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fā)后，烏克蘭總統(tǒng)澤連斯基迅速成為全球焦點人物，中西方媒體對他的評價卻呈現(xiàn)極致分化，西方媒體將其塑造成抗擊“入侵”的民族英雄，中國媒體則多批評其“戲子誤國”。

在不少中國人的認知里，澤連斯基在烏克蘭應是遭全民唾棄的“禍國者”，但現(xiàn)實卻是他的民眾支持率居高不下。這種認知偏差的根源，在于我們常以自身立場代入，卻忽視了烏克蘭民眾的特殊處境與歷史語境。

要理解這一矛盾，必須跳出固有視角，從烏克蘭民眾的親身經(jīng)歷與認知邏輯出發(fā)。澤連斯基當選總統(tǒng)時的一個細節(jié)，早已埋下民眾支持他的伏筆。當時有西方記者不解地追問烏克蘭民眾：“為何選擇毫無執(zhí)政經(jīng)驗的演員？難道相信他能讓烏克蘭變好？”

一位民眾的回答道破關鍵：“我們知道澤連斯基或許不行，但我們更討厭那些寡頭?！边@句話背后，是烏克蘭民眾對蘇聯(lián)解體后三十年統(tǒng)治的深惡痛絕。

自1991年蘇聯(lián)解體，烏克蘭的政治家便帶著強烈的買辦屬性掌控國家命脈。他們大規(guī)模倒賣國有資產(chǎn)，將能源、金融等核心領域的利益輸送給西方資本。

導致國內(nèi)百業(yè)蕭條、經(jīng)濟停滯，無數(shù)民眾失去工作，只能流落街頭，甚至連基本溫飽都難以保障，而他們卻靠著掠奪來的財富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

幾乎所有烏克蘭民眾都清楚這些人是“竊國大盜”，但在金錢主導的選舉規(guī)則下，他們只能在不同支持的候選人中反復抉擇，根本沒有真正的“第三種選擇”。

這種“在壞與更壞之間選其一”的困境，并非烏克蘭獨有，美國等西方國家也存在類似的“資本代言人輪流執(zhí)政”現(xiàn)象。但烏克蘭的問題在于，買辦屬性讓他們天然缺乏對國家的責任感，總想著用“賣國條約”換取短期利益。

就像近代中國的宋子文曾提出“美國盤尼西林充足，中國無需自行生產(chǎn)”一樣，烏克蘭的買辦政治家從不愿費力解決國內(nèi)問題，在他們眼中，任何難題都能靠犧牲國家利益來“買單”。

三十多年來，烏克蘭民眾早已對政治家的“賣國”行為習以為常。與那些將國家優(yōu)質(zhì)資產(chǎn)拱手相讓、讓民眾陷入赤貧的“前輩”相比，澤連斯基的相關行為在民眾眼中，反而顯得“不算嚴重”。

這也解釋了為何不能用我們的價值標準簡單評判烏克蘭民眾的選擇，當一個國家的民眾長期處于“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處境，他們對“合格領導者”的期待，早已從“創(chuàng)造福祉”降為“少添新禍”。

或許有人會質(zhì)疑：“即便如此，澤連斯基推動的政策終究損害了烏克蘭利益，民眾為何還要支持他？”要解答這個問題，需先理清一個核心認知：在烏克蘭的西式民主體系中，總統(tǒng)的權力遠沒有外界想象中強大。

在古代封建君主制下，君王個人能力確實能直接影響國家興衰，但在現(xiàn)代議會民主制度中，除薩達姆、卡扎菲等個別獨裁者外，多數(shù)國家的總統(tǒng)更像是“利益集團的代言人”。

烏克蘭的議會本質(zhì)上是國內(nèi)各利益集團的“議事廳”，議員及其背后的金主才是國家真正的掌控者?？偨y(tǒng)就像公司的總經(jīng)理，即便擁有一定話語權，也只是“打工人”，無權擅自決定國家的核心利益。若真出現(xiàn)“出賣國家利益”的情況，必然是全體“股東”（利益集團）默許或支持的結果，總統(tǒng)最多只是在相關文件上簽字，承擔的責任實則有限。

在烏克蘭民眾眼中，真正的“賣國者”是那些與歐美深度綁定的商人和議員。他們的這些資產(chǎn)、家人早已轉移到西方國家，烏克蘭的興衰與他們無關；

而議會自2014年顏色革命后，成員幾乎完成“大換血”，不少議員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美籍烏克蘭人，他們的利益重心本就在美國。面對這樣的權力結構，即便澤連斯基真心想為烏克蘭謀利，也根本無力反抗，若敢違背利益集團的意志，議會次日就可能全票通過彈劾文件。

