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政策界和學術界感嘆對印研究深度、力度無法匹配印對華重要性時，印度在對華決策中面臨的知識供給不足似乎更為嚴重。長期以來，中國研究在印度處于邊緣地位，飽受資金匱乏、激勵不足、人才短缺之困。受制于語言培訓薄弱、方法論滯后和能力建設缺失，印度對華研究多依賴國外成果，視角單一，且往往流于表面。 然而，中國對印度意義重大。不僅因為兩國同為十億人口級別經(jīng)濟體，中國的發(fā)展經(jīng)驗與教訓對印度具有獨特借鑒價值，更因為兩國互為毗鄰大國且存在領土爭議，唯有“知己知彼”，方能從容應對。 本文作者現(xiàn)為哈佛大學燕京學社中國研究所博士研究員，曾長期為包括印度國家轉型委員會在內政府機構提供政策咨詢。他痛陳印度中國研究的深層弊病，并呼吁國家加大投入，提升研究質量。這不僅反映了印度政策界對高水平中國研究的迫切需求，也折射出印度頂尖政策學者對華認知的現(xiàn)實態(tài)度。南亞研究通訊特此編譯本文，并授權觀察者網(wǎng)首發(fā)，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文/阿克謝·班布里；翻譯/何佳蔚】

中印關系將走向何方？這是印度媒體經(jīng)常會自問的一個話題，但我們更應思考一個更深刻的問題：我們是否足夠了解中國以回答這一問題？

對印度而言，這并非新困境：學界長期以來一直警示，印度的中國研究建設存在短板。阿倫納布?戈什（Arunabh Ghosh）與譚森?森（Tansen Sen）曾在一篇評論文章（《了解你的鄰國》，發(fā)表于《印度快報》2021年1月20日）中指出，印度的中國史研究正處于 “危機之中”，并提到該領域在語言培訓、方法論嚴謹性以及有效運用中文資料開展研究的能力方面均存在嚴重不足。

他們認為，若無法彌補這一能力短板，印度將始終依賴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其關于中國的論述也會淪為無知觀點、缺乏依據(jù)的事實核查與對政治敘事盲目認同的混合體。四年過去，解決這一問題的迫切性愈發(fā)強烈。

2025年9月，莫迪來到天津參加上合組織峰會

印度與主要大國的關系正處于變動之中，德里與北京重新接觸，標志著雙方關系出現(xiàn)了謹慎卻意義重大的轉折。然而，若缺乏對對方深入且獨立的了解，外交層面的開放舉措將意義有限——這使得當下的局勢既充滿機遇，也暗藏風險。

未來數(shù)年雙方互動的走向，將取決于印度的選擇：是選擇與中國漸行漸遠，對所有與中國相關的事物都采取疏離態(tài)度，還是承認中國的重要性，并著力培養(yǎng)真正理解中國的能力？這種理解不應局限于軍事、貿(mào)易或中國共產(chǎn)黨等狹隘視角，而應著眼于其作為一個完整社會政治體的復雜性，進行全面認知。

中國為印度提供了一面難得的對比鏡：兩國同為幅員遼闊、多元包容且人口眾多的國家，在發(fā)展過程中面臨的挑戰(zhàn)與追求的愿景存在諸多交集。當前，印度正朝著5萬億美元經(jīng)濟體的目標邁進，而中國的經(jīng)濟規(guī)模已達約18萬億美元。

無論是在扶貧減貧、氣候適應、產(chǎn)業(yè)政策還是技術自主方面，全球再無其他國家能為印度提供如此具有參考價值的經(jīng)驗。尤為重要的是，中國在環(huán)境政策、城市化進程及金融風險管理領域曾出現(xiàn)的失誤，同樣具有深刻借鑒意義——這些案例清晰展現(xiàn)了若發(fā)展策略推進過快、力度過猛可能引發(fā)的問題。深入研究這些經(jīng)驗教訓，能讓印度避免走代價高昂的彎路，無需再通過慘痛“試錯”獲取經(jīng)驗。

然而，印度對中國的分析往往局限于表層指標，如兵力調動、貿(mào)易數(shù)據(jù)或最新政治聲明。我們忽略了那些塑造當代中國政治行動的歷史因素，包括“百年屈辱”、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革命歷程、儒家治理思想、中國共產(chǎn)黨的內部政治，以及不平等問題、環(huán)境壓力與數(shù)字民族主義帶來的多重壓力。

