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總參謀部的領導班子進行了一系列調動，陣容相當豪華。粟裕成為總參謀長，同時配備11名副總長，分別為：陳賡、黃克誠、王震、彭紹輝、張宗遜、鄧華、許世友、韓先楚、楊成武、張愛萍、李克農。

這里面張愛萍是比較特殊的一位，他生性直爽，只要自己看不慣的一定敢于出聲，曾被毛主席批評“好犯上”、被鄧公評價“惹不起”。

就私人情誼而言，他與直屬領導粟裕關系很好，同時與更上級的國防部部長彭總來往也很多。

偏偏這兩位張愛萍都很尊敬的人，在1958年發(fā)生了強烈的沖突。按照張愛萍的脾氣，當時是怎么做的？后來又是如何看待此事呢？

一、短暫的和諧期

1954年10月，正在浙江前線部署一江山島戰(zhàn)役的張愛萍，突然接到了被任命為副總長的通知，他內心是比較激動的，更加仔細地應對即將到來的戰(zhàn)事。

次年1月，他指揮華東軍區(qū)海、陸、空軍各一部登島作戰(zhàn)，不到一天就成功解放一江山島。這是我軍首次海陸空三軍協同作戰(zhàn)，張愛萍打出耀眼的戰(zhàn)果，得到中央多次表揚。

到三月時，沿海地區(qū)趨于平靜，張愛萍遂前往北京上任，在他晚年所撰的回憶錄中，有一個名為《最高統(tǒng)帥部》的章節(jié)，記述的就是他在總參工作、生活的事。

據他回憶，雖然副總長有11人之多，但大多數有其他工作，要么坐鎮(zhèn)大軍區(qū)，要么是兵種負責人，實際常駐北京辦公的只有陳賡、張宗遜、李克農及他自己。

這個時期的總參整體氛圍很融洽，粟裕不獨斷，誰有意見都可以提出來，而且他敢于放手，讓幾位副總長獨當一面，遇到棘手的事情大家就坐到一起討論。

偶爾因為一些問題發(fā)生爭執(zhí)，幾個人就出去吃一頓，輪流坐莊，吃飽喝足也就沒火氣了。對于那段時光，張愛萍非常感慨：

粟裕同志任總長的時期，是總參最好的時期，也是我心情最愉快的時期...我們也爭，但從不計較，相互間從來沒有隔閡。沒有哪個是你整我、我整你的。

大家都不是官老爺做派，底下的人做事就沒那么多彎彎繞繞，平日里盡好自己職責，有突發(fā)事情直接匯報解決，簡單高效。

張愛萍本以為這樣能一直推進工作，早日完成軍隊的現代化建設，然而，這個和諧時期僅僅只有3年多。到1958年，一切都變了。

二、不清晰的職責劃分

總參本是負責全國軍事的，1954年中央又新成立國防部。當時的工作流程是粟裕主持軍隊事務，各副總長分工協作，總參制定方案后遞交上去，國防部部長彭總拍板，再發(fā)回總參向下執(zhí)行。

但由于兩個部門職能高度重合，實際操作起來出現了很多麻煩，經常出現兩個部門為同一件事去向毛主席匯報的情況。久而久之，就產生了矛盾產生。

文史學者張雄文在《無冕元帥：一個真實的粟裕》里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毛主席讓粟裕每半個月去匯報一次工作，彭總認為粟裕是在越級上告。粟裕聽到這個風聲后，就將匯報的內容先交到國防部，讓彭總轉給主席。這樣彭總也不悅，說“讓我轉毛主席，我又不是你的通信員”。

怎么做都是錯，粟裕便有意避開彭總。

張愛萍回憶錄對粟裕這種心理也是有描寫過的，有兩件事表現得非常明顯。

一是在1955年1月一江山島爆發(fā)前夕，許世友向上級建議，暫時不發(fā)起進攻，獲得批準。

這讓張愛萍氣得臉色鐵青，當即給總參打電話說明情況，表示一定要速戰(zhàn)速決，否則拖下去弊端太多。對面是陳賡，他也做不了主，就轉頭去請示彭總，最終得彭總同意，戰(zhàn)役按時發(fā)起。

事后張愛萍得知，陳賡掛掉電話去找了粟裕，但向來有主見的粟裕沒有發(fā)表意見，只讓去找彭總定奪。張愛萍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二是張愛萍進入總參后主管軍隊行政工作，他經過一段時間調研，認為我國參照蘇聯設置的“八總部”制不合理。

蘇軍有足夠大的規(guī)模、足夠強的工業(yè)水平，所以一些部門、軍/兵種要進行分開管理。但我國沒那個條件，比如當時解放軍成立了防空軍，但全國飛機數量都不多，防空軍訓練還得找空軍借裝備。