更何況，澤連斯基本就是為民眾提供一個宣泄怨氣的出口，這種套路與韓國財閥允許電影批判自己如出一轍，只要不影響核心利益，“罵聲”不過是無關痛癢的裝飾。

另一個被忽視的關鍵是，烏克蘭民眾對俄烏沖突的認知，源于近三十年“試錯”后的無奈。多數(shù)人認為，沖突是因澤連斯基在歐美慫恿下加入北約、挑釁俄羅斯所致，但回顧烏克蘭的外交歷程便會發(fā)現(xiàn)，他的選擇并非“愚蠢”，而是“無路可走”。

烏克蘭獨立后，曾先后嘗試三條外交路線，卻最終都走進死胡同。第一任總統(tǒng)克拉夫丘克無條件親近西方，效仿西方推行休克療法，這種經(jīng)濟政策本需外部資金“輸血”才能成功，就像玻利維亞等南美國家依靠歐美援助熬過轉型陣痛期一樣。

但西方對烏克蘭的態(tài)度卻是“趁火打劫”，承諾的資金從未兌現(xiàn)，導致烏克蘭經(jīng)濟徹底崩潰，金融、媒體等優(yōu)質(zhì)資產(chǎn)被西方資本控制，為成為“傀儡國家”埋下禍根。

第二任總統(tǒng)庫奇瑪吸取教訓，選擇在西方與俄羅斯之間保持中立，卻陷入“兩邊不討好”的困境。他任內(nèi)雖勉強止住經(jīng)濟下滑趨勢，但因缺乏外部資金注入，經(jīng)濟增長幾乎為零，民眾生活毫無改善。

第三任總統(tǒng)亞努科維奇嘗試親俄路線，卻因俄羅斯國力衰退、無力提供足夠支撐而失敗。2014年，美西方通過顏色革命推翻亞努科維奇，俄羅斯只能接納他前往莫斯科尋求政治庇護，根本無法保護烏克蘭的親俄政權。

當親西方、中立、親俄三條路線全被證明是死路，澤連斯基的“倒向歐美”，在民眾眼中更像是“無奈的延續(xù)”而非“主動的選擇”。

畢竟，在前三位總統(tǒng)試遍所有可能性后，順從歐美至少能避免被顏色革命推翻，這對長期處于動蕩中的烏克蘭民眾而言，已是“相對安全”的選項。

更重要的是，烏克蘭的民族認同構建，早已與“仇俄”深度綁定。烏克蘭的建國基礎本就存在缺陷，他們?yōu)榱搜谏w自身的“竊國”本質(zhì)，常年通過宣揚民族仇恨轉移民眾視線，而仇恨的對象，便是曾“統(tǒng)治”烏克蘭數(shù)百年的俄羅斯。

這種歷史敘事的塑造，讓烏克蘭民眾對俄羅斯產(chǎn)生了天然的疏離感，就像韓國、越南在獨立后，因曾是中國藩屬國的歷史，而通過修改歷史、強化民族主義來構建認同一樣。

蘇聯(lián)解體后，烏克蘭首次實現(xiàn)獨立，民族意識的覺醒讓“反俄”成為凝聚國民的核心紐帶。在這種語境下，澤連斯基推動加入北約、出兵收復烏東等舉措，在民眾眼中并非“挑釁”，而是“維護國家主權”的“政治正確”。

即便戰(zhàn)爭帶來了家破人亡的痛苦，民眾也更愿意將責任歸咎于“俄羅斯的入侵”，而非“澤連斯基的決策”。這種心態(tài)，就像中國抗日戰(zhàn)爭時期民眾對蔣介石的態(tài)度，若蔣介石選擇投靠日本，即便能暫時避免戰(zhàn)火，也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反之，即便抗戰(zhàn)導致民不聊生，奮起抵抗的他也能獲得民眾的支持。在烏克蘭民眾眼中，普京的角色便等同于“當年的日本侵略者”，澤連斯基的“抵抗”，自然被視為“捍衛(wèi)國家尊嚴”的正義之舉。

如今隨著沖突的持續(xù)，澤連斯基的支持率不僅沒有下滑，反而更加穩(wěn)固。這并非因為他的政策有多成功，而是因為烏克蘭民眾在長期的動蕩與失望中，已將他視為“矮子里拔將軍”的選擇，更將他的“抵抗”與“國家存續(xù)”綁定在一起。

理解這一點，才能真正看懂俄烏沖突中的烏克蘭民眾，也才能跳出立場偏差，更客觀地看待這場牽動全球的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