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zhàn)爭三大戰(zhàn)役結束后，國民黨能打仗的老兵精銳幾乎損失殆盡，誰都明白其根基已失了。渡江戰(zhàn)役后，解放軍更是摧枯拉朽，國軍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撤退，而蔣介石本來寄予厚望的大西南，也很快宣告解放。

四川在整個民國時期都沒有徹底投向老蔣，所以很多川軍實權人物沒有選擇為蔣家王朝陪葬，而且光榮起義，站在了人民的一邊。

只是呢，在川軍將領中有個人很奇怪，他起初也做了正確的決定，但因為不滿新中國給的待遇，所以又企圖叛逃，只是還沒成功就被抓獲。明明是起義功臣，卻變成了獄中之人，實在不明白他的思想。

他有個兒子也很頑固，在解放戰(zhàn)爭中被俘后就一直抗拒改造，這父子倆的結局都是終老監(jiān)獄，也不知該如何評價了。

這位川軍軍閥名叫王瓚緒，字治易，1886年出生于四川西充，1906年考入了四川陸軍弁目學堂，后轉到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炮科，他有兩個很出名的同學——劉湘、楊森。

這二人曾經(jīng)都有一統(tǒng)四川的念頭及行動，也是川軍的代表人物，王瓚緒雖沒有他們出名，但也是當過四川省主席的大佬。只不過在軍閥內(nèi)斗時期，他經(jīng)常反復橫跳，多次改換名庭，導致名聲不太好。

有個最諷刺的例子就是他跟隨楊森時，為表示忠心，讓麾下的官兵們都在手臂上刻了一個“森”字，此舉甚得楊森欣賞。然而后來楊森跟劉湘對戰(zhàn)不敵時，王瓚緒又果斷率部投靠劉湘，給了楊森致命一擊。

這種表里不一的行為王瓚緒做得不少，“二劉爭川”時，他看出劉湘實力要更強大，所以幫著一起打劉文輝，但他見到川中百姓歡迎劉湘的旗幟時，卻對幕僚說：這都是愚民，別以為劉湘是什么好東西，他和劉文輝不過是一丘之貉。

1935年，蔣介石南昌行營派了個參謀團入川，劉湘明里歡迎，暗中忌憚，而王瓚緒已經(jīng)想好了要找個實力更強的靠山。

說起來也有意思，王瓚緒想盡辦法與參謀團的人拉好關系，申請加入老蔣的嫡系機構“復興社”，該社需要蔣介石簽字才能進入。而大特務康澤對王瓚緒很反感，把他的申請表給扣了下來，一直到新中國成立，王瓚緒都沒能入社。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劉湘率部出川作戰(zhàn)，此時的王瓚緒已成一方勢力，所以沒有馬上跟隨。等劉湘病逝后，王瓚緒也想當當“四川王”，便開始多方走動。

這個位置，想坐的不止王瓚緒一個，蔣介石為了控制四川也想要扶持親信張群擔任，只是張群屬于外來戶，老蔣一提，就被所有川軍反對，他只好暫時打消這個念頭。

川軍本來就不是鐵板一塊，蔣介石不愿意放棄這樣一個分化的時機，也擔心繼續(xù)川人治川，會使得四川依然高度自治。

而就在這時，重慶行營參謀長賀國光建議道，不如就讓王瓚緒來主持四川軍政大局，王瓚緒跟大多數(shù)人關系都不好，他上位后川軍必然內(nèi)訌，到時候政府再出來收拾局面，這樣川軍就不會再反對國民政府派過去的人了。

果不其然，王瓚緒很快把事情搞砸，陷入了群情聲討之中，蔣介石見時機成熟，便自兼了四川省主席。

當然，管理四川的事還是身邊人去做，之所以要掛名這個職務，主要在于老蔣已經(jīng)跑到了重慶，屬于在四川軍閥的勢力范圍內(nèi)，這樣總是要顧及一下川軍的情緒，只有他來當省主席，才能讓各方心里都過得去。

王瓚緒無法主政四川后，奉命外出抗日，擔任了29集團軍司令。在對陣日寇方面，他還是盡了一個中國軍人的職責，棗宜會戰(zhàn)中他到達前線指揮坐鎮(zhèn)，哪怕是負傷還堅持督戰(zhàn)，表現(xiàn)很不錯。

