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化坤，張麗麗

（安徽財經(jīng)大學 文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孫氏家族明朝初年遷居壽州，經(jīng)過數(shù)百年的發(fā)展，至清代中后期，枝繁葉茂，人才輩出，逐漸成為當?shù)氐谝淮蠹易?。孫氏族風純厚，重視道義，詩禮傳家，在社會多個方面都做出了貢獻：他們重視教育，通過科舉考試獲得功名；以經(jīng)商獲取財富，又能慷慨捐贈，回饋社會；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壽州孫氏也有一定的成就。

關(guān)鍵詞：壽州孫氏；科舉；義行；文學

引言

家族是構(gòu)成社會的基石，也是社會發(fā)展的重要力量和人才來源。中國歷史上，曾涌現(xiàn)出很多大家族，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多個領(lǐng)域產(chǎn)生巨大影響。壽州孫氏源于山東濟寧，據(jù)乾隆二年《壽州孫氏支譜序》記載，孫氏自明朝初年始遷壽州，家族“俗尚忠厚，不事虛靡”，講求“治家勤儉，不尚紛華”，主張“以詩禮傳家，耕讀為事”，形成了良好的家族風氣。二世祖孫用，號近橋，“齒德兼優(yōu)，孝友素著，取信于鄉(xiāng)黨，見重于士林”，當時郡牧聞而賢之，舉為鄉(xiāng)飲大賓，其為人“好義輸財，周濟閭里，捐資守城，有功社稷”，因此屢次受到當?shù)卣?，并立碑記事，直至乾隆二年，壽州西南城垜仍有“碑文記其事焉”。明朝時期，壽州孫氏“登鄉(xiāng)薦、游庠序、名重藝林者，尤指不勝屈”［1］，嘉靖《壽州志·人物志》記載的孫氏族人有孫諒、孫海、孫序、孫節(jié)、孫寧、孫璉等，這些人皆“載入州志，歷歷可考”。只是明末戰(zhàn)亂，族譜失傳，具體生平已不可詳考。

孫氏家族十分重視家族和睦和人才培養(yǎng)，乾隆時期，孫珆作《家訓(xùn)十條》，規(guī)定族人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和睦九族，念祖宗一派流傳，各宜相親相愛”“族中子弟有聰俊者宜敦品讀書，以期上達，不得問外事交接官府”［1］。孫氏家訓(xùn)雖然撰于乾隆年間，卻是對以往家族風氣的概括，并對后來的族人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在孫氏家族的發(fā)展中，生活于乾隆、嘉慶年間的孫蟠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孫蟠(1727-1804)，原名士撝，字十洲，號石舟，又號小巫山樵，增貢生，候選知府。他聰明勤勉，著述頗多，早年以舉業(yè)為重，后轉(zhuǎn)而經(jīng)商。他在壽州城關(guān)創(chuàng)辦了石舟當鋪，影響甚大，成為族人賴以謀生的重要經(jīng)濟來源（1）。經(jīng)濟是上層建筑的基礎(chǔ)，穩(wěn)定豐厚的經(jīng)濟來源，是家族發(fā)展壯大的重要保障。明清時期大家族的發(fā)展，大都與經(jīng)商有密切關(guān)系，壽州周邊的幾大家族如定遠爐橋方氏、懷遠林氏等，早期都是依靠經(jīng)商起家。孫蟠由文從商，一方面為家族發(fā)展奠定經(jīng)濟基礎(chǔ)，為他及家族屢行義事提供資金來源，也為后世子孫從事工商業(yè)樹立了榜樣。孫蟠之前，壽州孫氏雖是當?shù)氐拇蠹易逯?，但一直沒有重要人物出現(xiàn)，《壽州孫氏支譜序》稱，族中“敦詩書，習禮義，紳士代不乏人”，但并無“特達之偉人”［1］，此后，孫氏家族可謂人才輩出，乃至有“孫半城”之說，令壽州孫氏成為當?shù)嘏e足輕重的大家族。

當前學界對孫氏家族的研究，主要關(guān)注其在近代經(jīng)濟發(fā)展中實業(yè)方面的成就。孫氏族人中，以孫多鑫、孫多森為代表的一批優(yōu)秀實業(yè)家，創(chuàng)辦了近代中國最早的機制面粉企業(yè)——阜豐機器面粉有限公司，參與投資和經(jīng)營啟新洋灰公司、北京自來水廠、井陘礦務(wù)局、灤州煤礦等，興辦了中國銀行、通惠實業(yè)股份有限公司等一系列新興實業(yè)，后獨立開設(shè)中孚商業(yè)銀行，構(gòu)建以面粉、運輸、地產(chǎn)、金融為主的通孚豐實業(yè)集團，成績十分顯著（2）。但實際上，壽州孫氏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從清代中期以來，孫氏族人在科舉、義行、文學等方面也取得了十分驕人的成績，值得深入探討。

