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伊朗的國教，很多人第一反應(yīng)就是伊斯蘭教什葉派，可細問下去，伊朗具體是什葉派的哪個分支，估計不少人就卡殼了。其實伊朗的官方宗教是什葉派的十二伊瑪目派，這個派別在全球什葉派中占比最大，信徒超過85%。不過有趣的是，這個教派的發(fā)展史跟中國扯上了關(guān)系，尤其通過蒙古帝國的渠道，帶進了不少東方元素。

十二伊瑪目派的核心信念是認定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的繼承人必須是他的直系后裔，從阿里開始，一共十二位伊瑪目，最后一位穆罕默德·馬赫迪在941年進入隱遁狀態(tài)，信徒們相信他會重現(xiàn)人間主持正義。

這個派別最早成型于9世紀的伊拉克地區(qū)，當時什葉派內(nèi)部分裂成好幾個支系，十二伊瑪目派強調(diào)血統(tǒng)傳承和神圣指定，逐漸在伊朗落地生根。但早期伊朗多是遜尼派占主流，什葉派只是邊緣群體，直到蒙古人殺進來，才給它翻身的機會。

1258年，蒙古將領(lǐng)旭烈兀率軍滅了阿拔斯王朝，巴格達陷落，阿拔斯哈里發(fā)被蒙古兵裹在地毯里踩死。這場入侵摧毀了遜尼派的中心勢力，什葉派趁機喘口氣，在希拉等地建起學習中心，學者們開始系統(tǒng)整理教義。

蒙古人起初不偏不倚，對各種宗教都寬容，包括薩滿教、佛教和基督教，這讓什葉派有空間傳播。伊利汗國成立后，統(tǒng)治者從元朝那邊學來不少東西，行政上直接借用中國模式，比如派中國官員過來管事。

元朝和伊利汗國是蒙古帝國的分支，關(guān)系密切，忽必烈作為大汗，對伊利汗有名義上的控制權(quán)。伊利汗們從元朝要錢要人，元朝也派代理人監(jiān)督，比如博拉德、喀丹這些中國人，帶著元朝的詔令和印章，到伊朗影響政治。

伊利汗用上了中國式的官銜和封印，甚至在文書上刻中文字符。行政改革上，蒙古人借鑒元朝的稅收和戶籍系統(tǒng)，在伊朗推行雙式記賬法，這后來還傳到奧斯曼帝國。

文化上更明顯，伊朗陶瓷開始畫蓮花和鳳凰，這些圖案直奔中國風，書畫里也混入東亞元素。建筑和天文也沾光，旭烈兀帶的中國天文學家?guī)图{西爾丁·圖西建了馬拉蓋天文臺，用中國計算表測星象，這直接提升了伊朗的科學水平。

這些中國元素滲透到社會層面，間接幫十二伊瑪目派鋪路。蒙古統(tǒng)治下，伊朗社會亂歸亂，但宗教自由度高，什葉派學者能安心寫書辯論。比方說，希拉學派在蒙古時代興起，伊本·伊德里斯和穆哈奇克·希利這些大佬發(fā)展出獨立推理的方法，強化了什葉派的神學框架。

雖說沒直接證據(jù)說儒家思想融進教義，但蒙古人帶來的東方管理理念影響了什葉派的組織結(jié)構(gòu)。十二伊瑪目派強調(diào)伊瑪目世系的權(quán)威性，跟中國官僚體系的層級制有點異曲同工，學者們在神學院里選拔人才，類似于科舉篩選官員。蒙古人還推動波斯語復興，歷史書從阿拉伯文轉(zhuǎn)成波斯文，這讓什葉派教義更容易本土化傳播。

伊利汗國后期，統(tǒng)治者們陸續(xù)皈依伊斯蘭，1295年迦散汗轉(zhuǎn)信遜尼派，但他的繼任者兀魯伯汗在1304到1316年間搖擺于遜尼和什葉之間，甚至一度偏向什葉派。這段時間，什葉派在伊朗北部和中部擴張，蒙古的寬容政策功不可沒。

