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北、東南同時面臨嚴重危機

太平天國運動后期，朝廷對新疆已經(jīng)失去了基本的掌控。英、俄兩國爭奪中亞地區(qū)的斗爭日趨激烈，而我國以新疆為主的西北邊疆地區(qū)，就成為他們爭奪的重點之一。

同治四年，在英國的支持下，中亞浩罕國的軍事首領阿古柏，趁西北地區(qū)發(fā)生大規(guī)?；孛衿鹆x之機，悍然入侵新疆。至同治九年，阿古柏已經(jīng)在新疆天山南北形成一股勢力，并建立了“哲德莎爾”政權(quán)，企圖長期控制新疆。

俄國自然不會讓英國獨占新疆利益，于同治十年出兵侵占伊犁，為了進一步奪取整個北疆做準備。英國是扶植代理人入侵新疆，清廷在外交上難以措辭；而俄國是直接派兵入侵，所以總理衙門發(fā)出照會，質(zhì)問出兵理由。

俄國給出的解釋很流氓：說是代清廷收復失地，只要清軍進入伊犁，俄國就主動退兵。實際上俄國已經(jīng)認定，在當時西北未靖的情況下，清廷是絕對沒有收復新疆的能力的，而事實也是如此。

西北邊疆烽火不斷，東南沿海戰(zhàn)火又起。

同治十三年三月，對臺灣覬覦已久的日本，為了與法國、美國爭奪臺灣的控制權(quán)，趁琉球漁民與臺灣山人發(fā)生沖突之機，借口琉球為其屬國，出兵進攻臺灣，但遭到臺灣軍民的頑強抵抗。最后在美國的調(diào)停下，清政府賠償50萬兩白銀作為軍費補償了事。

日本出兵臺灣，讓清廷意識到東南海疆日益嚴重的危機。

清政府這一時期，大舉洋務運動，國力稍有提升，內(nèi)憂外患也不像之前那么嚴峻。然而同時面臨兩個方向的挑戰(zhàn)，不管是財力還是軍力，都難以應付。

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出現(xiàn)了塞防、海防之爭。

這時，同治帝駕崩，四歲的光緒皇帝剛剛繼位，真正掌控大權(quán)的是兩宮太后和恭親王一系勢力。這一屆政府班子總體來說還是很強的，因為當時的慈禧太后，并不像我們想象中的那么不堪，而是一個頗有作為的政治女強人（自辛酉政變至甲申易樞期間，慈禧的作為可圈可點）。

晚清列強中，俄國是最精明狡猾的，它一方面欺凌中國，另一方面又扮演“老好人”的角色，充當清廷與各國列強的調(diào)停人。

于是，朝廷高層尤其是負責對外交涉重要決策的恭王，以及最擅長與洋人打交道的李鴻章，都認為俄國可以作為對抗列強的聯(lián)盟，因此在外交路線上就出現(xiàn)了“親俄”的傾向。

李鴻章與恭王是一個系統(tǒng)的，加上李鴻章與左宗棠之間的派系矛盾，以及他所任職地域的因素，使得這時的李鴻章在沿海危機出現(xiàn)的情況下，自然以專重東南海防為主。

如果李鴻章只是專重海防，那么也無可厚非，就是國防策略的爭執(zhí)而已?？墒撬岢?strong>“新疆不復，于肢體之元氣無傷”的論點則體現(xiàn)了他不顧國家整體利益，不顧中國領土主權(quán)的錯誤傾向。

二、最高統(tǒng)治層與湘、淮兩系的微妙關(guān)系

自太平天國起義被鎮(zhèn)壓后，朝廷有意打壓湘系集團，同時扶持淮系集團。李鴻章吃了朝廷政策的紅利，充分發(fā)揮他在政治上的“天賦”，竭力逢迎慈禧太后和恭親王，又多方聯(lián)絡京城的王公大臣，鞏固他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地位。

在地方權(quán)力體系中，淮系集團的重要成員也逐步占據(jù)了一些省區(qū)的軍政要職。在慈禧太后和恭王的一手扶持下，原先處于弱勢的淮系與相對強大的湘系形成制衡。

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同時期，朝廷對湘系、淮系的制衡都是十分注重的，最高統(tǒng)治者絕對不會讓一方獨大，誰強就打壓誰。而這一時期，正是淮強湘弱階段。

慈禧太后也意識到淮系已經(jīng)足夠強大，不能再一味縱容了。正好這個時候，左宗棠憑借西北軍功和以往的資歷威望，已經(jīng)足以勝任湘系領袖的位置，因此湘淮互制就是當下的主要策略。

客觀地說，當時李鴻章是以武英殿大學士、直隸總督、欽差北洋大臣，位居督撫之首，比起左宗棠協(xié)辦大學士、陜甘總督仍由一定優(yōu)勢，尤其是左宗棠身處邊陲，對朝廷重要的決策幾乎沒有什么話語權(quán)。

然而慈禧也意識到，左宗棠在西北統(tǒng)領七萬多湘軍精銳鎮(zhèn)壓回民起義，如果將收復新疆的潑天大功讓左宗棠去完成，那么就有足夠的資本抗衡李鴻章。

慈禧用心良苦，左宗棠和李鴻章也都看到了這一點。也正是在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之下，塞防與海防的爭論就成了權(quán)力和利益的摻雜的產(chǎn)物，而絕非是單純的國防策略之爭。