一、孫氏家族在科舉方面的情況

自隋唐施行科舉取士以來，金榜題名幾乎是所有讀書人的夢想，但科舉考試的難度，是超乎我們想象的，很多人終其一生，都未能如愿。除個人才智之外，外部環(huán)境也直接影響著人才的產(chǎn)生。家族作為重要的環(huán)境因素，對人才培養(yǎng)很大程度上起著決定作用。良好的家風，殷實的家境，還有優(yōu)秀族人的引導(dǎo)，都是其中的影響因素，這也是很多家族人才輩出的原因。當代學者王泛森有一篇名文《天才為何成群地來》，闡述環(huán)境對于人才培養(yǎng)的作用，而這同樣也適用于家族的發(fā)展?！叭骸辈粌H是同一時代，也可以是同一地域，或者同一家族。壽州孫氏在明代至清朝前中期，已經(jīng)具備了大家族的基礎(chǔ)，形成了和睦樸實的家風，涌現(xiàn)出一些頗具影響力的族人，尤其孫蟠的出現(xiàn)，極大增強了孫氏家族的影響力和凝聚力。他雖以經(jīng)商為生，但十分重視教育，合肥王杏舒為其作《花邨飲者傳》稱，孫蟠與伯兄拿出專門經(jīng)費“設(shè)立家塾義學，教族子、鄉(xiāng)人之不能延師者”［2］529，義學即私人集資創(chuàng)辦的免費學校。孫蟠秉承孫氏耕讀傳家的風氣，早年致力科舉，雖然在科舉考試方面沒有什么成績，但這種崇儒尚學的風氣一直在孫氏家族中延續(xù)，極大影響了家族的發(fā)展。

孫氏家族中，科名最盛的是五世祖孫珩的兩個兒子孫士謙、孫蟠的后人。在此之外，據(jù)筆者查閱《壽州孫氏支譜》，壽州孫氏只有一名舉人，即孫傳璧（1824—1884），字蒲臣，廩生，同治丁卯（1867）舉人，候選教諭，例授修職郎。孫珩長子孫士謙（1719—1781）字懷六，號淮麓，太學生。生五子，分別為：克任、克依，克俊、克偉、克儀。四子孫克偉（1761—1828），字立人，號約齋，貢生，生子三人，分別是誥祖、本、崇祖。其中三子孫崇祖（1796—1856），字鼎叔，號巢云，又號岫廷，廩貢生，候選訓(xùn)導(dǎo)，曾任池州府教諭。有子五人，分別是家澤、家鐸、家懌、家丞、家鼐。光緒《壽州志》記載，崇祖“生平教子有義方，子五人，四舉孝廉，三成進士，孫曾相繼登科”，五子之中，涌現(xiàn)出三名進士，四名舉人，在當時傳誦一時，人們稱之為“一門三進士，五子四登科”，這種情況不要說在壽州，恐怕在全國都不多見。孫崇祖也因此受到朝廷恩典，以長子家澤加四級，覃恩誥封中憲大夫，更以幼子家鼐加三級，累贈光祿大夫。其中長子孫家澤（1814—1846），字伯濤，號沛農(nóng)，又號麗川，廩生，道光乙未（1835）舉人，戊戌（1838）進士，任內(nèi)閣中書國史館分校、宗人府主事，禮部祠祭司主事，雖才華卓著，只可惜英年早逝；二子孫家鐸（1815—1871），字振之，號雪筠，道光辛丑（1841）進士，歷任江西安仁、彭澤、貴溪、廣昌、南昌、廬陵知縣，河口鎮(zhèn)同知，瑞州府知府。三子孫家懌（1821—1890），字和民，號介臣，咸豐壬子（1852）舉人，選授休寧縣教諭，議敘知縣、刑部員外郎，奉天司行走；四子孫家丞（1825—1878），字實君，號石筠，廩貢生，同知銜，浙江候補知縣，署樂清縣知縣。孫崇祖的五個兒子中，名氣最大的是五子孫家鼐(1827—1909)，字燮臣，號蟄生、容卿、澹靜老人，咸豐己未（1859）一甲一名進士，與翁同龢同為光緒帝師。累遷內(nèi)閣學士，擢工部侍郎，署工部、禮部、戶部、吏部、刑部尚書。1898年以吏部尚書、協(xié)辦大學士受命為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首任管理學務(wù)大臣，1900年后任文淵閣大學士、學務(wù)大臣等，卒后謚曰“文正”。孫家鼐重視科學和實業(yè)，與馬吉森創(chuàng)辦安陽廣益紗廠，與其孫多森開辦上海阜豐面粉廠、中孚銀行，并投資啟新洋灰公司、北京自來水廠、井陘礦務(wù)局、灤州煤礦、天津勸業(yè)道等民族工業(yè)，不僅有效增強了國力，加速國家的現(xiàn)代化，也為家族向?qū)崢I(yè)轉(zhuǎn)型奠定基礎(chǔ)。

