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小鳥與好奇心）

這本書正文前有推薦者袁長庚的序，他引述喬姆斯基一段話，“我們閱讀英國革命的歷史的時候，看到的總是國王和議會之間的博弈，但是別忘了那個時候民眾為了抗爭而奔走呼號。人們到處演講，印刷，出版各種各樣的小冊子”，他們作為普通人希望“被了解人民痛苦的人統(tǒng)治”。袁長庚說從人類學的視角看來，我們不能忘記“社會”，忘記普通人的行動和見解。

大衛(wèi)·格雷伯這本書你可以理解成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作為啟蒙者的海盜，他說：“孟德斯鳩發(fā)表過這樣的觀點，說所有國家的起點都非常類似于烏托邦實驗：偉大的立法者貫徹了自己的愿景，愿景成為法律，法律塑造了偉大民族的性格。在這些啟蒙代表人物幼年或青少年階段無疑聽說過的故事中，米松或埃弗里等海盜船長恰恰就是要做這樣的事?！?/p>

作為一種觀點，當然無可厚非，就像十幾年前，我們城市里小區(qū)業(yè)主覺得參加業(yè)委會是一種民主實驗一樣，無政府主義者大衛(wèi)·格雷伯，選擇海盜作為 17 和 18 世紀新啟蒙者，合情合理。只是大衛(wèi)·格雷伯比我們的業(yè)主更理性一些，他寫到高潮處，自己也說，“我將它冠以原始啟蒙政治實驗之名，當然是在有意挑釁。但我認為，挑釁在這里是恰如其分的。講馬達加斯加語的人們開展了一場自覺的政治實驗……”我們的業(yè)主大約是到了 2022 年被關在家里，大約才會從幻覺中走出來。

大衛(wèi)·格雷伯在這本書要告訴我們的另一個層面的內(nèi)容，是作為行動者的海盜，用大衛(wèi)~格雷伯的政治術語來說，叫“全球政治行動者”所帶給我們的啟發(fā)。

他說：“本書真正想要達到的目的，其實就是從這個角度重新審視馬達加斯加海盜的歷史和貝齊米薩拉卡人的興起。海盜船籠罩在各種兇悍恐怖的故事中——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些故事就是海盜的武器的盔甲——但在船上，他們似乎是通過對話、商議和辯論來處理事務的?！?/p>

他最后說：“如果按照我提出過的看法，政治行動最好被定義為影響了至少一部分不在場的他人的行動——也就是說，通過相關談論、故事、歌謠、繪畫、文字或其他表現(xiàn)形式來影響他人——那么，17 世紀與 18 世紀之交馬達加斯加東北沿海的海盜、女商人和龐加卡正是最完全意義上的全球政治行動者?！?/p>

經(jīng)“后浪”授權，我們摘選了結論部分的內(nèi)容分享給讀者。

結論

神與人是形影不離的伙伴。有一天，神對人說：你為什么不去地上走一遭，好給我們找些可以聊的新話題呢？

一則馬達加斯加民間傳說的開頭

我開篇論證道，17世紀和18世紀世界的思想躁動程度要遠遠超過我們通常的想象。所謂的“啟蒙思想”或許是在巴黎、愛丁堡、柯尼斯堡、費城等城市得到充分闡發(fā)的，但對話、爭論、社會實驗在全世界縱橫交錯。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洋世界在其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因為最活躍的對話想必就發(fā)生在船上和港口城鎮(zhèn)里。當然，這些對話的99%已經(jīng)永久遺失了。1720年在咆哮灣建立據(jù)點的海盜到底有沒有（如克里斯托弗·希爾所說）受到1649年阿比澤·科普（Abiezer Coppe）寫的《激憤鼎沸之聲》（“Fiery Flying Roule”）的影響？我們完全無從得知。同理，最先在圣瑪麗島上迎接海盜的扎菲易卜拉欣人果真如他們自稱的那樣，是也門猶太人的后裔嗎？沿海地區(qū)的神靈觀果真受到了伊斯蘭教諾斯替派的影響嗎？我們也永遠無法確知。但我們不了解的只是具體細節(jié)，完全有理由相信，人、物和思想經(jīng)常從跨越印度洋乃至更遠的地方來到馬達加斯加；這座島嶼早就是政治流亡者、宗教異見者、冒險家和各種奇人異士最可能去避難的那種地方如果馬達加斯加后來的歷史可供參考的話，那他們確實來到了這里避難。