在新時代，這些因素通過一種技術民族主義的中國崛起愿景緊密結合在一起。就其本質而言，理解中國需要“讀懂字里行間”的深意。捕捉政策文件中的“言外之意”，并辨識官方敘事中所蘊含的歷史與文化指向。這些對于印中開展有認知基礎的互動至關重要。

美國已將中國研究融入各個學科領域，并普及至多數(shù)頂尖高校；就連像澳大利亞這種，誤判中國導致的風險遠低于印度的國家，也已建立起遠比印度完善的中國研究體系。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盡管與中國接壤，印度目前僅有少數(shù)研究機構（至多五六家）在嘗試開展系統(tǒng)性的中國研究。這些機構不僅集中在德里及少數(shù)幾個大城市，還長期面臨資金不足的問題，而且其研究視角在極大程度上局限于安全領域。若缺乏自主研究能力，印度在解讀中國時，仍將不得不依賴由其他國家核心利益所主導的觀點。

這種短板造成的不利影響不僅限于外交政策領域。正如森與戈什在其評論文章中所指出的，中文文獻往往是研究印度本國歷史的重要資料來源：對于一些印度史料中未提及的問題或事件，中文文獻或許能提供相關記載。從這個意義上說，培養(yǎng)運用中文資料開展研究的能力，不僅關乎理解中國，更關乎還原和留存印度歷史中那些若不借助這些資料便會湮沒無聞的層面。

加大對競爭對手的研究投入，更深層次的意義在于樹立信心。這是一個國家保持安全感的應有姿態(tài)：能夠先于競爭對手謀劃，并憑借自身實力采取行動，而非受不安全感驅使。然而，若缺乏足夠認知，這種前瞻性便無從談起；而要形成這種認知，則需要長期投入，包括開展語言培訓、進行全面研究，以及培養(yǎng)能夠在學術界、公共討論與政策制定領域之間自如切換的專業(yè)人才。

從德里看向中國，喜馬拉雅山脈像一堵巨型城墻

必須進行投資，創(chuàng)造一個能夠培養(yǎng)這種專業(yè)知識的環(huán)境?，F(xiàn)有系統(tǒng)抑制了學生學習中國的積極性：幾乎沒有相關大學教職，以及屈指可數(shù)的獎學金，學生幾乎沒有動力投資于語言培訓或長期研究。除了區(qū)域研究之外，這種忽視更加引人注目。在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和經(jīng)濟學等學科中，即使是名牌大學也很少開設以中國為主題的課程。

我們完全有能力改變這一現(xiàn)狀，但前提是必須從現(xiàn)在開始行動。具體而言，這需要在重點高校建立資金充足的中國研究中心，這些中心需以系統(tǒng)嚴謹?shù)钠胀ㄔ捙嘤枮榛A，并配備跨學科師資力量；同時，還應設立相關學術項目，為印度學者提供長期研究機會，使其能夠深入運用中文資料開展工作，并建立規(guī)范化渠道，方便政策制定者獲取學術領域的專業(yè)見解。尤為關鍵的是，這類研究成果不應局限于英文呈現(xiàn)，將其翻譯為印度各地方語言，才能讓更多人接觸到這些知識。

印度需要建立長效機制，以維系與中國相關的研究能力，這種機制建立不僅應在高校層面，還應包括：系統(tǒng)性翻譯核心原始資料的、建立可供學者與政策制定者查閱的數(shù)字化檔案庫，以及編制為公眾提煉洞見的定期政策簡報。

交流訪問項目則需將長期沉浸式體驗作為重點，讓印度研究人員有機會在中國的檔案館與高校開展工作，從而培養(yǎng)其精準解讀政策與歷史所需的語言熟練度及文化理解力。最后，中國研究不能始終以德里為中心。印度應向各邦級研究中心（尤其是邊境地區(qū)及中小邦的研究中心）提供資金支持，助力其構建本地化研究能力。

印度的未來不僅取決于軍事或經(jīng)濟實力，還取決于它對大國的了解，尤其是其最強大的鄰國中國。這種清晰度不僅來自邊界爭端或貿(mào)易數(shù)據(jù)，還來自以自己的方式掌握其語言、歷史、政治和社會。因此，了解中國不再可有可無，而是迫在眉睫。選擇很明確：印度要么現(xiàn)在就投資理解中國的能力，要么未來，就要冒政策被動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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