孫家鐸有三子，分別為傳楙、傳樾、傳檙。二子孫傳樾（1839—1886），太學生，以軍功累保江蘇候補道，賞戴花翎，加二品頂戴，誥授資政大夫。三子孫傳檙（1852—1923），字穉筠，光緒辛卯（1891）舉人，曾任南陵縣教諭，后因政績卓異被提拔為江西臨江府知府。傳樾有五子，分別為多鑫、多森、多培、多焱、多堃。其中，孫多鑫(1865—1906)，字荔軒，光緒辛卯舉人，分省補用知府、江蘇補用道員，調(diào)直隸候補道。后從事實業(yè)，與弟多森一起創(chuàng)辦了全國第一家華商面粉廠——阜豐面粉公司，經(jīng)周學熙推薦，于1904年北上投入袁世凱幕府，被任命為直隸官銀號總辦、天津造幣廠督辦。其弟孫多森(1867-1919)，字蔭庭，繼辦貢生，捐候補同知，亦從事實業(yè)，1901年升候補道，任上海電報局幫辦。后任阜豐面粉公司總經(jīng)理、中國銀行首任總裁。孫多鑫、孫多森兄弟從事實業(yè)，是孫氏家族從事實業(yè)的重要轉(zhuǎn)變。此外，孫士謙一支還有孫傳奭、多玢兩位進士。孫傳奭（1854—1905），字偶卿，號少鼎，克儀之孫，光緒癸未(1883)進士，刑部主事，奉天司行走。孫多玢（1870—1901），字潤甫，號溫如，光緒庚寅(1890)恩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授職編修國史館協(xié)修。

孫蟠一支雖然不如孫士謙一支聲名遠揚，但同樣也是人才濟濟。孫蟠共有七子，分別是孫仁、孫克佺、孫炳圖、孫克佐、孫克保、孫克仿、孫克修。其中，三子孫炳圖（1776—1864年）字益莊，號紹泉，補博士弟子員，后補戶部山西司郎中，兼山東、陜西、四川、云南司行走。嘉慶元年（1796）授廣西南寧府知府，后以母老辭官歸里。孫樹南（1803—1846），炳圖次子，字楚材，號晴軒，道光乙未舉人（1835），也是孫氏家族第一個舉人，曾任甘肅寧夏府知府、浙江按察使，其子孫多登科第，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孫家榖。孫家榖（1823-1888），字貽卿，號稼生，樹南長子，咸豐丙辰（1856）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精膳司員外郎、主客司郎中，記名知府，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總辦章京，簡放湖北荊宜施兵備道，浙江按察使，署浙江布政使。孫家穆（1833—1887），樹南第六子，字筱漪，同治辛未（1871）進士，任戶部云南司主事。與孫家榖、孫家穆同屬“家”字輩的，還有孫家良、孫家醇、孫家聲。孫家良（1800—1861），字伯驂，號翰卿，孫仁之孫。道光丙申（1836）進士，任東河下北廳同知、護理彰懷衛(wèi)兵備道、山東沂州府知府、福建汀州府知府。孫家醇（1815—1862），亦為孫仁之孫，字懿甫，號飲生，道光丁未（1847）進士，內(nèi)閣中書協(xié)辦侍讀，四川石柱廳同知，候補知府，署合州知州，綏定府知府。孫家聲（1848—？），字少亭，克仿之孫。光緒丙子（1876）舉人，丁丑科會試挑取謄錄，五品銜，江蘇候補知縣，升用直隸州知州，改省直隸，實授威縣知縣。

通過以上敘述我們看到，壽州孫氏在清朝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百余年間，共出了15名舉人，其中10名進士，這個成績不要說在壽州，即便整個皖北地區(qū)，都是十分突出的。根據(jù)劉佰合、高劉統(tǒng)計，沿淮地區(qū)20個縣（屬州、直隸州本州治地視同于縣級區(qū)劃），共產(chǎn)生175位進士，其中壽州16人（3），而孫氏一個家族即超過壽州總數(shù)的一半以上，可見其家族科名之盛。這固然與他們自身的努力密不可分，但家族尊師重教風氣的影響同樣也不可忽視［3］。

二、孫氏家族在義行方面的表現(xiàn)

