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崩畎椎摹兜墙鹆犋P凰臺》是現(xiàn)存第一首題寫鳳凰臺的詩篇，而且也正是因為這首詩，后人才記住了鳳凰臺。那么，金陵鳳凰臺坐落于何處，起源和歷史如何？它又是怎樣被題寫成勝跡的？

原文作者 | 商偉 韓笑

《江山勝跡：人文風景的建構與傳承》

編者：[美]商偉 韓笑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5年8月

李白與金陵鳳凰臺

有關鳳凰臺的最早記載見于《宋書·符瑞志》中篇，講的是元嘉十四年（437）三月，有二鳥集于秣陵民王園中李樹上，看上去十分奇異：“大如孔雀，頭足小高，毛羽鮮明，文采五色，聲音諧從?！睋P州刺史彭城王劉義康上報朝廷，于是詔令“改鳥所集永昌里曰鳳皇里”。但《宋書》這里說的是“鳳皇里”，并無一字提到鳳凰臺。

有趣的是，此后越晚的記載中，鳳凰臺出現(xiàn)的時代就越早，令人聯(lián)想到顧頡剛的“層累構成說”，因此所記未必可靠。例如完成于668年的佛教典籍《法苑珠林》將《宋書·符瑞志》記載的祥瑞事件記在東晉升平年間（357—361），提前了近八十年，并且改“鳳皇里”為“鳳皇臺”。南宋馬光祖（約1201—1273）在《重建鳳凰臺》一文中，以淳熙時期（1174—1189）的保寧寺壁記為據(jù)，也得出了“晉升平已有臺”的結論。但他主持修纂的《景定建康志》卻兼顧二說，含糊其詞：“保寧禪寺，在城內飲虹橋南保寧坊內。吳大帝赤烏四年，為西竺康僧舍（會）建，寺名建初。晉宋有鳳翔集此山，因建鳳凰臺于寺側?！苯ǔ跛录春髞淼谋幩?，毀于元末，其址遂并入瓦官寺。據(jù)史料記載，瓦官寺始建于晉興寧二年（364），明初寺廢，遺址失考。

文伯仁《鳳凰臺》，上海博物館藏?！督絼氽E》插圖

直到嘉靖年間（1522—1566），杏花村一帶建積慶庵，掘地得升元（937—943）石像，確認此地為瓦官寺遺址，于是改稱古瓦官寺，鳳凰臺故址也由此而再次得以落實。至明代，鳳凰臺的所在地曾歸于魏國公，后漸荒蕪?！吧砸蚱浯嬲?，葺為庵，植桂于旁，名曰‘叢桂’?！眳补疴峙c古瓦官寺相對峙，后稱上瓦官寺。明人焦竑（1540—1620）建議改名為鳳游寺，詳見他的《重建鳳游寺碑記》。清初周亮工（1612—1672）分別于順治年間（1644—1661）和康熙六年（1667）發(fā)起募捐活動，以贖買土地，重修鳳凰臺，并先后作《贖鳳凰臺募疏》和《募修瓦官寺鳳凰臺疏引》，重申鳳凰臺的基址在古瓦官寺之左。康熙初年江寧知府陳開虞曾作《鳳凰臺詩》，收入他本人主持編修的《江寧府志》卷五“山川”中，其詩序曰：“臺在鳳游寺后，近為取土者所殘，日就圮矣。余既禁止之，將謀復故，以存勝跡不朽焉。”康熙年間的募修活動得到了陳開虞的支持，但收效并不顯著。不久之后，鳳凰臺再度淪于荒榛野莽之間而無復可辨。

