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凝

講好復雜現(xiàn)實的一個側面

作者 |王思凝

作者單位 |香港大學

原文 |

我對職業(yè)女性的工作與家庭經驗的關注始于在北大社會學系碩士一年級閱讀霍克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的《第二輪班》(

The Second Shift

碩士二年級時，我有幸參與了北大教育學院與蘭園書院合作的女教授訪談項目。劉云杉老師和王利平老師帶著我們訪談了數位出生于20世紀30~50年代的女學者，隨后撰寫成口述史或訪談錄發(fā)布。這些訪談呈現(xiàn)了許多歷史的細節(jié)，以及建國一代和知青一代學者獨特的生命經歷與思想風格，讓我對研究新中國較早兩代學者的職業(yè)生涯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最后，我將研究聚焦在建國一代身上，一面搜集和整理建國一代學者的傳記、回憶錄、訪談錄，一面通過滾雪球聯(lián)系訪談女學者。我還對20世紀50~80年代的國家高等教育重要文件、北京大學紀事等檔案進行了整理和分析，以深度地理解歷史背景。最終，我完成了關于建國一代女學者職業(yè)生涯與工作倫理的碩士學位論文，并選擇關于女學者的工作-家庭關系的材料撰寫了小論文以準備期刊投稿。

這代學者所呈現(xiàn)的有別于當代人的生命歷程與生活歷史語境讓我看到了老問題上新的知識增長點。對比布萊爾-洛伊（Mary Blair-Loy）筆下不斷在工作和家庭之間被撕裂的職業(yè)女性，建國一代的女學者們雖然也經歷了工作和家庭時間分配的矛盾，卻沒有在道德情感的層面被這種撕裂感所吞噬。而且，由于我收集的材料都是事業(yè)上頗有成就的女學者，她們恰好展現(xiàn)了家庭合睦與事業(yè)發(fā)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并存甚至相互成就的機理。雖然這并不是廣大女性群體的普遍經驗，但重要的是，有多少踏上事業(yè)之路又組建了小家庭的女性們不正在渴望這樣的結果嗎？在我看來，以社會學的方式講出她們的故事，不僅是為了在知識生產的意義上有所創(chuàng)新，而且主要希望進一步打開我們理解工作、家庭、女性、生活等議題的視野。

早在具體地開展建國一代女學者的研究之前，我在對職業(yè)女性的相關文獻做綜述時就意識到了已有研究多集中在制度性視角的局限——家庭和職業(yè)首先被理解為兩個相互獨立的社會制度，因此，分別在家庭制度和職業(yè)制度當中產生的社會規(guī)范會發(fā)生矛盾，而且集中爆發(fā)在女性身上。這一視角的解釋力是毋庸置疑的，但也同時意味著，當我們想象和理解家庭與工作的時候，“勞動”是最核心的要素，“規(guī)范”是最突出的制約，而且只見女性個體不見家人，伴侶和孩子成為了無關緊要的背景板，而這似乎違背了家庭生活的具體經驗，比如，和什么樣的伴侶共同經營家庭難道不是很關鍵的嗎？另一方面，工作生活當中剩下資本主義系統(tǒng)對理想員工的塑造，但人對工作的熱愛以及持續(xù)的付出難道不需要其他情感和關系的支持嗎？

因此，建國一代女學者的案例非常生動地給出了別樣的答案，令我能夠選擇以關系性視角來理解她們的生活經驗。女性在家內家外的勞動固然十分重要，但也不該忽視夫妻關系和親子關系構成家庭生活內核的一部分，而且其實對這些關系的體認與經營才是現(xiàn)代人想要去組建家庭的動力之一。學者們真誠訴說的在工作當中一直堅持以建設新中國為己任的倫理也令我動容。特別是她們強調“建國”時如何擺脫過去的顛沛流離與屈辱困苦，如何對這個新的國家充滿希望又備感時間緊迫，如何在經歷了曲折階段后依然不忘初心——社會學家盡可以置身事外地講成是意識形態(tài)的塑造，把批判與反思加在這代人身上，卻無法替代從她們的角度來感知工作的意義和價值，以及如何建立在一種個人與國家非常具體的關系之上。作為女性，她們對兩性平等的認識和體會，特別是和母親相比自己的獨立與價值實現(xiàn)，都構成她們工作生活核心。而工作和家庭的關系，其實也能夠在沖突之外找到意義和倫理相交匯的節(jié)點，而且可能恰恰是這些交匯交融之處支撐了女性過一種不被極端撕裂的生活，或者說，過一種具有整全感的生活。