“義行”即符合正義或道德規(guī)范的行為，如賑濟災(zāi)民、捐款修建公共設(shè)施等。作為“俗尚忠厚”的家族，孫氏向來重視義行，《壽州志》載，孫氏二世祖孫用，號近橋，孝友淳樸，齒德兼優(yōu)，捐修城垣，樂善不倦，舉鄉(xiāng)飲大賓。這是家族立足社會的重要方式，也是對族人身傳言教的重要方法?！秹壑葜尽肪矶摹度宋镏尽ちx行》中即記載了大量孫氏族人的義行。如孫蟠的祖父孫芝蘭，字馥若，庠生，性情孝順謹厚，他的父親孫明武，為鄉(xiāng)飲賓，年高喜施與，命令芝蘭舉本千金生息，每年歲暮用來饋贈鄰里姻婭。孫芝蘭父子為族人樹立了典范，因此“其后人踵行之”［2］348。壽州孫氏幾乎祖祖輩輩均躬親踐行，尤其是孫芝蘭之孫孫蟠通過舉辦石舟當鋪，財力大增，屢次慷慨解囊，濟貧賑災(zāi)。孫蟠歿后，他的子孫后代將這一傳統(tǒng)繼續(xù)發(fā)揚光大，為家鄉(xiāng)的發(fā)展和建設(shè)做出了重要貢獻。下面我們將從教育捐助、賑災(zāi)及公共基礎(chǔ)建設(shè)等方面分而敘之。

孫氏家族不僅重視本族子弟的教育，而且熱心家鄉(xiāng)教育的發(fā)展，屢次為當?shù)亟逃e極捐款、建設(shè)教學場所。光緒《壽州志·儒林傳》亦記載，乾隆丁丑（1757），孫珩倡修學宮，知州李天璽為了頌揚他的善行，于戟門外刊石立碑?！秹壑葜尽肪砭拧秾W制》載，乾隆四十九年，孫蟠、孫克任等捐資重修學宮。嘉慶五年，孫蟠、孫克任等復(fù)捐資重修。對于孫蟠、孫克任的義舉，當時壽州知州鄭泰作《重修壽州鳳臺縣儒學記》，進行了詳細記載。文稱，壽州、鳳臺分治之后，儒學未分，學宮重修于乾隆丙子（1756），二十年后，門墻凋殘，孫蟠與其侄克任用過去所捐學校剩余錢財修葺。十七年之后，孫蟠、克任又請修繕，除二人之外，孫氏家族中還有孫克依、孫克偉、孫克儀、孫克佺、孫克信、孫克佐、孫紹祖、孫承祖等八人也參與了學宮的修繕［2］104。《壽州志·學校志·學制》又載，嘉慶十七年（1812），孫克任、孫克佺捐資重修事，知州沈南春作有《重修學宮記》，詳細記載了二人重修學宮的始末。《重修學宮記》稱，孫克任、孫克佺倡重修學宮之議，五年后始成其功，共花費一萬八千余緡，皆為孫克任、孫克佺與其群從絡(luò)繹捐輸。在此之前，乾隆丁丑年，孫珩即孫克任的祖父，就曾參與修建學宮，距今將六十年矣，日漸魄破落，克任召集族人們，顧而慨然，于是仰承先志，購買建材，修復(fù)原有房屋，并新建了不少建筑。雖然是修復(fù)，但工程浩大，幾乎等于重建。開始花費八千余緡，克任、克佺共同承擔，后來又花費九千余緡?？巳嗡篮?，其弟克依等任之。家族幾代前赴后繼，致力于此，沈南春頗為感慨地說：“一門之內(nèi)，竭力急公，世德相承，累葉勿替，而興賢毓材之地，加意整飭，尤極鄭重周詳，斯其有造于是邦人士也，豈淺鮮哉！”［2］104表達了對孫氏族人的由衷欽佩。