但在搞摩擦方面，王瓚緒也比較積極，29集團軍駐于河南時，他多次奉命去襲擾鄂豫皖邊區(qū)李先念的部隊。皖南事變后，他又以召開聯(lián)合軍事會議為名邀請李先念參加，李先念當時有事派了參謀長杜時慕前去，結果王瓚緒就把杜時慕扣了下來。

他對蔣介石算是盡心盡力，但老蔣純粹就視他為“雜牌”，麾下的部隊打沒了就沒了，也不給補充。到常德會戰(zhàn)后，王瓚緒的29集團軍損耗巨大，他這個總司令都沒得當了，此后就基本開始擔任閑職，僅有的一些川軍老部隊都讓兒子王澤浚統(tǒng)帥。

解放戰(zhàn)爭時期，王瓚緒擔任的多是開會照相看著人多、扯皮閑聊顯得熱鬧的氣氛組職務。到了戰(zhàn)爭后期他又有了一段反復的經(jīng)歷。

1948年初，王瓚緒不斷給蔣介石上書，提供一些堅守川康的計策。而他的兒子王澤浚在淮海戰(zhàn)役被解放軍俘虜后，他立馬就在各大報社上刊登消息，表達期望和平、請求饒恕王澤浚之意。

1949年5月，局勢已經(jīng)明朗，同為四川籍的朱德朱老總為了能少流一點血，便派人與王瓚緒等有名望的舊軍閥接觸，想爭取到他們起義。對于王瓚緒，朱老總還特別關照了，說只要他起義，就釋放王澤浚。

王瓚緒或許是感覺自己有了主動權，就沒有答應，反而接受了國民黨西南第一路游擊總指揮的任命，派人印刷了數(shù)千張委任狀，開始招兵買馬，企圖在四川以游擊戰(zhàn)來對抗解放軍。

他最后是召集到了幾萬人，然而于大局并無影響，1949年12月，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人宣布起義，其他留在大西南的國民黨死硬官員則在瘋狂逃跑。王瓚緒雖然沒有實權，但畢竟還有名望，蔣介石還專門拍了俞濟時乘機去接他到臺灣。

不過王瓚緒思來想去還是拒絕了，他帶著招募而來的四萬余人也宣布了起義。或許是為了展示氣節(jié)，起義時他沒有用自己的名義，而是讓麾下軍長周廷青代為通電的。

雖然先前王瓚緒拒絕過一次，但畢竟最后還是起義了，所以中央也是按照起義人員來給予相應的待遇。之后王瓚緒歷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參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四川省政協(xié)委員等職。

然而與他同為四川軍閥的劉文輝、鄧錫侯等人當時是省部級高官，這差距有點大，王瓚緒心里也因此產(chǎn)生了不平衡。這種不平衡后來就演化成了不滿，因此他在1956年時準備偷渡到香港，再轉往其他地區(qū)。

不過他在深圳羅湖時就已被發(fā)現(xiàn)，沒能成功，盡管他一再聲明自己叫“張正言”，但是邊防戰(zhàn)士從他隨身攜帶的皮箱中搜出了很多文件證實了身份。隨后王瓚緒被關入監(jiān)獄，1960年時病死。

放在當時來看，1959年新中國都已經(jīng)實行了第一批特赦，不少戰(zhàn)犯經(jīng)改造后重獲了自由，而王瓚緒這個昔日的起義功臣，卻病死獄中，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

王瓚緒的兒子王澤浚早年隨他一起出川抗日，常德會戰(zhàn)后雖然29集團軍受到了影響，但是王家嫡系44軍卻保留了下來，此后就一直是王澤浚統(tǒng)帥。

此人性格不是很好，對麾下動輒打罵，淮海戰(zhàn)役時擔任44軍軍長，所部被殲滅于碾莊。被俘那天他哭著對解放軍戰(zhàn)士說：我們抗日初期出川時，有24個團，被老蔣擺弄來擺弄去，到昨天晚上和你們作戰(zhàn)，只剩下4個團了?，F(xiàn)在，打得精光了。

后來他進入功德林與黃維在一個小組，正好黃維也是一個死硬分子，兩人拒絕改造，說什么都不配合。最終王澤浚命沒有黃維好，1974年病逝了，而黃維等到了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

王澤浚早期對紅軍是犯下過累累血債的，我軍俘獲他時還曾想過讓他血債血償，不過最后還是希望他能夠悔改，結果他到死都沒有完成改造。這對父子，也是難以形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