新人來到馬達加斯加后，要花一大部分時間用來與原住民對話。我們有把握這樣說，不僅因為對話是人類在任何地方的主要活動形式之一縱觀歷史，所有人類都將主要時間分配給勞作、娛樂、休息和討論也是因為馬達加斯加人特別重視交談這門藝術。馬耶爾寫道：“馬達加斯加人好奇心重，喜歡新鮮事，時間對他們不值錢，一切都是卡巴里的素材?！睆膰烂C大會到日常親友聚會構成了一個連續(xù)體。事實上，任何文化中的人都會，或者說應該會享受磋商、辯論、俏皮話、講故事和優(yōu)雅修辭之樂。而且對于熟悉當?shù)卣Z言、能夠聽明白的外國人來說，它們往往也取得了這樣的效果。

1729年，一本標題叫《馬達加斯加：羅伯特·德魯里十五年島上俘虜生活記》（ ）的書在倫敦出版，作者據(jù)說是一名英國船艙服務生，船在馬達加斯加以南遭遇海難后，他在島上做了多年奴隸。歷史學家對此書真?zhèn)螤幷摱嗄?。甚至有人主張此書實為丹尼爾·笛福所寫。最后是考古學家邁克·帕克·皮爾森（Mike Parker Pearson）一錘定音。他證明，書中的許多地理細節(jié)非常準確，除非是真在島上相應區(qū)域生活過的人，否則不可能知道這些情況。就我自己而言，我是在1991年從馬達加斯加回來之后不久讀到這本書的。我注意到，當作者講馬達加斯加妻子的魅力時，專門提到她“言談討喜”，還說他回到同胞之間后發(fā)現(xiàn)與歐洲女人講話遠沒有那么有趣，遂感失望。我當時就確信這本書是真貨。沒去過馬達加斯加的英國作者不可能編出這樣的話。但我一讀到就能立刻產(chǎn)生共鳴。在馬達加斯加，人們認為性吸引力與言談技巧密切相關，兩者都造就了馬達加斯加文化的獨特魅力。

這一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馬達加斯加文化的起源至今仍是一個謎。人們一度認為，最早在馬達加斯加島上定居的是一群來自加里曼丹島的刀耕火種的農(nóng)民，他們擴散到馬達加斯加全島，并逐漸融合了后來的來自非洲大陸的移民潮。考古研究發(fā)現(xiàn)，實際情況要復雜得多。最早在馬達加斯加定居的人并不是一個同質化群體，后來傳播分化，而似乎是多個彼此幾乎沒有共同點的群體馬來商人及其仆人、斯瓦希里城鎮(zhèn)居民、東非牧民、各類難民、逃亡奴隸而且在定居后的最初幾個世紀里，他們基本上各自獨立生活，并未構成單一社會。到了某個時間，大約是11世紀或12世紀前后，某種融合發(fā)生了，我們現(xiàn)在視為馬達加斯加文化的大部分典型特征和模式出現(xiàn)了，并開始在全島擴散。這個新的文化網(wǎng)格極其成功。在幾個世紀間，局面就和今天的相差無幾了：一個生態(tài)無盡多樣的廣闊島嶼，全民幾乎都講同一種語言的各種變體，講同一批故事的各種變體，人一輩子的各種儀式大同小異，并在其他方面有著同一種文化網(wǎng)格下的上千種地方實例。我們不知道這是如何發(fā)生的。這當然不是有意識的政治規(guī)劃的結果，至少不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規(guī)劃：當時沒有任何統(tǒng)治者有統(tǒng)一全島的能力，更不用說將一套文化強加給各個部族了。一定要說的話，這似乎建立在對港口城市文化禮教和一神教的普遍排斥之上。成為馬達加斯加人似乎就是要明確否定海上外來者的生活方式，當年和現(xiàn)在都是這樣。我們不知道這種新的文化網(wǎng)格是如何囊括了這座跨度達1000英里的島嶼上的幾乎每一個人的，但無論如何，性和言談都必然發(fā)揮了核心作用。