孫氏族人還積極參與書院和考棚的修建。循理書院是皖北地區(qū)著名書院，位于壽縣城北，明天啟二年 (1622)學正黃奇一建，明末毀于兵燹。乾隆二年重建，后來屢有修繕，孫氏族人亦參與其中?！秹壑葜尽W校志·書院》記載，道光二年，孫克依為循理書院“增置器物”。考棚又稱試院，是封建科舉制童試之地。光緒《鳳陽府志》載，孫克任，字華臣，孫蟠之侄，孫蟠歿后，心愿未曾了卻，克任與族人要為他完成心愿。當時鳳陽考棚逼仄，克任以錢三千余緍增置十楹，又重修學宮，計費萬八千余金，未成而卒，其弟克依率諸弟繼續(xù)完成［4］285?！秹壑葜尽W校志·考棚》載，壽臺試院在州治東南德化坊，道光七年，知州朱士達捐廉銀一千兩倡建，“州紳孫克依捐畦地為基，南北長四十一丈，東西廣二十四丈，原價銀一千一百四十兩，又買其旁畦地取土備用，價銀四百七十兩”［4］125?！秹壑葜尽と宋铩ちx行》記載，孫澍征，字問亭，歲貢生，署亳州訓(xùn)導(dǎo)、合肥教諭，補江陰訓(xùn)導(dǎo)。道光初，偕堂弟誥祖，捐獻巨資倡建考棚，其父克依捐地基至一切，設(shè)法勸捐，經(jīng)營締造皆澍征與誥祖之力。孫崇祖署池州司訓(xùn)，教育人才務(wù)崇實學。當時壽州文廟傾圮，崇祖首先捐款，并躬督營造。孫氏家族這種熱心教育的風氣一直綿延不絕，孫家鼐雖然身居高位，也仍然非常關(guān)注家鄉(xiāng)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1901年，壽州公學創(chuàng)辦時，孫家鼐曾捐銀一千兩（4），反映他重視教育的精神。孫家鐸之子孫傳檙晚年曾捐出一半家產(chǎn)用來維修曲阜孔廟，自己親理其事，在工程即將竣工時，由于操勞過度而溘然辭世。此外，孫氏家族還創(chuàng)辦了阜財學堂、蒙養(yǎng)學堂等，對壽州近代教育的發(fā)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賑濟災(zāi)民及捐助公共基礎(chǔ)建設(shè)是壽州孫氏“義行”的另一方面。孫珩，字侶蒼，號艮園，附貢生，父芝蘭以孝友著稱。孫珩天資純粹，望重儒林。喜潛究經(jīng)史實用之學，崇信宋儒而不喜空談。凡事躬行實踐，堪稱楷模。著述之暇，時常施舍周濟。當時壽州城西北，涵洞經(jīng)常堵塞水流不通。乾隆乙亥（1755），淮水暴漲由洞口倒灌入城，園畦淹沒，百姓失所，孫珩召集工匠增筑月墻、石壩、閘門，從此水患永息，知州劉瑍勒石紀之。孫珩還修筑州城南門護岸、東門大橋，不惜花費鉅萬，以一人之力完成。逢到歲饑則倡議賑災(zāi)，救活百姓無數(shù)。臨終時還遺命二子士謙、蟠置義田、增義學，二人“悉遵行之”［2］324(5)。由于士謙早卒，因此孫珩的遺命便落至孫蟠身上。孫蟠雖是商人，但他秉持家族傳統(tǒng)，積極行善，熱心公益。孫蟠與侄子孫克任情同父子，多行義事。壽州是淮水與淝水交匯之處，往來所經(jīng)有三座橋，原本已經(jīng)坍塌，孫蟠與諸侄很快將之修繕，易木以石，更在其西側(cè)增置一橋。嘉慶五年（1800）壽州發(fā)生水災(zāi)，孫蟠向當?shù)卣埱笤O(shè)二廠分男女煮粥，按口供給，前后長達三月，長官將孫蟠事跡上奏朝廷，并奉皇上口諭賜給孫蟠潘道銜，給克任同知銜。嘉慶七年，壽州又發(fā)生旱災(zāi)，孫蟠仍以粥賑災(zāi)八十多日，每日萬余人，皇帝加賞大緞二疋，以示鼓勵。嘉慶九年春，壽州農(nóng)作物連遭歉收，百姓困乏，孫蟠復(fù)行賑粥，遠方就食者日四萬人，每月花費三萬六千余金，并且堅辭官府為他敘功。直至晚年，孫蟠仍然堅持行善，七十壽辰時，他力辭親友為他祝壽，命子克佺等縫制棉衣兩千余件，以給貧人，又每歲散錢、米、衣物等，行之數(shù)十年不倦。

孫蟠的義舉為他及家族贏得了當?shù)匕傩蘸凸俑男湃?，朝廷頒給“盛世醇良”匾額，并贈予“榮祿大夫、二品頂戴”的榮譽。同時，也極大激勵了子孫參與公益的熱情。嘉慶十九年大旱，孫蟠侄孫克儀、孫克佺各捐資賑饑降低糧價，克儀別出資繕譙樓，設(shè)義渡，修街道，又孫克偉獨捐錢二千纟昏作為修橋梁經(jīng)費。孫蟠二子克佺，字堯民，貢生，繼承父志，與堂兄克任一起捐資平抑糧價，所濟數(shù)萬人，知州沈南春上其事，敘加三級。六子孫克仿，號未齋，監(jiān)生。道光中，董修試院，廣濟壩東門城垣，辛卯、壬辰、癸巳，疊賑水災(zāi)。咸豐中，捐助軍餉，客居潁州時，又捐資守城，巡撫賈臻獎其門曰“急公好義”［2］349。孫聯(lián)珠，孫蟠孫，樂善好施，隨伯叔克佺、克仿助捐成文廟、考棚、城工、橋工、文昌宮、節(jié)孝祠諸善舉。道光十二三年水災(zāi)，同伯克修蒸餅賑饑，冬月施贈棉衣。孫紹祖，字念修，監(jiān)生，孝善友愛，喜好施與。道光辛卯（1831）大水，捐數(shù)千金賑饑。孫誥祖，字鳳章，樂善好義。道光年間獨力捐資，修義乘、采節(jié)烈、建節(jié)孝總坊、創(chuàng)試院，出巨資修東津渡橋、東門大橋，屢次賑濟水災(zāi)。孫崇祖，字巢云，號岫亭，稟貢生。道光辛卯、壬辰（1832）、癸巳（1833），連年大水，百姓流離失所，崇祖倡捐賑災(zāi)，救活了很多人。咸豐癸丑（1853），營修城籌防，不辭勞苦，以致病卒。孫培根，字茂林，監(jiān)生，“置義地二所，散米粟、施棺木，惠周鄉(xiāng)里”［2］350。孫家球，字玉書，太平天國時，協(xié)助官府守城，協(xié)助修復(fù)倒塌試院，光緒四年，山西河南大饑，災(zāi)民到達壽州境內(nèi)，鳳潁道任蘭生委托家球賑饑，“饑者食之，病者藥之，歿者設(shè)義阡以葬之，立碑志其籍貫姓名，凡七閱月，勞苦備至”，觀察使獎以“樂善不倦”匾額”［2］353。此外，還有《壽州志》還在其他地方記載了孫氏族人的義行，如《隱逸傳》載，孫賓南，監(jiān)生，潛居善樂，道光十二年（1832）大水，施舍貧人衣食。

