長曲折歷史的見證。例如，漢語地名吳越街（位于今安徽省安慶市），名稱源于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吳樾，該名稱不僅記錄了清廷的“預備立憲”騙局和中國革命運動的艱辛，而且代表了中國人民致敬革命烈士的紅色精神。田橫島（位于山東省青島市即墨東部），名稱源于田橫和五百名忠義將士的悲壯故事。史書記載，西漢建立后，劉邦遣使詔田橫降，田橫被迫前往，因不愿稱臣于漢，于赴洛陽途中自刎，留居島上的五百將士皆揮刀殉節(jié)。后人感嘆田橫和五百將士堅貞不屈的氣節(jié)，遂將此處命名為田橫島。

俄語里與重要事件相關的歷史人物地名多數(shù)與戰(zhàn)爭英雄相關。例如，以俄羅斯1812年衛(wèi)國戰(zhàn)爭的軍官命名：“丹尼斯·達維多夫路”（улица Дениса Давыдова），以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軍官命名：“沙季洛夫將軍路”（улица Генерала Шатилова），以蘇德戰(zhàn)爭軍官命名：“崔可夫元帥路”（улица Маршала Чуйкова）等。

（四）以各領域的杰出人物命名

中國和俄羅斯都有與各領域杰出歷史人物和民族英雄同名的地名，人們?yōu)榧o念他們對國家和人民的事業(yè)作出的貢獻而對某一地域命名。例如，以文學家命名：“茅盾路”、“果戈里路”（улица Гоголя），以科學家命名：“墨子路”、“羅蒙諾索夫路”（улица Ломоносова），以英雄命名：“子長縣”、“朱可夫路”（улица Жукова）等。

以中國和俄羅斯各領域杰出歷史人物命名的地名示例，見表1。

（五）以國外人物命名

西方國家至今習慣用國內外人物命名道路來紀念他們的個人價值和成就。近代，這種命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出現(xiàn)了以國外人物命名的地名。如今，中國以國外人物命名的地名大多已經(jīng)被更改，少量存在例如牛頓路、達爾文路、高爾基路等。俄羅斯以國外人物命名的地名數(shù)量不少，例如恩格斯路（улица Энгельса）、牛頓路（улица Ньютона）、愛因斯坦路（улица Эйнштейна）等。

二、歷史人物地名反映了漢語和俄語的語言特征

筆者在語言學的視角下，從兩方面分析歷史人物地名的語音特征和構詞特征。

（一）歷史人物地名的語音特征

漢語作為孤立語，地名的語音特征主要反映為語音的長短，通過音節(jié)構成可知語音的長短。中國不同時期的地名，音節(jié)結構不同：漢語地名的通名，早期大多是單音，例如“河”“山”“鄉(xiāng)”“路”等；雙音節(jié)通名出現(xiàn)較晚，例如“胡同”“盆地”“丘陵”“公園”等；三音節(jié)通名的數(shù)量極少，例如“三角洲”等。中國早期的地名也存在省略通名/保留專名的情況，這與上古漢語的書面語特點有關。早期漢語地名專名以單名為主，甲骨文地名里雙名、多名的地名數(shù)量稀少；商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專名，從單名占絕對優(yōu)勢過渡為雙名、多名占主要優(yōu)勢。大量雙名、多名的存在并不意味著單名完全消失。對漢語地名來說，一方面，雙音節(jié)地名較為簡單，指位性不明確，五音節(jié)及以上地名較為煩瑣，不易記憶，所以這兩種地名的數(shù)量都比較少；另一方面，三音節(jié)地名在方便人們記憶的同時，既保持了適當?shù)淖謹?shù)和簡單的形式，又能夠更準確地指出具體方位、更細致地表達地名的內涵，因此，漢語中三音節(jié)地名數(shù)量占比最大。

漢語歷史人物地名在音節(jié)構成上也不例外，古代以人物命名的雙音節(jié)地名數(shù)量很多，例如“霸水”“長子”“婁湖”等。

筆者整理了中國現(xiàn)有的歷史人物地名，對漢語歷史人物地名音節(jié)構成分析如下。

第一，雙音節(jié)地名與五音節(jié)及以上地名在人物地名中占比極少。雙音節(jié)地名，例如“韓江”“黃山”“梅嶺”等；五音節(jié)及以上地名，例如“武松東大街”“歐陽海水庫”等。第二，三音節(jié)地名和四音節(jié)地名在人物地名中占較大比例，三音節(jié)地名例如“光啟路”“茅盾路”“李冰路”等，四音節(jié)地名例如“李時珍路”“郭守敬路”“徐霞客鎮(zhèn)”等。