至今依然如此。一千年來，外人來到馬達加斯加，然后基本被同化。也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有人短暫停留后離開；也有人游離在小小的區(qū)域內(nèi)，比如“海民”。但是，絕大部分成了馬達加斯加人，他們的后代如今在大多數(shù)方面與其他人沒有區(qū)別。再說一遍，我們并不完全理解這段歷史的發(fā)生過程。例如，移民似乎在所謂馬達加斯加“族裔群體”的產(chǎn)生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但方式可能與一般人的設想不同。因為島上的語言差別很小，所以區(qū)分的依據(jù)一般要么是地理位置（“沙漠人”“森林人”“漁民”等），要么基于一些群體的自我界定它們將自己定義為特定的“外來的內(nèi)部人”階層的反面，那些階層例如安泰莫羅祭司王，他們自稱穆斯林，但沒有《古蘭經(jīng)》，只有用阿拉伯字母寫的馬達加斯加語魔法書，又比如建立了薩卡拉瓦族博伊納和梅納貝王國的冒險家王朝。他們總被人民視為外來者，而人民正是通過與他們的對立來定義自身：所有為扎菲波拉梅納王朝效力的人都自視為薩卡拉瓦人，盡管他們在任何時候都分裂成大大小小的王國，盡管統(tǒng)治者并不是薩卡拉瓦人；而所有與扎納馬拉塔人生活在一起，并通過與扎納馬拉塔人對立來定義自身的人都是貝齊米薩拉卡人，盡管扎納馬拉塔人自己并不是貝齊米薩拉卡人。

真實的利博塔利亞之二：貝齊米薩拉卡聯(lián)邦

從這些情況來看，馬達加斯加孕育啟蒙政治實驗的可能性似乎很低。那么多外來者都被新興的馬達加斯加文化成功吸引和同化，這種文化的秉承者至今仍為它的吸引力感到自豪，在這樣的事實面前，我們不應簡單認為這個文化網(wǎng)格只是消滅了它遇到的所有差異。馬達加斯加社會以自身特有的方式保持著極高的國際性。我們知道從爪哇到阿曼的印度洋各地的人都曾來到馬達加斯加，因此他們肯定與遇到的當?shù)厝诉M行了許多長時間的對話，外出游歷后歸鄉(xiāng)的馬達加斯加人也是如此。當然，這些對話幾乎全部無從得知了，最多只留下了極其模糊而不確切的痕跡。大多數(shù)情況下連這種痕跡都沒有。我們只知道對話肯定發(fā)生過。

本書真正想要達到的目標，其實就是從這個角度重新審視馬達加斯加海盜的歷史和貝齊米薩拉卡人的興起。海盜船籠罩在各種兇悍恐怖的故事中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些故事就是海盜的武器和盔甲但在船上，他們似乎是通過對話、商議和辯論來處理事務的。像圣瑪麗，尤其是像安布納烏這樣的定居點似乎是自覺地企圖在陸地上復制這種模式，一面用狂放的海盜王國故事威懾潛在的外國朋友或敵人，一面用心在內(nèi)部發(fā)展平等商議式的流程。但是，定居、與雄心勃勃的馬達加斯加女性結盟、建立家庭的過程本身，將海盜卷入了一個全然不同的話語的世界。我的論點是，馬達加斯加公主用“奧迪菲提亞”（愛情魔法）引誘海盜上陸的故事的真正含義正在于此：卷入馬達加斯加社會的生活必然意味著進入一個無休止討論、揣測和爭論隱秘力量和意圖的世界，而在這個新的話語世界里，本土女性顯然占據(jù)上風。（當然，正如默文·布朗指出的那樣，如果有海盜真的試圖打破這個言談的世界，單純訴諸暴力，那殺掉他也是輕而易舉的事。）