三、孫氏家族在文學方面的成就

壽州孫氏講究詩禮傳家，以耕讀為業(yè)，雖然沒有出現(xiàn)過著名文學家，但受到家族風氣的影響，族人大多能詩善文，二世祖孫用于萬歷戊子（1588）偕同社友立壽英會，繪圖賦詩。可見早期的孫氏族人便具備一定的文學水平。孫蟠是孫氏家族第一個以文學名世之人，他早年專研經(jīng)學，多才多藝，在文學、書畫、篆刻等方面均有涉獵，著有《浪游凄響》一卷、《南游小草》一卷、《南游紀程》一卷、《旅窗清課》、《十洲詩文鈔》不分卷、《風土記》一卷、《樂老堂印譜印存》六卷。光緒《重修鳳臺縣志·藝文志》附錄《小山嗣音》選錄孫蟠詩二十六題四十一首，均為寫景紀游之作，如第一首《烏鎮(zhèn)至北新關(guān)》：“落日搖孤櫂，青含水上峰。一篙經(jīng)野寺，數(shù)里尚聞鐘。遠笛縈鄉(xiāng)夢，村燈照晚舂。雞鳴過璉寺，戌鼓已鼕鼕?！保?］366詩風頗似孟浩然，清淡自然，韻味無窮，表現(xiàn)了作者澹遠寧靜的情致。王杏舒為其作傳，稱他“不好為詩，而自真質(zhì)有奇氣”，并錄其詩《輿夫謠》其一曰：“宦途怕險即無險，廿首歌謠道在茲。慚愧十洲洲上客，了無風浪理鉤絲。”［2］529詩風樂觀豁達，頗有東坡“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意境。

孫蟠曾于壽州城北筑有青瑯玕館，與友人在此雅集、賞玩、飲酒賦詩。光緒《鳳臺縣志》卷三記載，青瑯玕館“在城北云驥山下，邑人孫蟠別業(yè)”并錄吳育《青瑯玕館壁記》曰：“青瑯玕館在北山之北，地平衍，廣可數(shù)畝，四山環(huán)合，郁郁芊芊，云容物態(tài)，茲可觀也……余與李君及二三君子徘徊俯仰，賦菉竹之詩，不忍去，既則引觴而醉，頹然而顧。”［5］91青瑯玕館即孫家花園前身，是清代壽州孫氏的私家園林，曾名噪一時，號稱江淮名園，孫氏族人在此吟詩作對、接待賓客、勸課子孫。據(jù)說孫蟠曾為青瑯玕館撰寫長聯(lián)，作為他一生的總結(jié)，也是平生志趣的體現(xiàn)，文曰：“以扁舟泛大江而東，收兩浙晴嵐，半入詩囊，半歸畫稿，往來客路三千，話游蹤含煙霞余味；為名園傍小山之左，栽四時花卉，有書教子，有酒呼朋，消磨年華五十，論福分是神仙中人?！鄙下?lián)點出了平生的兩大愛好，吟詩與作畫，下聯(lián)描繪了自己在園中的自在生活，課子讀書及把酒言歡，說明青瑯玕館并不單純是一座游園，而是集教育子孫、賓朋應(yīng)酬、詩文創(chuàng)作于一體的多功能場所，這也是孫蟠對孫氏家族的貢獻之一。

孫蟠之后，孫氏家族涌現(xiàn)出不少能文之人，如光緒《壽州志·文苑傳》中，孫氏族人入選者有孫仁、孫克依、孫克佐、孫克修、孫長和、孫國榮、孫清黼、孫玉田、孫樹南、孫聯(lián)珠、孫桂森、孫家澤、孫貫，共計十三人。光緒《壽州志·藝文志》“詩”載錄有孫蟠三首，孫克依二首，孫清黼十六首，孫家泰一首，“詞”有孫聯(lián)珠一首。光緒《重修鳳臺縣志·藝文志》載錄孫克依、孫清黼詩各一首。無論是入選《藝文志》之人，還是選入《藝文志》中作品的數(shù)量，可以說，在當時的壽州，孫氏家族都是無與倫比的。上述諸人，有的前文已有涉及，下面我們根據(jù)光緒《壽州志》及相關(guān)文獻的記載，對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情況加以介紹。