俄語屬于屈折語，人們無法通過語音的長短來分析俄語地名的詞匯單位。俄語地名通常由兩個詞匯單位形成，俄語歷史人物地名也是如此，雙單詞地名占很大比例。筆者整理了俄羅斯圣彼得堡路名數(shù)據(jù)庫，對俄語人物地名單詞構成數(shù)量分析如下。

漢語歷史人物地名的專名音節(jié)數(shù)量和俄語歷史人物地名的專名單詞數(shù)量，同漢語和俄語的人物命名體系具有直接的關系。

第一，雙單詞俄語人物地名占絕對優(yōu)勢，例如“馬雅科夫斯基路”（улица Маяковского）。第二，三單詞俄語人物地名占據(jù)小部分，例如“戈沃洛夫元帥路”（улица маршала Говорова）。第三，存在少量的四單詞及以上俄語人物地名，例如“馬術拉赫塔一號路”（улица первая Конная Лахта）。

現(xiàn)今漢語歷史人物地名中，三音節(jié)地名的數(shù)量占絕對優(yōu)勢，四音節(jié)地名數(shù)量占比次之，雙音節(jié)和五音節(jié)及以上地名數(shù)量占比最小。在這些三音節(jié)和四音節(jié)的人物地名中，通名多以單音節(jié)為主，即“路”（滄白路）、“街”（守仁橋街）等，歷史人物地名的專名多為雙音節(jié)或者三音節(jié)。

俄語歷史人物地名中，雙單詞地名的數(shù)量占絕對優(yōu)勢，三單詞地名數(shù)量占比次之，四單詞及以上地名數(shù)量占比最小。在占絕大多數(shù)比例的俄語雙單詞和三單詞人物地名中，通名基本由一個單詞表示，例如“托爾斯泰路”（улица Толстого）等，專名基本由一個單詞或者雙單詞構成。

（二）歷史人物地名的構詞特點

漢語和俄語人名的共性是既有名又有姓，二者都有獨特的命名體系。中國古代人名大致包含“姓”“名”“字”“號”幾個部分，中國現(xiàn)代人名主要由“姓”“名”兩個部分組成。俄羅斯人名主要由“名”“父稱”“姓氏”三部分構成，父稱來源于父親的名字，是漢語人名結構和俄語人名結構較大的不同。例如，“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亞歷山大”（Александр）是人物的名，“謝爾蓋耶維奇”（Сергеевич）是父稱，“普希金”（Пушкин）是姓。

俄語地名的詞序不如漢語地名嚴格，所以俄語人物地名既可以由“專名+通名”組成，例如“普希金大街”（Пушкин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也有“通名+專名”的形式，例如“果戈里路”（улица Гоголя）。

漢語中以人物命名的地名大致分為兩種。第一，姓+名/字+通名，例如“張衡路”“黃興路”（姓+名+通名），“尹道真路”“唐伯虎文化園”（姓+字+通名）等。第二，姓/名/字/號+通名，例如“韓江”（姓+通名）、“靖宇縣”（名+通名）、“太白路”（字+通名）、“陽明路”（號+通名）等。此外，有些地名采用人物謚號命名，例如“文定路”（徐光啟謚號“文定”）、“文成縣”（劉基謚號“文成”）等。

俄語中以人物命名的地名多由三種方式構成。第一，通名+姓/父稱的二格，例如“契訶夫路”（улица Чехова，通名+姓的二格）、“彼得羅維奇路”（улица Петровича，通名+父稱的二格）等。第二，通名+名+姓的二格或者通名+名+姓+父稱的二格，例如“奧列格·科舍沃伊路”（улица Олега Кошевого，通名+名+姓的二格）、“安·巴·契訶夫博物館”（Дом-музей А.П.Чехова，通名+名+姓+父稱的二格）等。第三，姓的形容詞+通名，例如“蘇沃洛夫大街”（Суворов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列寧大街”（Ленин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等。屈折語的特點是用豐富的詞形變化來表示各種語法意義，俄語人物地名比漢語人物地名的詞形變化和構詞模式更豐富、更復雜。

三、歷史人物地名反映漢語和俄語民族的文化內涵

（一）反映歷史文化

第一，反映歷史進程。地名是人類活動的印記，留有大量表示時代變遷和歷史進程的記錄，人物地名蘊含很多歷史意義，這些地名的由來和更迭，體現(xiàn)了相應的時代背景。

從歷史角度，人們可以將漢語人物地名分為三個階段：辛亥革命之前、民國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辛亥革命之前，人物地名保留以崇高社會地位之人命名的傳統(tǒng)，傳統(tǒng)人物地名與姓氏的關系十分密切。重大歷史事件對道路名稱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國地名受西方國家的影響，以同時期歷史人物命名的地名數(shù)量有所增加，例如“中山市”“黃興路”“蔡鍔路”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很多人物地名已經(jīng)被更名。