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是現(xiàn)存第一首題寫鳳凰臺的詩篇，而且也正是因為這首詩，后人才記住了鳳凰臺。值得一提的是，李白對與鳳凰臺相關的勝跡也有所涉及，如《橫江詞六首》其一寫到“白浪高于瓦官閣”，又有《登瓦官閣》詩。瓦官閣當在鳳凰臺附近，或因瓦官寺而得名，當時頗受游人青睞，但鳳凰臺卻很少有人提及。此外還有關于金陵鳳凰樓的記載：據(jù)梁朝僧人慧皎的《高僧傳》，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羅“于秣陵界鳳皇樓西起寺”。此說早于《宋書》有關鳳凰臺的記載，后來唐人許嵩編撰的《六朝宮苑記》也提及“鳳凰樓在鳳臺山上。宋元嘉中建，有鳳凰集此為名”。他把鳳凰樓的建造時間定在劉宋元嘉時期，與《宋書·祥瑞志》關于鳳凰集于此地的記載保持一致。李白《登瓦官閣》有“門余閶闔字，樓識鳳凰名”之句，又《月夜金陵懷古》曰“臺傾鳷鵲觀，宮沒鳳皇樓”，可知鳳凰樓久已圮廢，徒有其名。

李白去世后一百余年，終于有一位名叫殷堯藩（780—855）的詩人在《登鳳凰臺二首》中道：“鳳凰臺上望長安，五色宮袍照水寒。彩筆十年留翰墨，銀河一夜臥闌干?！庇衷唬骸拔嗤┤~落秋風老，人去臺空鳳不來?！弊髡咴谠娭屑群魬死畎椎摹兜墙鹆犋P凰臺》，又提及李白應詔入朝、失意而歸一事。在他筆下，訪游鳳凰臺變成了對李白的憑吊與懷念。晚唐詩人李群玉（約813—約860）也曾經留下一首《秣陵懷古》：

野花黃葉舊吳宮，六代豪華燭散風。

龍虎勢衰佳氣歇，鳳凰名在故臺空。

市朝遷變秋蕪綠，墳冢高低落照紅。

霸業(yè)鼎圖人去盡，獨來惆悵水云中。

與殷堯藩不同，李群玉完全沒有提到李白和他的《登金陵鳳凰臺》。他稱鳳凰臺為“故臺”，與“舊吳宮”一樣，佳氣消歇，風流云散，俱成前朝往事。有唐一代，題詠金陵鳳凰臺并沒有形成氣候，鳳凰臺也沒有成為旅游“打卡”勝地。那么，它在當時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所在呢？古人所謂“臺”，原本有別于樓觀之類的建筑。一處高出四周的平地，無論是天然形成的，還是夯土而成或用磚石砌成，都無妨稱之為臺。《法苑珠林》記載：“有鳳凰集此地，因名其處為鳳凰臺?！毖韵轮?，鳳凰臺之所以得名，不過是因為傳說中的鳳凰曾于此聚集，并無在此筑臺之意。這一命名方式與李白所模仿的沈佺期《龍池篇》的首句“龍池躍龍龍已飛”意涵是一致的：“龍池”之所以稱“龍池”，只是因為傳說中的龍曾經來過，而不是龍來過之后修建了龍池。李白的“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也正是此意。總之，李白登覽的鳳凰臺未必是刻意修建的，在當時也并不廣為人知。李白是將它寫進詩歌的第一人。因此，不是詩歌依賴于鳳凰臺而存在，而是鳳凰臺依賴于詩歌而存在。

與李白的詩歌描寫

失去了對應

后人的詩歌有時也寫到鳳凰臺的高度與規(guī)模，但多為虛擬張大之詞，不足為據(jù)。例如，宋人楊萬里詩曰：“千年百尺鳳凰臺，送盡潮回鳳不回?！眹栏裾f來，這并非出自對實景的觀察和描摹，而是源于悠久的文學書寫傳統(tǒng)?；仡櫼灾_登臺為主題的文學作品，《詩經》中有關周文王的靈臺、靈沼和靈囿的歌詠或為始作俑者，此后又有后人關于紂王的鹿臺“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云雨”的記載。楚國君王所筑高臺甚多，如陸云《新語》云：“楚靈王作乾溪之臺，五百仞之高，欲登浮云，窺天文?！背跞绱耍瑵h代帝王更甚，他們修筑的高臺與游仙之想結下了不解之緣。鳳凰原本是自天而降的祥瑞之鳥，詩人也因此有了鳳凰臺臺高“百尺”的想象。宋代的吳景伯在一首《沁園春·登鳳凰臺》詞中，甚至這樣寫：“再上高臺，訪謫仙兮，仙何所之？”他以李白代替了鳳凰，并且將他謫仙人的身份納入高臺尋仙的思路，正是非高臺不足以訪謫仙了。

