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天，臺北馬場町的槍聲一冒出來，街口有人停下腳，風從河邊吹過來帶著一點潮味，吳石被定了匪諜，槍決那天王碧奎被人從家里帶進保密局，樓道里燈很白，桌上水杯沒來得及收走，孩子幾個散在外頭，走走停停，不太敢往家門口靠，隔壁大娘看見了也不說話，把門掩上，晚上屋里只留一盞小燈。

這事扯到王濟甫，他是小舅子，在空軍里是上校，三十來歲，空軍后勤學校畢業(yè)，會調(diào)物資也能上飛機，手腳利落，工具拿起來就用，底子穩(wěn)，姐夫坐在參謀次長的位置，圈子里看他也亮眼，餐廳里有人拍著他肩膀講再練幾年，說不定能進副司令那條線上走一走，文件上他的名字干凈整齊，飛行帽掛在辦公室墻上。

1950年6月吳石出事，王濟甫人在松山基地，跑道邊的熱氣往上冒，機棚里扳手響，他還問值星官到底怎么了，話沒問完就被架上吉普車，門一關，帽子還留在桌面，連夜往保密局開，人說理由很短，你是他的小舅子，五個字不多不少。

辦公室翻過柜子翻過抽屜，沒有密件，他自己也不曉得吳石在做什么，他不在情報那條線里，沒參加過組織，藥房接頭夾帶情報這些詞是后來在牢里從別的口里聽到的，1951年上法庭，法官攤著卷宗問你認不認識吳石，他答他是我姐夫，法官接著說那你就該知道他在干什么，他說不知道，判決書里落了幾句字即無證據(jù)顯示其參與，身為近親必有耳聞，不報即為同罪，十五年，送綠島。

綠島那邊當時叫火燒島，海面上風硬，岸邊一圈崗樓和鐵絲網(wǎng)扣著，軍事封起來，重刑的人都在里面，白天修石頭路，海邊抬石頭，挖溝挖到手指都起繭，衣服晾在鐵絲上常常不干，晚上睡竹編床板，一格里擠了五六個，翻身要打招呼，王濟甫身體本來就弱，潮濕里干久了咳嗽，后來咳血，軍醫(yī)在鐵皮房里看他，說肺癆，藥在柜子里擺著，瓶子上貼著標簽，吃藥要錢，錢得家里寄，他的身份擺在那里，往里寄的人不多，他就這么撐著，天一天天過去，十五年又一季。

1966年出獄，碼頭上人來人往，他拎著一只帆布包走出來，臉色淡，船邊的繩子在水里晃，沒人接他，手里那張紙折了一次再折一次，從空軍上校到無戶籍人員，去單位打聽，門口保全看了看搖頭，身份證補辦要材料，他托朋友跑了幾趟，窗口里蓋章那一下聲音很輕，后來住到臺北郊外，擺過一個小攤，臺面上擺修車工具，扳手螺絲刀一排，偶爾有人把摩托推過來，他蹲下身擰兩下，手上油跡洗不干凈，晚飯常常是一碗面，零工是鄰居喊一聲就去，掙回來先付房租，錢不寬裕。

王碧奎有一段時間住在臺大醫(yī)院，病房門口安靜，醫(yī)生翻到親屬欄寫著王濟甫，護士悄悄講他前幾年來過，說是看一個老同事，站在門口看了會兒，腳退了一步就走了，他沒進門，后面有人轉述他說不想給她添麻煩，這話說完也沒再提。

1998年他七十多了，走到相關單位把當年的判決書拿出來，說要申訴，促轉會重新去查檔案，卷宗一疊疊翻，紙張邊角已經(jīng)起毛，沒有看到他參與的記錄，審理寫了原判無效，法院把那一紙判決撤掉，開了補償金，六百七十四萬多新臺幣，數(shù)字寫在通知上很清楚。

錢他放著沒動，家里問，他說拿了心里不踏實，過了幾年，到2019年，吳石的家人代他把字簽了，把錢全捐給國家人權博物館，玻璃柜里后來多了一份收據(jù)，檔案袋里夾著說明，做的是一個寫明的手續(xù)。

他這一生不說冤，也不去做控訴，有人問起他對那個判他刑的法官怎么想，他回一句他怕的是我，不是我做過什么，是我和誰有關系，話到這兒他就停了。

很多人自己沒在任何政治的線里摻和，日子里卻會遇到那陣子的制度落在身上，吳石在戰(zhàn)場上掛過軍銜，走在槍口前，王濟甫是普通人，聲音低，門口沒有一張給他申辯的大門，他的經(jīng)歷就擺在那兒，白色恐怖這四個字看著抽象，把王濟甫這個結局拉到眼前，它就變得具體，一個人因親戚坐牢去搬十五年石頭，還要自己拿材料去證明清白，半輩子過去，聽見一句對不起的時候，說話的人已經(jīng)換了名字和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