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深秋，江蘇高郵監(jiān)獄，十幾名被判處死刑的中共地下黨員被押赴刑場。

幾天后，當他們歷經艱險回到解放區(qū)時，卻驚恐地發(fā)現(xiàn)，那些本應在途中被處決的同志，竟然一個不少，全都好好地活著。

這起事件的離奇之處，不僅在于死刑犯的集體生還，更在于那個下令“槍斃”卻又親手“放生”他們的國民黨軍官——張我疆。

他的行為，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那個黑白分明的時代里，那些游走在灰色地帶的人性抉擇。

行刑路上的詭異槍聲

以原金溝區(qū)區(qū)委書記黃益民、區(qū)長于哲人為首的一批地下黨員，因叛徒柳家兆的出賣，精心策劃的越獄計劃在行動前夜徹底敗露。

國民黨當局的反應迅速而殘酷，監(jiān)獄崗哨驟然加倍，所有核心人員被捕，酷刑加身。

盡管無人松口，但一張“死刑，立即執(zhí)行”的判決書，還是將他們推向了死亡的邊緣。

押解上路的那天，黃益民敏銳地察覺到了異常。

隊伍沒有走向東門外慣常的行刑場大窯墩，反而一路向西。

負責押送的，是國民黨268團。

帶隊的代團長，就是張我疆。

他表情冷漠，腰間別槍，對著這群囚犯下達了命令：共軍逼近，這批要犯交由他處理，隨部隊南撤，誰敢亂動，當場槍斃。

這不像去行刑，更像是一場漫長而絕望的死亡行軍。

行軍的條件極其艱苦，囚犯們雙手被反綁，在黑夜中深一腳淺一腳地趕路，白天則躲藏起來。

隊伍里的女黨員高春蘭，本就身體瘦弱，加上之前受過傷，走了二十里地后終于體力不支倒下。

她絕望地喊道：“你們打死我吧！”

張我疆沒有絲毫猶豫，揮手讓士兵將其拖走。

不久，隊伍后方傳來一聲槍響。

所有人的心都沉到了谷底。

沒過多久，另一位名叫吳克春的同志也倒下了，同樣被士兵拖到路邊，同樣傳來了一聲槍響。

在當時的黃益民等人看來，這無疑是張我疆在執(zhí)行他“當場槍斃”的命令，用最殘忍的方式，一個個清除掉隊伍里的“累贅”。

絕望的氣氛籠罩著每一個人，死亡似乎只是時間問題。

隊伍最終行至一個叫張家莊的小村子。

張我疆再次出現(xiàn)，這一次，他沒穿軍服，也沒帶槍。

他告訴眾人，南京已經沒人管他們了，解放軍馬上就到，然后說出了那句讓他們終生難忘的話：“你們走吧，我不殺你們，往北走，能回解放區(qū)。”

第二天一早，看守的士兵全部消失，囚禁他們的小院大門敞開。

黃益民等人半信半疑地逃了出來，一路向北，最終回到了剛剛解放的高郵城。

在那里，他們見到了最不可思議的一幕：被認為早已槍決的高春蘭和吳克春，竟然都活著！原來，當初的槍聲全是朝天開的空槍。

士兵把高春蘭拖走后，并沒有開槍，而是將她藏在一戶村民家里，并低聲囑咐“等我們走了再動”。

張我疆從一開始就沒打算殺人，他用一場“假槍斃”的戲碼，騙過了所有人，也為自己留下了一條不為人知的退路。

歷史縫隙里的人性抉擇

整個事件最大的謎團，無疑是國民黨軍官張我疆。

他為什么要冒著巨大的風險，釋放這十幾名“通共要犯”？他到底是個怎樣的人？

在一些當事人的回憶中，張我疆有個外號，叫“灰手套”，意指他行事滴水不漏，總會給自己留一手，深藏不露。

這個綽號，恰如其分地描繪了他在歷史轉折關頭的復雜選擇。

張我疆在釋放他們時說了一句非常關鍵的話：“我不想再殺中國人?！?/p>

這句話在多個版本的記述中都有提及。

解放戰(zhàn)爭本質上是內戰(zhàn)，戰(zhàn)場上是敵人，但脫下軍裝都是同胞。

隨著戰(zhàn)爭接近尾聲，許多國民黨官兵的厭戰(zhàn)情緒和對未來的迷茫日益加重。

張我疆或許已經意識到，歷史的天平正在傾斜，繼續(xù)執(zhí)行殺戮命令，不僅毫無意義，更是對同胞的殘害。

這種源于人性深處的惻隱之心，在那個血腥的年代顯得尤為珍貴。

他既有作為軍人的冷酷與算計，也保留了一絲作為中國人的溫情與底線。

在時代洪流的裹挾下，他做出了一個既符合自身利益，又不違背基本良知的選擇。

他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符號，而是一個在歷史縫隙中努力尋找生存之道，并最終守住了人性底線的復雜個體。

這種復雜性，恰恰是歷史最引人深思的地方。

關于張我疆的結局，歷史的記錄再次呈現(xiàn)出一種“羅生門”式的模糊。

有的說法是他從此人間蒸發(fā)，查無此人；有的說他解放后得到了寬大處理；還有一種說法更具悲劇色彩：張我疆解放后因其國民黨軍官的身份被判刑15年，黃益民等人得知后聯(lián)名寫信為他作證，最終有關部門核實情況，撤銷了原判。

然而，當平反通知書送到家人手上時，張我疆已經去世了7年。

我們無法百分之百確定哪一個結局是最終的真相，這種記錄的缺失和矛盾本身，就是歷史復雜性的體現(xiàn)。

它告訴我們，歷史并非由英雄和叛徒的清晰面孔構成，更多的是像張我疆這樣，在灰色地帶做出過關鍵選擇，卻又被宏大敘事所淹沒的普通人。

“高郵監(jiān)獄事件”最終的結局是，獲救的黨員們在新中國成立后，都回到了各自的崗位上，繼續(xù)為國家建設發(fā)光發(fā)熱。

而那個出賣同志的叛徒柳家兆，則據說在渡江戰(zhàn)役前夕被擊斃。

參考資料：
高郵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高郵市志（1949—1985）》
郭廣富口述，黃益民整理，《戰(zhàn)火中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