這進而導致許多馬達加斯加男子試圖建立屬于自己的獨立話語圈子：完全禁止女性參加的大卡巴里。我強調過，我們實在不知道這些男人是誰，名字叫什么，生平如何。主要推動者似乎是雖然年輕，但了解外部世界的人。有些去過倫敦和孟買。許多人很可能至少有基礎的法語或英語水平，少數(shù)可能還旁通其他語言（阿拉伯語、斯瓦希里語等）。有些人甚至可能識字。有一件事是確定的：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投入大量時間與活躍或退隱的海盜交談，講故事，揣測他人的動機，交流關于金錢、法律、愛情、戰(zhàn)爭、政治和有組織宗教的觀點。他們還有很多機會觀察海盜的行事之道，并將之與其他更熟悉的方式做比較。聯(lián)邦的組織架構的首要來源就是這些對話，包括只有在戰(zhàn)斗中才能真正發(fā)號施令的假中央獨裁者、海盜誓詞和民主決策。

正如海盜自己在安布納烏等據(jù)點進行的實驗一樣，設計貝齊米薩拉卡聯(lián)邦至少有部分用意是要給外人留下深刻印象。只要考察一下前面講過的時間線就能看出來。聯(lián)邦成立的時機恰恰是英法對海盜王國和海盜烏托邦討論最熱烈的時候。聯(lián)邦最初成立于1712年，當年查爾斯·約翰遜（Charles Johnson）的《成功的海盜》（）一劇在倫敦首演，劇中虛構了亨利·埃弗里的手下在馬達加斯加建立王國的情節(jié)：它被普遍認為是第一部將霍布斯和洛克關于建國的早期啟蒙思想呈現(xiàn)在大眾面前的劇作。在戰(zhàn)爭結束的1720年，丹尼爾·笛福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本講埃弗里的書。一年后，孟德斯鳩出版了《波斯人信札》，該書被認為是法國啟蒙運動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交戰(zhàn)期間正是海盜使節(jié)或者說冒充海盜使節(jié)的人接觸歐洲各國君主，尋求盟友之際。這一切都是當時歐洲各地的談資嗎？顯然是的。我們還應該記住，啟蒙運動是一場與交談形式有特殊聯(lián)系的思想運動；這不僅適用于萌生啟蒙思想的沙龍和咖啡館，甚至還適用于啟蒙運動發(fā)展出的文風，特別是在法國這種文風詼諧、輕松、有對話性，仿佛背后有一種信念在推動，即所有棘手的社會和學術難題都可以在思想探討的朗朗日光下消融。路易十五時期巴黎的沙龍里會討論海盜王國和海盜烏托邦嗎？很難想象不會，因為當時幾乎其他所有地方都在討論它們。這些討論如何影響了沙龍的一部分出席者，以及他們關于自由、權威、主權和“人民”本質的（對他們來說）革命性的結論？對此，我們只能猜測。我在本書中只是想要指出一點：直到現(xiàn)在，我們甚至都沒有提出過類似的問題。我們建構的理論話語幾乎抹殺了提出這種問題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按照我提出過的看法，政治行動最好被定義為影響了至少一部分不在場的他人的行動也就是說，通過相關談論、故事、歌謠、繪畫、文字或其他表現(xiàn)形式來影響他人那么，17世紀與18世紀之交馬達加斯加東北沿海的海盜、女商人和龐加卡正是最完全意義上的全球政治行動者。

題圖來自電影《海盜2:鬼怪的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