在我向《社會學研究》提交的論文初稿中，或許是因為太想強調這些經驗的不同之處，文章的敘事風格過度理想化了這代人的經歷，審稿人和編輯部的意見鮮明地指出了這一問題。而且，僅僅落在工作—家庭關系的討論，未能充分呈現(xiàn)這個案例的理論意義。因此，我后續(xù)修改便集中在這兩個方向，一方面力圖修正結構與表達以盡可能指出現(xiàn)實的復雜性以及文章角度的局限，另一方面推進文章的理論化，說明建國一代女學者的經驗如何開辟了以國家使命為己任的女性社會角色，以及以夫妻關系為主軸的家庭精神形態(tài)，更直接地表明這個特殊案例的普遍化意義。

其實，在寫作、投稿和修改論文的過程當中，我持續(xù)經歷著一種掙扎——不斷想象著這篇文章可能遭遇的批評與質疑，時而這種想象也被我反用來質疑自己。到底該不該講這個故事？我講的東西究竟是否有失偏頗？讀者會誤解我的主張嗎？凡此種種，或許都因為我觸碰著一個熱點又復雜的議題，而又嘗試強調一個并不常見的觀點。經過反復思考和修改，在論文即將發(fā)表前，我才確信：故事是值得講的，即便引起爭議也是有價值的。畢竟在建國一代女學者的經歷中我們看到，她們和家人對于其工作價值的認可成全了她們在事業(yè)上的投入，而且這種價值具有超越于個體自我實現(xiàn)的意義。如今我們還能在何處、以何種方式觀照到生活與工作的超越性價值呢？她們與伴侶真正意義上的志同道合也令我們思考，什么樣的社會環(huán)境能夠培育和守護這樣的家庭關系？而且，她們的生命經歷和體驗本身就蘊藏著宏觀歷史，哪怕是最基本的經驗敘述也在使逐漸淡去的歷史重新顯現(xiàn)出色彩。我們需要的或許不只是不同的概念、機制、理論、視角，也有那歷史中由真摯情感與微妙抉擇所編織的鮮活人生。

在開展研究和打磨文章的這幾年里，我還清晰地意識到，比起女學者們的傳記和回憶錄，還有訪談中她們所講述的生命故事，我的論文所能呈現(xiàn)出來的僅僅是很局限的一個部分。有時候，我還需要將不同人差異化的經驗濃縮成一種典型。我時刻能夠清醒地感覺到，整理材料寫作成文的過程，就是現(xiàn)實的復雜性在一點點流失的過程。我們無論如何總是在選擇一個視角，選擇一個切入點，選擇重點去講一些東西而少講或不講一些東西。在把現(xiàn)實變得清晰明了、易于理解的過程中，我們總是在簡化、總是在舍棄，這也是使我一開始十分掙扎的地方。但是我也因此而漸漸明白，應該正視學術知識生產的這一特點。我們所求之真，哪怕不是全貌，只是一個側面，只要是用心負責、合乎邏輯地去探索和挖掘了，也是有意義的?！罢妗钡囊粋€側面也是真，而且真正的“真”或許只有經過許多個側面的反映才能夠透徹地顯現(xiàn)，而這不正是經由整個學術共同體的努力才能夠實現(xiàn)的嗎？

我之所以此時此刻選擇講好這一個側面，就是因為不希望我們對一些議題的理解只局限在某幾個固定的視角。我認為對復雜現(xiàn)實的挖掘還充滿了可能性，社會學的想象力還有很多可以生根的空間，越是在有矛盾和爭議的議題上，越應該能夠轉換和綜合不同的視野。而且，有些困境的解決的確依賴于社會系統(tǒng)的改造，而有些卻可以從細微和日常著眼。具體到關于性別與家庭的研究和討論，我更加相信這個匯聚了極其復雜的人的情感體驗與行動經歷的場域，值得社會學家展開多元的探索。

我要感謝劉云杉老師和王利平老師帶給我最初接觸到女學者們的契機；感謝我的導師田耕老師、田曉麗老師、劉思達老師在我的研究與論文寫作過程中的指導。感謝2023年的家庭社會學專委會冬季論壇與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生論壇中各位師友對這篇論文的評論與意見，感謝劉丹在我寫作和發(fā)表論文的每個階段都給予我最及時、認真、有價值的討論。尤其感謝《社會學研究》編輯部與審稿人對論文的精準評價和富有建設性的修改意見，特別是我的責任編輯楊可老師的極具專業(yè)性的意見與編輯校對，予以我深度的支持，令這篇文章最終得以與讀者相見。最后，十分感激愿意支持我這項研究的老師們，是她們無私真誠的分享開闊了我的見識，也激勵我用心將她們的故事講出來，帶給更多人啟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