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張思嘉

引言

在食品安全刑事司法實踐中，準確認定“不合格食品”是區(qū)分罪與非罪的關鍵問題?！妒称钒踩ā返?4條明確規(guī)定了三類禁止生產經營的食品：（1）使用非食品原料或非法添加化學物質的食品；（2）危害物質超標的食品；（3）超范圍、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劑的食品。同時，《產品質量法》第26條第2款從產品責任角度規(guī)定了“不存在危機人身、財產安全的不合理危險”等判斷標準。

然而，當前司法實踐面臨兩個突出難題：一是行政監(jiān)管側重形式合規(guī)性，而刑事司法更關注實質危險性，二者標準存在差異；二是隨著食品工業(yè)發(fā)展，新型食品添加劑濫用、非傳統(tǒng)食品原料使用等案件不斷涌現(xiàn)，給司法認定帶來挑戰(zhàn)。

本文將以朱某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罪案為切入點，系統(tǒng)分析“不合格食品”的刑事認定標準。

一、典型案例引入：行政認定與刑事認定的實質分野

（2017）冀0630刑初111號：2015年10月，河北省淶源縣公安機關根據舉報，在朱某經營的飯店內查獲添加亞硝酸鈉的臘腸20.7千克、臘肉5.7千克。經專業(yè)檢測，涉案食品中亞硝酸鈉含量高達280mg/kg，遠超《食品安全國家標準食品添加劑使用標準》（GB 2760-2014）規(guī)定的30mg/kg最大殘留量。值得注意的是，國家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總局2012年第10號公告已明確禁止餐飲服務提供者采購、貯存、使用亞硝酸鹽。而亞硝酸鈉是亞硝酸鹽的一種常見形式，具有較強的毒性和致癌風險，因此其使用受到嚴格限制。

本案的核心爭議在于：行政機關依據食品安全標準作出的超標認定，能否直接轉化為刑事犯罪的構成要件？這一爭議深刻揭示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認定難點——如何在行政監(jiān)管與刑事司法雙重標準下，準確界定“不合格食品”的刑事門檻。

二、不合格食品認定的法律標準體系

該案中，檢察機關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提起公訴時，實際上采取了“形式入罪”的認定思路，即直接將行政標準作為刑事判斷的唯一依據。但法院在裁判中構建了更為精細的“雙層檢驗標準”：第一層是形式審查，依據GB2760標準確認亞硝酸鹽超標9.3倍的客觀事實；第二層是實質判斷，通過毒理學數(shù)據（LD50為57mg/kg）和風險攝入評估，論證該超標程度已達到《刑法》第143條要求的“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的危險程度。這種司法審查方法，既尊重了《食品安全法》第34條確立的技術標準，又貫徹了《刑法》第143條對實質危險性的要求，實現(xiàn)了行政規(guī)范與刑事立法的有機銜接。

在標準適用層面，法院特別強調了兩項關鍵區(qū)分：一是行政違法中的“超標”與刑事犯罪中的“危險”具有本質差異，前者關注行為合規(guī)性，后者注重結果危害性；二是《食品安全法》第34條的禁止性規(guī)定與《產品質量法》第26條的安全要求存在功能分工，前者劃定食品安全底線，后者提供危險性判斷的彈性空間。通過這種區(qū)分，法院最終確立的裁判規(guī)則是：食品安全標準是刑事認定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必須在形式合規(guī)性審查基礎上，進一步完成實質危險性的獨立判斷[1]。

以此為啟發(fā)，該案的裁判思路為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認定提供了清晰的司法范式。法院通過本案確立的“形式審查+實質判斷”雙重標準，系統(tǒng)性地構建了食品安全刑事司法的認定框架。這一裁判思路具體體現(xiàn)在以下標準適用中：

