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是如何對待荷蘭女人的，花樣百出，相當(dāng)流氓，慘不忍睹！
1939年，日軍踏入荷屬東印度群島（今印尼），打著“亞洲解放者”的旗號，當(dāng)?shù)厝嗽虝旱貙⑺麄円暈轵?qū)逐歐洲殖民的希望，但不到三個月，幻想破滅。
荷蘭人被投入集中營，印尼人遭受奴役，而最慘烈、最難以啟齒的，是那些被稱為“白人女人”的荷蘭女性所經(jīng)歷的——這不僅是性暴力的泛濫，更是制度化羞辱和人性崩塌的劇本。
這個劇本不是偶然寫下的，而是有組織、有指令、有系統(tǒng)地推進。
它的編劇，是日軍高層；它的執(zhí)行者，是軍官、憲兵、甚至軍醫(yī)；它的舞臺，是集中營、慰安所、軍營和被封閉的民房；它的受害者，是數(shù)百名被強行從集中營中帶走的荷蘭女性。
她們有的才十幾歲，有的帶著孩子，有的曾是教師、護士、鋼琴家，但在日軍眼中，她們只是“戰(zhàn)利品”。
1942年3月，日軍攻陷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后，大批荷蘭裔平民被關(guān)押，男性被送往戰(zhàn)俘營，女性和兒童被集中管理。
最初的命令是“照顧”，但很快，這種“照顧”就變成了徹底的控制和羞辱。
在爪哇島的安巴拉烏村，集中營里每個睡鋪只有60公分寬，一間屋子塞滿幾十人，飯食是糊狀的飯湯，疫病肆虐。
每天早晨七點，女性必須面朝東北方向三次鞠躬，向日本天皇效忠，誰遲到或動作不標準，便要接受體罰。
貝爾特·科爾菲努斯的母親因一次鞠躬不及時，被軍警打到手臂脫臼，數(shù)月無法抬手，她當(dāng)時只有14歲，親眼看著母親在泥地中被鞭打，毫無還手之力。
更恐怖的是，日軍的懲罰不是落在犯錯者身上，而是落在她們的親人身上。
一個孩子哭鬧，母親就要被罰蹲幾個小時；一位老婦拒絕鞠躬，她的孫女就被帶走。
1944年初，日軍在爪哇、泗水、三寶壟等地設(shè)立了所謂“將校慰安所”——這些地方專門關(guān)押歐洲女性，尤其是荷蘭人。
她們被從集中營帶走，起初被告知是去“工作”或“擔(dān)任護士”，但到了那里才明白，等待她們的是一場無休止的性奴役。
三寶壟的“七大洋之家”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個慰安所。
1944年2月，約100名荷蘭女性被押送至此，進入大門后，她們的身份被徹底抹去。
每個人被拍照、編號，照片貼在門口，墻上是“使用規(guī)則”：一次不得超過30分鐘，每人每日最多接待20人，身體檢查每周一次，懷孕者立即處理。
18歲的瑪爾特曾在集中營里擔(dān)任教師，被帶到這里后，第一次“檢查”就是由軍醫(yī)實施的性侵。
她被迫接待了日軍官兵，日夜顛倒，身體潰爛，染病后不被治療，只能等死。
更令人發(fā)指的是對未成年人的迫害，13歲的莉婭因長相清秀，被軍官“預(yù)訂”，她試圖反抗，被告知若不服從就殺她全家。
“白馬事件”則是另一場地獄，1944年中，30多名歐洲女性被集中囚禁三周，日軍稱之為“白馬行動”，每晚點名“使用”，輪番施暴。
她們沒有名字，只被稱作“白馬一號”、“白馬二號”。
沃海勒耐是其中之一，她試圖剃光頭、毀容，想讓自己看起來“不值一用”，但這種反抗被視為“另類新鮮”，她遭受的暴力更甚。
連軍醫(yī)也參與其中，不再是“檢查”，而是“體驗”，她的證詞是日后東京民間法庭的重要證據(jù)。
戰(zhàn)爭結(jié)束后，約有250名荷蘭女性向荷蘭政府登記為“慰安婦幸存者”，但學(xué)者普遍認為真實數(shù)字遠高于此，很多人選擇沉默，不是因為遺忘，而是因為恥辱。
揚·魯夫-奧赫恩是其中少數(shù)站出來的女性，2000年，她在東京民間法庭作證，聲音顫抖，卻堅定地說：“我不是為了復(fù)仇，我只是希望你們承認發(fā)生過的事情。”
她的證言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在聯(lián)合國人權(quán)委員會中播放。
瑪爾特終身未婚，晚年患有嚴重的創(chuàng)傷后應(yīng)激障礙。
日本政府至今未全面承認對荷蘭女性的慰安制度責(zé)任，2015年，當(dāng)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計劃將“慰安婦檔案”列入世界記憶名錄時，日本強烈反對，并停止對教科文組織的資助。
歷史的沉默，不代表真相不存在。
這些荷蘭女性的命運，是戰(zhàn)爭最黑暗的注腳，她們不是士兵，不是政客，只是無辜的平民，但在國家機器的碾壓下，她們的身體成為戰(zhàn)場，她們的尊嚴成為犧牲品。
她們的故事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警示：當(dāng)人類社會容忍對“敵人”實施非人待遇時，文明的底線就已崩塌。
參考資料
[1] 《荷蘭戰(zhàn)犯法庭記錄·斯瑪朗案件》，聯(lián)合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檔案，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