孫蟠的子侄輩受孫蟠的影響，在文學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詣。長子孫仁，號心齋，廩生，天性孝友，讀書十分刻苦，病危時仍誦“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句，有《香雪山房詩文集》行世。四子孫克佐（1781—1860），號竹田，嘉慶丙子（1816）優(yōu)貢生，戊寅（1818）嘉慶帝巡幸淀津，召試二等，歷任安慶府教諭，南陵、蒙城、潛山教諭，歙縣訓(xùn)導(dǎo)。咸豐七年太平天國運動，開倉賑災(zāi)，奏加國子監(jiān)博士銜，著有《字學尋源》數(shù)十卷、《耕漁小憩詩賦》二卷、《秋窗蛩吟集》一卷。七子孫克修（1794—1864），字竹君，國子生，善畫工詩，構(gòu)別墅曰“暢園”，著有《暢園詩存》二卷、《聽鸝吟榭詩鈔》二卷。孫蟠子侄輩中，名氣最大的是孫克依（1755—1881），字慎齋，號不庵，貢生，好結(jié)交天下名士，德行堂堂，才名藉甚。平生培植學校，提拔寒微，闡揚名節(jié)，得到鄉(xiāng)人的一致推崇。道光初年，建議舉明朝廣西巡撫方震孺、廩生趙炯然崇祀鄉(xiāng)賢祠，捐地創(chuàng)壽臺試院，分棚留考，悉出其力，晚年好古，研求自夏商以來鐘鼎尊彝，考訂世次，詳明款識。藏書數(shù)萬卷，廣鋟遺文，題為“湘雪軒刻本”，如現(xiàn)藏于暨南大學圖書館的趙炯然《息壤集》，便是其中的一種。著有《湘雪軒詩》四卷，清光緒十六年淮南孫氏刻本，今天津圖書館、南開大學圖書館有藏。克依長于詩，姚鼐《湘雪軒詩鈔·南游集序》記載，鮑鶴崖曾于孫克依家坐館，多次向姚鼐稱贊孫克依之賢，謂“一時名流多樂與之游”，姚鼐初不以為然，及讀克依《南游集》，態(tài)度轉(zhuǎn)變，稱贊其詩“典雅古茂，深得漢魏人氣韻”［2］530。又周大槐為《湘雪軒詩鈔》作序，稱孫克依“居恒用力于詩，品章條貫，森然蔚然，而不為無實之華，蓋所謂有物有序者。”［2］531“有物”即言之有物、內(nèi)容充實，“有序”指章法井然、轉(zhuǎn)承有序。

入選光緒《壽州志·文苑傳》的孫氏族人還有孫國榮（1789—1847），字逸亭，增貢生，候選訓(xùn)導(dǎo)。好學能詩，嗜泉石，不樂仕進。藏書甚多，考訂金石文字，編次成帙，有《白云草堂文集》《香谷詩鈔》《詩余讀畫樓瑣記》等著作，晚年繼承父志，刻《瑯琊山館叢書》百余種。孫長和（1800—1854），號小云，稟貢生，試用訓(xùn)導(dǎo)，池州府學訓(xùn)導(dǎo)。工書能詩，雅負時譽，著有《懷雨樓詩集》。孫清黼，字章白，優(yōu)貢生，八旗官學教習，孝友直方，才華卓著，獲得當時名流的一致推崇，只可惜英年早逝。工詩詞，善書畫，著有《碧雪山房詩集》（6）《梅花夢香乘土音釋詁》。孫玉田（1793-1832），字端卿，監(jiān)生。孝親恭兄，善讀書，著有《拳石山房詩集》。孫樹南作為孫氏第一位舉人，生平已見前文，《文苑傳》稱他少時苦讀，與諸名人互相砥礪，詩文清雋，一掃塵氛。著有《捷云山房詩文集》。孫聯(lián)珠，字星五，號榆亭，優(yōu)廩生，工詩、古文詞。同弟頤祖以孝友稱，弱冠受知于汪巽泉學使，補博士弟子員。著有《君遷館詩文集》《聊復(fù)爾爾齋詞》《地學易簡錄》《星運秘旨》《太極圈子》等書。孫桂森（1789—1848），號小山，恩貢生，著有《桐花軒詩文集》。弟錫疇，亦有文名；錫嘏，道光乙酉拔貢，工詩賦，刻有《古文近體詩》。孫家澤，生平已見前文，為人豐神俊逸，文行兼優(yōu)，刻有《筆花軒經(jīng)藝》。此外，還有一些雖未列入《文苑傳》，但同樣長于文學創(chuàng)作的，如孫翼祖，號蕉圃，《壽州志·隱逸傳》稱他“工詩嗜飲，善演禽，兼精青鳥術(shù)”，著有《周易通》數(shù)卷。孫家丞，生平已見前文，工詩善文，著有《淮淝詩文稿》。孫毓筠（1869—1924），字少侯，號夬庵，孫家鼐之孫，同盟會成員，曾任安徽都督，臨時參議會參議員，著有《燼余集》（詩集）。孫筱齋（1859—1935），名多干，字筱齋，以字行，著有《韓非子詩話》一卷。