陳作儀《鳳凰臺》。《江山勝跡》插圖

無論唐代的鳳凰臺情況如何，入宋之后，地方官和當?shù)匚娜硕疾粩嗟卦噲D重建鳳凰臺和鳳凰樓，至少有過三次大規(guī)模的重修工程。但重修之后是再度傾頹，二者相互交替。南宋馬光祖為重建鳳凰臺作記曰：“今臺蓋唐布政臺也，后世因以存古焉?！边@可以上溯到宋齊丘（887—959）的《陪游鳳皇臺獻詩》（一作《題鳳臺山亭子，陳獻司空》）中的兩句詩：“上有布政臺，八顧皆城郭?！笨芍扑螘r期曾一度將坐落于此的布政臺稱作鳳凰臺，鳳凰臺因此只是作為一個地名供人憑吊而已。早在馬光祖之前，陸游也曾游覽過鳳凰臺。據(jù)他于1169年至1170年所記之《入蜀記》，保寧寺有鳳凰臺和攬輝閣，但“今已廢為大軍甲仗庫，惟亭因舊址重筑，亦頗宏壯”。

我在前面引用了南宋林希逸的《秋日鳳凰臺即事》詩序中的一句話：“鳳凰臺著名，以李翰林一詩也。”可有趣的是，他在登覽鳳凰臺時，卻懷疑自己走錯了地方：

余思翰林題詩時，臺必不爾白鷺洲。問之，故老指點，固無定所。而三山則于此臺望已不見，乃遠落于前江之尾。若當時果爾，則詩辭不應如此模寫也。謾刊正之，以俟好古者。

林希逸來到此地，心里想的是李白《登金陵鳳凰臺》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鷺洲”，可是眼前的景觀竟然完全對不上號了。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兒呢？

林希逸的確有可能是走錯了地方。但即便是走對了地方，他也看不到李白詩中的風景。為什么這么說？清代吳敬梓（1701—1754）在《金陵景物圖詩·鳳凰臺》的小序中給出了一個說明：

唐昇州城尚狹小，此處可憑高眺遠，至楊行密恢廓城垣，逾淮水而南，臺之風景盡矣，徒以太白詩存其名耳。

五代十國的吳國（902—937），因其建立者為楊行密（852—905）又稱楊吳。楊吳占據(jù)江淮地區(qū)，以金陵為西都。大將徐溫改筑金陵城，將今天的內秦淮河納入城內，又沿城周開鑿護城河，史稱楊吳城濠，金陵的水系、城市格局和自然景觀都為之改變。將康熙《江寧府志》的《唐昇州圖》與《南唐江寧府圖》相對照，可見原本地處江邊的鳳凰臺被圍進了城墻之內。這一帶的自然景觀從此便與李白的詩歌描寫失去了對應。

清道光年間（1821—1850），周寶偀寫了一首《鳳凰臺》，其首聯(lián)和頷聯(lián)曰：

鳳凰臺掃全無跡，尚有芳名未盡刪。

江遠那堪尋二水，城高何處見三山？

其序云：“（鳳凰臺）舊前臨大江，后為楊吳筑城所蔽，故三山、白鷺洲皆不可見?！睏顓侵?，此地周圍的地理形貌也逐漸改變。由于鳳凰臺地處江流的轉角處，長年的泥沙淤積導致白鷺洲一方面擠壓江面，另一方面又與江岸連為一體，長江因此遠離鳳凰臺。到了周寶偀生活的時代，“一水中分白鷺洲”的昔日地貌已完全改觀。此外，民居和日益繁忙的商業(yè)活動加劇了自然環(huán)境的蛻變，高聳的城墻遮斷了江面的風光，“三山半落青天外”的縱深視野也不可復得了。