俄羅斯人物地名可分為十月革命之前、十月革命之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lián)盟（蘇聯(lián)，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解體之后這三個階段。十月革命之前，俄羅斯人物地名大多數(shù)使用地名來突出一個家庭或者一個氏族。十月革命之后，俄羅斯地名發(fā)生了巨大變化，許多人物地名消失了，以同時期革命英雄的姓名命名的人物地名數(shù)量增加，例如“列寧大街”（Ленин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斯大林格勒”（Сталинград，今稱伏爾加格勒州Волгоградская область）等。蘇聯(lián)解體之后，大量人物地名在特殊時期的背景下恢復了原有的名稱，例如“烏里揚諾夫路”（Ульяновская улица）恢復為“尼古拉亞姆斯基路”（Николоямская улица）。

第二，反映歷史戰(zhàn)爭。中國歷史上戰(zhàn)事頻繁，地名中有與戰(zhàn)爭和軍事活動相關的內容。漢語里的這類地名較少出現(xiàn)直接表達戰(zhàn)爭的文字，人物地名也不乏其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抗美援朝等多個時期，冠以英雄人物姓名的地名數(shù)量很多，例如“公略縣”“左權縣”“昌勛村”“根思鎮(zhèn)”等。在戰(zhàn)爭時期，中國也出現(xiàn)了一些外國人物地名，例如“斯大林廣場”“高爾基路”等。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推行以人名作為地名，1951年12月之后，大多數(shù)人物地名整改更名，保留了“中山市”“左權縣”“黃驊市”“靖宇縣”“尚志市”“志丹縣”“子長市”“子洲縣”。

俄羅斯歷史上經(jīng)歷了多次重要戰(zhàn)爭，這些戰(zhàn)爭不僅對俄羅斯本身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影響了整個歐洲的歷史進程。俄羅斯的許多歷史事實都記錄在地名之中，尤其是以在戰(zhàn)爭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的歷史人物來命名地名，例如，與衛(wèi)國戰(zhàn)爭英雄和衛(wèi)國戰(zhàn)爭事件相關的地名在俄羅斯的歷史和文化景觀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俄羅斯有很多道路以1812年衛(wèi)國戰(zhàn)爭的指揮官命名，例如“巴格拉季昂路”（улица Багратиона）、“庫圖佐夫路”（улица Кутузова）、“將軍葉爾莫洛夫路”（улица Генерала Ермолова）等。

第三，政權更替。每個國家更改地理名稱，通常是由社會政治原因引起，一些沒有牢固政治基礎或者未被人們習慣的地名被恢復為舊名，一些地名成為國家發(fā)生重大事件的印記，人物地名體現(xiàn)了人們對杰出人物的紀念。

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中，有數(shù)量龐大的地名昭示著歷代政治的“氣候”。辛亥革命之前，各朝代的統(tǒng)治者習慣按照夙愿命名或者更改前朝的地名，其中包括一些人物地名，例如“不韋縣”（古地名，位于今云南省保山市東北金雞村）。漢武帝不滿呂嘉擁兵抗?jié)h的行為，以“置不韋縣，以彰先人之惡”為由，將呂不韋后人呂嘉的族人全部遷徙到古哀牢國。政治變化對現(xiàn)代人物地名也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辛亥革命之后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漢語人物地名的數(shù)量在這段時間驟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規(guī)定，一般不以人名作為地名，很多以人物命名的地名被更改，保留了一些具有重要意義的人物地名。例如，北京的“佟麟閣路”“張自忠路”“趙登禹路”先后在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被更名，再于1984年恢復原有名稱。

俄羅斯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紀的基輔羅斯，繼而經(jīng)歷了幾個重要時期和事件，成為如今的俄羅斯：伊凡四世（Иван IV Васильевич）時期稱為沙皇俄國（Российское царство）；彼得一世（Пётр I Алексеевич）時期改稱俄羅斯帝國（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十月革命時期，列寧領導的無產(chǎn)階級推翻了沙皇制度，成立了蘇聯(lián)，1922年至1991年發(fā)生了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和冷戰(zhàn)在內的一系列重要歷史事件；1991年至今，俄羅斯在蘇聯(lián)解體之后成為獨立的國家。十月革命之前，俄羅斯的地名多以此地的發(fā)現(xiàn)者、建立者、居住者或者氏族的“姓”來命名；十月革命之后，隨著與新政府人物無關的教堂、房屋、莊園所有者信息和名稱的變更，俄羅斯地名發(fā)生了巨大變化，許多人物地名消失了，例如“布拉戈維申斯克路”（Благовещенская улица）、“尼古拉街”（Никольская улица）“、特羅伊茨基路”（Троицкая улица）等；蘇聯(lián)解體之后，大量人物地名在特殊時期的背景下恢復了原有名稱，例如“加里寧大街”（Калинин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恢復為“新阿爾巴特街”（Новый Арбат）。由此可見，人物地名的變更受政權更替的影響很大。

