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懾、遏制低齡未成年人犯罪，還需要加強源頭治理。

▲資料圖：最高人民檢察院。圖/最高人民檢察院官方賬號

文| 柳宇霆

又一起未成年人殺人案件重槌落地。

據(jù)報道，2022年9月，徐女士的丈夫許某在家門口被一名男孩小陌殺害。雙方互不認識，完全陌生。案發(fā)時，兇手還不滿14周歲，許某歿年44歲。

歷經(jīng)近3年的司法程序，2025年7月，此案于山東淄博中院一審宣判，認定被告人小陌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其行為構(gòu)成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13年。

這是一起不折不扣的人間悲劇。兇手作案之時還不滿14周歲，即便是受審判決的今天，也還是一個未成年人，居然淪為了窮兇極惡的殺人犯。等待他的，是法律的嚴厲懲罰，并付出長達13年自由的代價。

對被害人來說，深夜平白無故遭人刺殺，更是一場從天而降的無妄之災。寶貴的生命被一個陌生少年輕易剝奪，血案留給這個家庭無盡的悲痛。

因此，追究少年兇手刑責，乃民心所向。

此前，我國法律考慮到，未成年人生理心理尚未成熟，認識和控制能力有限，故而規(guī)定這一特殊群體觸犯刑律，應當從輕或減輕刑罰，對部分低齡未成年人犯罪不予追究刑責。

但現(xiàn)實情況是，隨著社會發(fā)展水平提高，一些未成年人發(fā)育愈加“成熟”，作案手段、危害程度令人發(fā)指，甚至遠超一般成年人。如其犯下血案不負法律責任，不僅給受害人及其家人造成“二次傷害”，更會引來公眾對法律公平性的質(zhì)疑。

低齡未成年人也可追究刑責，方能弘揚正義、告慰民心。法律是時代精神的回響，理應與社會發(fā)展同向而行。追究少年兇手刑責，也符合法治精髓。

2020年12月，《刑法修正案（十一）》獲得通過，明確“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jié)惡劣，經(jīng)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根據(jù)這一條款，類似的未成年人犯罪，將不再擁有法律的“護城河”。而最高檢則被賦予了核準追訴的權力，通過這樣的制度設計，更好地體現(xiàn)公平與正義。

此前，河北邯鄲初中生遭殺害埋尸案，也是經(jīng)最高檢核準追訴，兩名小兇手分別被判無期和12年有期徒刑。

回到這起個案。還不滿14周歲的兇手，“多次持刀捅刺被害人身體要害部位，致被害人胸部最大一處傷口長達19.0cm，深達胸腔，胸腔臟器外露”，足以體現(xiàn)其主觀惡性極大，手段極其殘忍，完全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追訴條件。

盡管兇手患有品行與情緒混合性障礙、未特定的非器質(zhì)性精神病，但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及受審能力，并不影響追究其刑責。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陌在審訊過程中，故意編造“麥克斯”等情節(jié)企圖蒙混過關，更暴露其罪惡本心。

綜合來看，小兇手被判13年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最高檢核準追訴，啟動司法追究的齒輪，既是對罪大惡極者的當頭棒喝，也是對潛在違法者的震懾教育，對受害者及其家人，也是直抵人心的慰藉。

震懾、遏制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核準追訴并不是終點。通過立法、司法等手段，依法打擊犯罪，固然能起到蕩滌污垢、以正視聽的積極作用，但從深層次看，還需要加強源頭治理。

在現(xiàn)實生活中，導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眾多，家庭、個人難辭其咎，社會層面也有責任。從這起案件看，也是如此，兇手小陌年紀輕輕輟學，曾供述受游戲動漫中的暴力影響，很多案例中也有類似“影子”。

痛定思痛，在庭審落下帷幕的同時，有必要加大未成年人犯罪的綜合治理力度，推動各方形成合力，切實護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撰稿 / 柳宇霆（媒體人）

編輯 / 何睿

校對 / 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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