而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自南唐和宋代以降，也就是金陵城景觀大變之后，題寫鳳凰臺才蔚為風氣。當然，地理環(huán)境難免會發(fā)生變化，詩歌還是可以接著寫。但真正令人不可思議之處是，從這些詩篇中，我們很少能看到鳳凰臺當時的景觀。個別詩人也偶有疑問，感嘆榛莽叢生，勝跡無存——別忘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鳳凰臺遺址失考。盡管如此，大多數(shù)題寫者似乎仍舊生活在李白所創(chuàng)造的鳳凰臺的文本風景中，仿佛所有的改變都不曾發(fā)生。或者一如既往地想象鳳凰臺上遼闊無際的江面視野，例如宋代的郭祥正（1035—1113）詩云：“高臺不見鳳凰游，浩浩長江入海流。”明人焦竑筆下的鳳凰臺視野也毫不遜色：“一望東南盡，長天鴻雁來?！睘榇?，我們該怎樣感謝林希逸和周寶偀這樣的詩人！正是因為他們道破了鳳凰臺勝跡書寫的真相與實情，我們才沒有被一直蒙在鼓里。

重新確認的鳳凰臺遺址

屢經變化

了解真相只是問題的開始。宋代和宋代以后的詩人持續(xù)題寫金陵鳳凰臺，卻極少寫到當下的景觀，這是因為“臺之風景盡矣”，一無可觀可寫之處嗎？既然沒有可觀可寫之處，為什么還寫起來沒完沒了呢？答案可以很復雜也可以很簡單：這些詩人來到這里，是因為他們相信李白曾經來過。金陵鳳凰臺因為李白曾經來過才變得不同尋常，意味無窮。更重要的是，李白留下了《登金陵鳳凰臺》。他們題寫鳳凰臺所依據(jù)的并非眼前所見之景，而是李白的那首詩，因此并不以親自到場為必要的前提。這一高度文本化的鳳凰臺替代了物質形態(tài)的鳳凰臺，構成了鳳凰臺書寫永恒的滋生地，并且自此以后不斷從中繁衍出新的作品，而李白本人也因為題寫鳳凰臺為后人所紀念。這就是宇文所安所說的紀念者最終變成了被紀念者，為歷代詩人提供了不斷接續(xù)題寫的動力。后人通過不斷地書寫加入文本化的勝跡譜系，并在這個過程中，將自己從紀念者轉變成被紀念者。

長干里客《金陵四十八景》“鳳凰臺三山”?！督絼氽E》插圖

需要補充的是，時過境遷，重新確認的鳳凰臺遺址也屢經變化，例如明萬歷年間在鳳凰臺旁發(fā)現(xiàn)了“阮籍墓”。清代周寶偀那首《鳳凰臺》的后兩聯(lián)就這樣說道：

酒簾招客爭飄蕩，牧笛橫牛憶往還。

惟剩殘碑傳晉墓，我來瞻拜淚潺潺。

詩序曰：“（鳳凰臺）在今驍騎倉西南，旁有晉阮步兵墓?！睋?jù)蔣歐悅的《康熙〈江寧府志〉（陳開虞本）對鳳凰臺的重塑與清初文化重建》一文，關于阮籍墓的記載最早見于明代姚旅（約1572—？）的《露書》卷七《跡篇》：“秣陵鳳凰臺傍有阮籍墓。壬辰，李公昭掘地得石碑半段，曰‘籍之墓’，旋又得半段，曰‘晉賢阮’，始知此地為籍墓。后有人窮之，多得殉物。籍蹤跡多在山陽，不知何以葬此。”此事發(fā)生在萬歷壬辰，即1592年。周亮工作《贖鳳凰臺募疏》，抄錄姚旅語，但刪去了“籍蹤跡多在山陽，不知何以葬此”一句。又引劉廷鑾《金陵問墓詩》“阮籍墓有幾時到，金陵惝恍存一丘”二句，斷言曰：“皆明驗也?！?/p>