（二）反映社會文化

第一，反映社會制度。中國古代社會是宗法社會，宗族血緣具有重要的地位。古代中國早期，貴族才能有姓氏；秦國統(tǒng)一戰(zhàn)爭之后，人們普遍擁有姓氏，姓氏作為血緣關系的標志性符號，具有重要的地位。為了表達對姓氏的重視，人們習慣以作出重大貢獻或者最先來到此地之人的姓氏來命名村落，漢語人物地名因此產(chǎn)生了“姓氏+通名”的結構，例如“尹巷”“劉莊”“趙店”等。人物姓氏或者名字與地名的重合并不意味著一定先出現(xiàn)姓氏或者名字，有些情況恰恰相反。中國古代很多姓氏起源于地名，例如以國名為氏、以山水地名為氏、以居住地為氏、以邑地為氏等。

在姓氏文化方面，俄語歷史人物地名同漢語歷史人物地名的情況相似。十月革命之前，俄羅斯歷史人物地名多以當?shù)厮姓摺⒆钕染幼≌呋蛘咦鞒鲋卮筘暙I之人的姓氏來命名。來源于人名的俄語地名后綴多為“-ово/-ево”，例如“杰米多沃村”（село Демидово）源于村莊主人杰米多夫（Демидов）；后綴“-ин/ино”，例如“魯尼諾村”（село Лунино）取自中尉魯寧（Лунин）的姓；后綴“-иха/-уха/-аха”等較為罕見，例如“切列巴尼哈”（Черепаниха），相關的人物姓氏為“切列帕諾夫”（Черепанов）。一些村莊不帶上述姓氏后綴，原因是村莊移民數(shù)量增加，村中出現(xiàn)很多同姓人，名稱采用復數(shù)形式。例如，“莫爾昌內”（Молчаны）得名于姓氏“莫爾昌”（Молчан），“特魯漢內”（Труханы）源于姓氏“特魯漢”（Трухан），“科夫沙雷”（Ковшары）得名于姓氏“科夫沙爾”（Ковшар）等。

第二，反映社會意識。地名能夠從多方面反映社會意識。不少漢語歷史人物地名涉及傳統(tǒng)道德觀念，例如上文談及的“屈潭”“曹娥江”“莫干山”等。“屈潭”闡述了愛國精神和忠誠公正的品質，“曹娥江”彰顯了重視孝道的傳統(tǒng)美德，“莫干山”代表了堅韌不拔、信念堅定的崇高品德等。一些人物地名映射了當代人的心理活動，或者表達了人們心中美好的意愿，包括對民族英雄的尊重、對崇高社會地位的渴望等，例如“吳起縣”（以戰(zhàn)國名將吳起命名）、“南宮市”（西周南宮適封侯于此地）等。辛亥革命之前，與著名歷史人物相關的地名普遍反映了人們對崇高社會地位和社會繁榮的渴望；辛亥革命之后，歷史人物地名主要與政治和軍事相關歷史事件相關，例如“黃驊市”“志丹縣”“子洲縣”等。

20世紀，俄國群眾支持革命，為表達對革命運動領袖的最大尊重，革命領袖的姓名被用來命名居民點。例如“列寧格勒”（Ленинград，舊稱“圣彼得堡”ранее-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加里寧格勒”（Калининград，舊稱“柯尼斯堡”ранее-Кёнигсберг）。

四、結束語

地名是歷史和文化的載體，在文化發(fā)展中，地名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地名不僅記錄了重要的民族文化史實，而且保存著豐富而意義非凡的文化信息。歷史人物地名不僅反映民族的歷史文化，而且體現(xiàn)不同民族的常見語言活動的總體特點。

筆者研究漢語和俄語歷史人物地名，得出以下結論。第一，歷史人物地名是社會、歷史、文化因素形成的語言作品，漢語和俄語歷史人物地名能夠反映中國和俄羅斯思維方式和精神世界的異同。第二，漢語和俄語歷史人物地名具有多種命名類型，中國以歷史人物命名的地名數(shù)量少于俄羅斯以歷史人物命名的地名數(shù)量。第三，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中國和俄羅斯語言世界有重疊和分離的部分，展現(xiàn)了漢語和俄語歷史人物地名的異同，有助于加強國際文化交流。第四，從地名的文化內涵角度來看，漢語和俄語歷史人物地名在反映歷史和社會文化的同時，揭示了中國和俄羅斯的民族美德和文化核心理念。

作者：史佳鷺，鄒華靜

來源：《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5期

選稿：耿 曈

編輯：賀雨婷

校對：歐陽莉艷

審訂：杜佳玲

責編：耿 曈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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