以上是我們依據(jù)光緒《壽州志》，對孫氏家族文人總體情況的概括和介紹。由于家譜和州志本身記載的簡略，很多孫氏文人的生平無法詳考，同時上述作品絕大部分已經(jīng)亡佚，如《安徽文獻書目》只著錄了孫氏現(xiàn)存文學作品有孫克依《湘雪軒詩》（7）、孫清黼《碧云山房詩集約存》兩種，這也使我們無法全面了解壽州孫氏的創(chuàng)作面貌和特色。就目前可見的文字記載和部分作品來看，壽州孫氏的文學創(chuàng)作主要是詩文，這與當時科舉考試的要求密切相關(guān)。族人之間互相砥礪、切磋，極大促進了整體水平的提升，也有助于他們在科舉考試中獲得佳績。典型的如孫家鼐，雖不以文名世，卻是依靠自身的文學才華嶄露頭角。咸豐九年殿試，孫家鼐以對聯(lián)“億萬年濟濟繩繩，順天心，康民意，雍和其體，乾見其行，嘉氣遍九州，道統(tǒng)繼羲皇舜堯；二百載綿綿奕奕，治績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慶云飛五色，光華照日月星辰”［6］257一舉奪魁，這副對聯(lián)暗含了清朝歷朝皇帝的年號，表達了對他們的頌贊，也展示了孫家鼐出眾的文學才華，因而獲得皇帝的賞識?？梢哉f，孫氏家族的文學創(chuàng)作促進了科舉之業(yè)的成功，反過來，重視科舉的傳統(tǒng)，也推動了孫氏家族文學創(chuàng)作的繁榮。

注釋：

（1）直至光緒廿六年（1900），石舟當鋪依然存在，當時州人劉少海在北過驛巷設(shè)一當鋪，與南過驛巷孫蟠開設(shè)的“石舟當鋪”并稱為“南當”“北當”。

（2）對此，前人已有成果專門討論，如汪謙干《論安徽壽縣孫家鼐家族對中國近代經(jīng)濟發(fā)展的貢獻》，《民國檔案》，2004年第2期；汪謙干《安徽壽縣孫氏家族與近代中國企業(yè)》，《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9月9日。這里不再重復(fù)。

（3）劉佰合、高劉《清代安徽進士群體區(qū)域分布之考察》，（《合肥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第51—56頁）。清代鳳陽府七縣的進士數(shù)由高到低分別為定遠24人、壽州16人、懷遠縣13人、鳳陽縣8人、鳳臺縣4人、靈璧縣2人、宿州1人。

（4）光緒三十二年（1906）《壽州公學捐款題名記》碑文記載：“政務(wù)院大臣、文淵閣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州人孫家鼐捐銀壹千兩?！?/p>

（5）光緒《壽州志》，卷二十三，第324頁。光緒《壽州志·義行》“孫蟠”也記載：“父珩臨終以義事屬二子，使行之?！?/p>

（6）吉林省圖書館藏有光緒三十四年（1908）鉛印本孫清黼撰《碧雪山房詩集約存》不分卷、《碧雪山房小草》一卷。

（7）《安徽文獻書目》（安徽省圖書館編，安徽人民出版社1961年）著錄：“孫克依 《湘雪軒詩草》四卷，清嘉慶一二年刊本；《湘雪軒詩》四卷，清光緒淮南孫氏重刊本?！倍邽橐粫?。

參考文獻：

[1]孫傳棟，等.壽州孫氏支譜[M].石印本，出版地不詳，1911.

[2]曾道唯，葛蔭南，等.（光緒）壽州志[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3]汪謙干.安徽壽州孫氏家族與教育[J].史學月刊，2011（4）.

[4]馮煦，魏家驛，等.（光緒）鳳陽府志[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5]李師沆，等.（光緒）重修鳳臺縣志[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6]余音.孫家鼐文存[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9.

收稿日期：2021-10-15

基金項目：安徽高校人文社科重點項目“清代安徽淮河流域文化世家研究”（SK2019A0481）。

作者簡介：楊化坤（1985- ），男，安徽懷遠人，安徽財經(jīng)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淮河文化；張麗麗（1979- ），女，山東日照人，安徽財經(jīng)大學文學院講師，教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