高層內(nèi)部同樣也有權(quán)力斗爭，具體來說就是慈禧與恭王之爭。慈禧要奪權(quán)，恭王要固權(quán)，而左宗棠與醇王和慈禧走得近；李鴻章與恭王走得近，這兩位實力最強的地方督撫，自然也會無形地卷入最高權(quán)力爭奪戰(zhàn)中。

三、塞防、海防之爭中各方的利益沖突

塞防、海防的爭論過程中，可以說任何一種觀點都是建立在個人利益和集團利益之上的。

當時有幾種聲音：李鴻章主張的是海防論，左宗棠主張的是塞防海防并重論，王文韶、丁寶楨等主張塞防論。此外還有彭玉麟、英翰等主張的江防論。

那么朝廷又是什么態(tài)度呢？精明的慈禧雖然遲遲沒有表態(tài)，但是態(tài)度也是十分明確的：既不會放棄東南海防的建設，也不會放棄對西北疆土的捍衛(wèi)。

有人要問，御史是如何知道慈禧的想法呢？很簡單，因為在此之前凡是國家重大決策，以及沿海省份的重大事務，都沒有讓左宗棠參與，而此次塞防、海防之爭，慈禧則降旨讓左宗棠參與，其中的用意諸位可以細品。

慈禧有意讓各派系把自己的觀點放在桌面上來討論，然后再根據(jù)實際情況作出最后的拍板。換句話說，慈禧也有自己的個人利益，那就是要實行湘淮互制，以維護她最高的統(tǒng)治權(quán)威。

塞防海防之爭中，李鴻章輸?shù)钠穑笞谔膮s輸不起。

前面講了，這一時期淮系的實力是要強于湘系的。這一點從軍隊的駐防就可以看出。

同治十三年，淮軍大部已駐防沿海省份，而湘軍的部署，大部在西北、內(nèi)地，只有少量海駐防于兩江。

不僅如此，自日本侵擾臺灣以后，特別是李鴻章大力鼓吹籌劃海防之論后，左宗棠在西北的軍餉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因此，左宗棠沒有理由置身事外，必須要爭。

如果慈禧同意了李鴻章專重海防、放棄塞防的主張，那么不僅國土面臨淪喪，而且湘軍尤其是左宗棠也將失去立足之地。

由此，另外一個問題也浮出水面：左宗棠的觀點為何是塞防海防并重，而不是專重塞防呢？

但凡有一點政治常識的官僚都能看出，當時的東南確實面臨嚴峻的考驗，如果看不到這一點，那么就不配參與到這場政治角逐中。

左宗棠要爭取慈禧的支持，前提就是要兩者并重，然后在此基礎上再發(fā)展成為“塞防海防并重，而塞防優(yōu)先”。

慈禧顯然是站在左宗棠這一邊的，同治十三年七月十二日，旨意晉協(xié)辦大學士左宗棠為東閣大學士，這既是褒獎左宗棠定陜甘之功，同時也是以此來牽制李鴻章。

四、恭王在塞防與海防之爭中的態(tài)度

光緒元年，在塞防海防之爭中，醇王雖然與慈禧是一系的，但是慈禧長時間沒有表態(tài)，所以醇王就根據(jù)自己的想法與好惡行事，他旗幟鮮明地支持海防，并在籌劃海防經(jīng)費方面贊同李鴻章提出的“暫罷西征為最上策”。

醇王政治才能一般，沒有遠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恭王長期主政，他考慮問題就要比醇王更為全面。

恭王集團是贊成李鴻章海防論的，但卻不贊成李鴻章放棄新疆的主張。另外，恭王系統(tǒng)中最為得力的干將文祥主張支持左宗棠收復新疆，這也極大地影響了恭王的立場。

李鴻章一向精明，但是在這次爭論中的表現(xiàn)確實很水。他提出的放棄新疆已經(jīng)引起了非議，輸了第一局。接著，在覲見慈禧的時候，他又公開指責和傾軋左宗棠，為此文祥就很不滿意，曾在慈禧面前駁斥李鴻章。

恭王鑒于文祥之故，態(tài)度最終由支持海防轉(zhuǎn)為塞防海防并重，被動地地站到了左宗棠的一邊。

恭王表了態(tài)，慈禧才會亮出底牌，各方形成共識：海防方面因財力有限，暫時“擬先就北洋創(chuàng)設水師一軍”，同時否決了李鴻章提出的停撤西征軍餉以備海防的主張，派左宗棠督辦新疆軍務。

其實，慈禧太后一開始就有主意，那就是海防要注重，同時也不能放棄西北邊疆。而讓左宗棠、李鴻章等公開爭論，其最終目的就是要獲取“湘淮互制”的效果。

需要強調(diào)的是，左宗棠在爭的時候占理，確有不少豪言壯語，后來又有抬棺出征，表示出非收復新疆不可的決心。凡此種種，更容易放大愛國情懷，引起共鳴，贏得輿論支持。

塞防、海防是一盤大棋，左宗棠因為占了合適的時機，才有了后來收復新疆的蓋世奇功。換言之，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愿望不管有多么強烈，得不到慈禧的支持，到頭來都是一場空。

又，在收復新疆的過程中，阿古柏不過是烏合之眾，還算不上一盤硬菜。收復新疆政治斗爭是主要的，軍事斗爭是次要的，根本不需要左宗棠那樣的帥才，換個湘軍、淮軍的二線主將基本也就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