吳敬梓在《金陵景物圖詩·鳳凰臺》小序中對此說有所保留，并且說有人疑其為阮孝緒墓。他認為阮籍祖籍陳留尉氏，卒于魏時，既非晉人，也不當葬于吳地。不過，阮孝緒（479—536）亦非晉人，可見晉墓說不能成立。然而憑吊墓址畢竟變成了觀覽鳳凰臺的一項保留節(jié)目，題寫鳳凰臺的人也偶然會像吳敬梓和周寶偀那樣，寫到“阮步兵墓”或“晉墓”。有趣的是，盡管阮籍和阮孝緒皆非晉代的衣冠士族，也無法證明此為晉墓，人們卻仍以晉墓相稱。清初陳開虞主持編修的《江寧府志》曰：“觀白詩‘晉代衣冠成古丘’，即指阮墓無疑?！北砻嫔峡?，陳開虞在李白的詩句中找到了墓主身份的證據(jù)，采用的是“有詩為證”的說法。而實際上，他是通過確認墓主的身份來“成全”李白的作品。通過這種方式，他成功地將這座明代發(fā)現(xiàn)的古墓讀進了“晉代衣冠成古丘”的勝跡風景。

明 沈士充《南京十景冊》。《江山勝跡》插圖

從以上的作品細讀和史料論證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作為文本化的鳳凰臺的奠基之作，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既是關于金陵鳳凰臺的，又超越了這一確定的地點。李白在詩里面的確寫到了三山和白鷺洲，它們構成了鳳凰臺景觀不可替代的特定性，但他同時又將鳳凰臺的景觀納入一個更普遍的文字模式。對于鳳凰臺的游覽者來說，進入這一詩歌語言所建構的秩序，便意味著從他們當下所在的地理空間中抽離出來，然后通過今與昔、名與實、有與空，以及見與不見等一系列充滿張力的對仗句式，來重構自己與勝跡的關系，并完成鳳凰臺的觀覽體驗。

的確，一旦將詩歌的語言模式內化為心靈的感知結構，人們便可以在此時此地強烈地感受到“轉瞬即逝與綿延不絕、毀滅與幸存、消逝與可見可視之間的張力”——這是傅漢思（Hans H.Frankel）對陳子昂的五言古詩《峴山懷古》所做的評論，同時也概括了勝跡書寫，尤其是懷古詩的基本模式。

由此可見，李白題寫的鳳凰臺作品具有一種普遍性的品格，并不依賴于這一特定的地點而存在。它展示了一個具有內在結構的心靈風景。這一心靈風景源自詩歌語言文字的形塑，所以又是先于任何一次具體的觀察、游覽經驗而存在的：它被內在化了，是可以存儲、可以攜帶的，可以隨時從閱讀記憶中抽取出來，憑借外在的機緣投射在游覽者當下所在的地點上，并且與這一具體地點及其相關的記載傳聞發(fā)生互動。

鳳凰臺面目改觀，風景殆盡，甚至遺址也曾一度失考，這一切都不盡如人意。但勝跡書寫卻一如既往，并不因此中止或作罷。這一“鳳凰臺現(xiàn)象”固然看似例外，或有悖常情，卻揭示了勝跡書寫背后的一個重要假設，那就是一個高度文本化的鳳凰臺遠比物質實體的鳳凰臺來得更強大也更長久。正是李白關于鳳凰臺的詩歌，而不是鳳凰臺本身，激活了也維系著鳳凰臺的文化記憶，邀請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參與進來，并且通過寫作接續(xù)下去。

PS：本文選自《江山勝跡：人文風景的建構與傳承》，文中所用插圖均來自該書。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刊發(fā)。作者：商偉 韓笑；摘編：何也；編輯：張進；導語校對：趙琳。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fā)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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