在張愛萍看來，有些單位根本沒有分開的必要，多設立機關反倒使得人員臃腫、功能重疊，互相之間的扯皮極大耽誤工作效率。

張愛萍把自己的想法放到總參內部會議上說，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可，但討論出一個方案后，粟裕卻不想去匯報，最終還是張愛萍去找彭總。

經張愛萍一頓分析，彭總點頭批準，八總部就陸續(xù)減少為三總部，一些軍種也被改制。雖然這兩件事都得到妥善解決，但背后已經暴露出很多問題。

特殊的時代背景、高度模糊的邊界，讓彭、粟對開國將帥矛盾到了難以緩和的程度。

三、很難確定的界限

建國初期，一切都在摸索階段，就出現過很多麻煩事。按照規(guī)定，總參負責管理三軍，但要在國防部的監(jiān)督下運行，重要工作需上報批準。

這里就有一個比較主觀的問題——什么算重要工作？如果事無巨細都匯報，那國防部一天到晚只用盯著總參就夠了，別的事情也沒精力處理。這樣國防部長肯定會對總參謀長有意見。

但如果有一件事情，總參認為不重要沒有上報，偏偏國防部認為重要怎么找也沒找到文件，國防部長還是會對總參謀長有意見。所以，粟裕那個位置很不好干，1958年他被批的三件事，源頭都是出自這種矛盾。

第一件是1955年6月的策劃攻打媽祖列島事件，當時粟裕在北京召集福建軍區(qū)副司令員皮定均、作戰(zhàn)部王尚榮等人研究福建前線作戰(zhàn)的問題，討論完后就部署了進攻馬祖三個島嶼的準備。

此事粟裕覺得只是做準備，還沒到發(fā)起進攻那一步，就沒在上報國防部及中央。后來彭總從南京軍區(qū)得知消息，連忙出手喊停。

同年7月8日，彭總主持了關于福建沿海作戰(zhàn)的會議，當初粟裕那番部署涉及到的有關人員全部到場。

粟裕在會上解釋自己只是認為奪島時機已到，要求下屬軍區(qū)做全面準備，但沒有說是全面攻擊，很可能是誤解了。

彭總倒沒有批評誰，只是重申軍事行動要多角度地去衡量，需考慮國際局勢、政治、外交等因素，以后有什么部署必須要經過軍委批準，才能著手準備。

這就是很典型的粟裕認為不重要、彭總認為重要的事。在粟?？磥?，只是讓各部針對性訓練、做好充足準備，沒有直接調動軍隊展開軍事行動，不算特別大的事。

但彭總卻覺得軍事方面的問題，不經過溝通就擅自行動，長此以往會有風險，一定要警惕注意。如此相處下去，兩人心里都會認為對方管得多。

第二件事是1957年的訪蘇忽視外交紀律，當年中蘇兩國進行了對等會談，解放軍總參謀長粟裕在跟蘇軍總參謀長索科洛夫斯基討論時，就提了一個要求。

他說目前中國國防部及總參謀部之間的職責分工不明確，總參管的事情太多太雜，很可能會導致精力分散而延誤重大問題，所以希望得到一份蘇聯國防部及總參謀部分工的材料，用來借鑒參考。

按照規(guī)定，兩個國家之間如果一方要向另一方請求提供財、物、文獻資料，是需要國家最高領導人人決定的，另一方是否給予，同樣也得經過一套程序。

粟裕如此隨意地提出，似乎還有幾分抱怨之意，這就不太合適，也導致他被多人批評。

第三件事是1958年志愿軍撤軍紕漏，這年2月25日，彭總召開軍委會議，討論志愿軍回國后的安排，基本上把所有事情都敲定了。

次日粟裕認為既然中央已確定撤軍，在朝的志愿軍也已準備完畢，那晚撤不如早撤，就以總參的名義給志愿軍5個作戰(zhàn)單位下達調令，讓志愿軍3月8日回國。

這道繞開國防部的命令，徹底點燃了彭總的怒火。所以在同年的反“教條主義”運動中，彭總很激烈地批評粟裕，使得粟裕最終離開了一線領導崗位。

對于此事，向來敬重彭總的張愛萍說了公道話：

彭也有缺點，甚至是很明顯的缺點，在有的問題上存在失誤，比如對待粟裕、劉伯承這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但責任也不全在他，他只是不認可樹立過高的個人權威。

事實上，彭、粟都是出自公心，奈何方式和思維不同，職能的高度重合是兩人矛盾的關鍵，這種麻煩過了幾十年才得以明顯調整。

如今的國防部主要負責軍事外交和宣傳動員工作；總參謀部主要負責作戰(zhàn)訓練和戰(zhàn)備工作，基本上不再重疊。

就是可惜，粟裕在年富力強就早早退居了二線，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