（一）形式標準層面：《食品安全法》第34條的規(guī)范作用

《食品安全法》第34條通過列舉方式規(guī)定了六類禁止生產經營的食品，為不合格食品認定提供了明確的形式標準。在該朱某案中，法院重點援引該條第（四）項“超范圍、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劑的食品”作為定罪依據。司法實踐中，這類標準的適用具有三個特點：一是必須引用現(xiàn)行有效的國家標準，如GB2760對食品添加劑的使用范圍和限量規(guī)定；二是需要準確區(qū)分“超范圍”與“超限量”兩種違法形態(tài)；三是對餐飲服務環(huán)節(jié)的特殊規(guī)定（如禁止使用亞硝酸鹽）需要特別關注。

（二）實質標準層面：《產品質量法》第26條的危險性判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產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第4款的規(guī)定，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中的“不合格產品”是指不符合《產品質量法》第26條第2款規(guī)定的的質量要求的產品。我國《產品質量法》第26條第2款規(guī)定“不存在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不合理危險”，為不合格食品認定提供了實質判斷標準。司法機關在適用時通常考慮以下因素：一是物質的毒理學特性，如亞硝酸鹽的致癌性、致畸性等；二是實際攝入風險，需結合食品的消費量和消費頻率評估；三是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類型。在朱某案中，法院特別論證了280mg/kg的亞硝酸鹽殘留量對消費者（尤其是兒童、老年人等敏感人群）可能造成的健康風險，從而完成從形式違法到實質危險的司法認定。

（三）兩法銜接適用的方法論

在具體案件中，《食品安全法》第34條與《產品質量法》第26條并非擇一適用，而是形成遞進式的認定邏輯：先通過食品安全標準判斷形式合規(guī)性，再依據產品責任標準評估實質危險性。這種雙重認定機制既能確保司法裁判的規(guī)范性，又能避免機械司法導致的處罰失衡。最高法發(fā)布的第12號指導性案例（2016）也明確要求，對食品安全犯罪的認定不能僅憑檢測數(shù)據超標即定罪，應當綜合評估危害程度[2]。

三、立法完善與司法政策導向

近年來，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呈現(xiàn)出明顯的“預防性司法”傾向。2021年修訂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了“藥品監(jiān)管瀆職罪”，體現(xiàn)了對食品安全的全鏈條保護。在司法政策方面，最高法、最高檢通過《關于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等文件，逐步細化了對“不合格食品”的認定規(guī)則：一方面明確“嚴重超出標準限量”的具體判斷標準（如《解釋》第8條要求綜合考慮物質的毒性、超標程度等因素）；另一方面引入“專家輔助人”制度，提升司法認定的科學性。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司法實踐越來越注重平衡食品安全與企業(yè)發(fā)展的關系。對于朱某這類小微餐飲從業(yè)者，法院在堅持依法定罪的同時，通過適用緩刑、宣告禁止令等方式實現(xiàn)懲戒與教育的平衡。這種司法政策導向，既堅守了食品安全底線，又為食品產業(yè)創(chuàng)新發(fā)展保留了必要空間。

結語

朱某案的裁判要旨表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不合格食品”的認定，本質上是《食品安全法》第34條與《產品質量法》第26條的協(xié)同適用過程。司法機關既要尊重食品安全標準的形式約束力，又要通過實質危險性的獨立判斷守住刑事司法的底線。隨著《食品安全國家標準管理辦法》（2023年修訂）等新規(guī)的實施，法律從業(yè)者需要持續(xù)跟蹤標準體系的變化，在個案中準確把握形式合規(guī)與實質安全的辯證關系，為食品安全治理提供精準的法律服務。未來，通過進一步完善行刑銜接機制、優(yōu)化專家參與制度，我國食品安全刑事司法必將更加科學、規(guī)范。

注釋：

[1]姜敏．法益保護前置:刑法對食品安全保護的路徑選擇———以幫助行為正犯化為研究視角［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5)．

[2]張偉珂，周曉為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評價的三個維度[A]人民檢察.202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