要知道，蒙古人自己也從中國帶了佛教和薩滿元素，混雜在伊朗社會里，刺激了宗教融合。比方說，伊利汗的宮廷里有中國醫(yī)生和工匠，他們的到來讓伊朗人接觸到中醫(yī)和印刷術(shù)，拉希德·丁的《史集》就記錄了不少中國知識，這本書是蒙古時代伊朗史料的寶庫，里面提到中國地理和習俗，證明了文化交流的深度。

拉希德·丁本人是猶太裔轉(zhuǎn)穆斯林，當過伊利汗的宰相，他跟元朝有密切聯(lián)系，書里詳細描述東亞地圖，這在當時中東是罕見的。他的作品顯示，伊利汗國不光軍事上靠蒙古，文化上也主動吸納中國東西。

蒙古人用紙幣失敗了，但這主意就是從元朝抄來的，伊朗市場一度流通這種東西。藝術(shù)上，伊利汗時代的細密畫融合了中國水墨和歐洲哥特風，陶瓷出口到中國，反過來影響元青花。這樣的交流，讓伊朗社會更開放，什葉派從中受益，慢慢從地下轉(zhuǎn)地上。

不過，十二伊瑪目派的真正大爆發(fā)得等到薩法維王朝。1501年，伊斯瑪儀一世建國，他是蘇非教團后裔，靠紅頭軍強制推行十二伊瑪目派。從黎巴嫩和伊拉克請來什葉派學者，在伊斯法罕建神學院，民眾不改宗就挨打，甚至公開咒罵遜尼派先賢。

這場轉(zhuǎn)換運動持續(xù)兩百年，把伊朗從遜尼多數(shù)轉(zhuǎn)成什葉多數(shù)。薩法維前，蒙古時代已為什葉派打下基礎(chǔ)，伊利汗的寬容讓它扎根，要是沒有蒙古打開大門，中國影響也進不來。薩法維國王用什葉派統(tǒng)一國家，對抗奧斯曼遜尼帝國，這策略跟蒙古人分而治之的思路有點像。

蒙古的影響不限于宗教，還延伸到政治。伊利汗國強調(diào)伊朗國王的土地概念，這后來幫薩法維鞏固疆域。元朝的官僚模式，讓伊朗行政更高效，什葉派烏里瑪（學者）借此建起層級體系，從基層穆拉到高級阿亞圖拉，管理信徒事務(wù)。

十二伊瑪目派的核心是代理人制度，因為最后伊瑪目隱遁了，學者們代行權(quán)威，這跟中國官員代理皇帝有點相似，雖不是直接抄襲，但交流環(huán)境下容易產(chǎn)生共鳴。

快進到現(xiàn)代，1979年伊朗革命后，霍梅尼上臺，建立伊斯蘭共和國，十二伊瑪目派成了國家支柱。他整合了教義和現(xiàn)代治理，法基赫監(jiān)護制讓最高領(lǐng)袖監(jiān)督一切，這套系統(tǒng)繼承了蒙古時代的分權(quán)傳統(tǒng)。

伊朗現(xiàn)在是全球什葉派中心，輸出到敘利亞和黎巴嫩，但根子還得溯源到蒙古打開的東方大門。中國伊朗關(guān)系古已有之，蒙古期是最緊密的，那時伊朗學了中國不少東西，從天文到藝術(shù)，再到間接的宗教寬容政策。

說到底，十二伊瑪目派不是純“中國制造”，但蒙古元朝的影響確實幫它在伊朗站穩(wěn)腳跟。沒有伊利汗國的文化輸入，什葉派可能還窩在邊緣地帶。歷史就是這樣，征服者帶來破壞，也帶來機會，中國元素就這樣悄無聲息地滲入中東宗教。

想想看，伊朗人每天祈禱的教義，背后有蒙古馬蹄和中國印章的影子，這跨文化碰撞多有意思。伊朗的漢化程度，說深不深，說淺不淺，主要在行政和文化層面，宗教上更多是間接助推。但這就夠了，證明世界史不是孤立的，總有意外聯(lián)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