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大漢，人們腦海中會想起長安的博大，洛陽的繁華，會想往邊塞的獵獵長風，西域的金戈鐵馬，有辭賦所歌詠的文治，有玉門所見證的武功，有豪邁的帝王，也有不羈的游俠，這些吉光片羽的印象，構(gòu)成了世人對大漢的想象，但如果從漫長的四百年歲月中抽取幾個瞬間的切片，你會看到想象中雄渾博大的大漢所未見的光景，你會看到終日勞作的庶民在荒年如何不顧妻子，執(zhí)劍而去；你會看到辛勞的工匠，將自己的手印摁在精美畫像磚上，萬千的磚石建成了帝王的陵墓，但自己最終卻只得裹席藁葬的片土；你會看到年邁的戍卒在寒夜烽燧中為家中妻兒寫下殷切思念的書信，但那書信寄往的地方，卻已松柏冢累累。

無數(shù)的瞬間，無窮的人們，行走在大漢四百年的歲月中，生生死死，霸占史書的敕文誥命的縫隙里，總能留下匹夫匹婦的輾轉(zhuǎn)呻吟，生于后世的我們，回顧往昔，猶如漢賦中所言：“傳聞于未聞之者，曾仿佛其若夢，未一隅之能睹”。

“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僅僅是四百年里的十三個瞬間而已。

歲月湮沒了太多的瞬間，就像黃沙掩蓋了太多的足跡。當你站在這片西北荒漠的黃沙之中時，你或許不會想到，兩千年前，有一行人馬的足跡從這里出發(fā)西行，去迎接從西域遠道而來的貴賓。

而這所謂的貴賓，是兩匹馬。

“元平元年十一月己酉，□□□詔使甘□□迎天馬敦煌郡，為駕一乘傳，載奴一人。御史大夫廣明下右扶風，以次為駕，當舍傳舍，如律令?！?/blockquote>

這枚在敦煌懸泉置驛站遺址發(fā)現(xiàn)的流沙墜簡，記錄下了公元前74年12月28日那天，從懸泉置出發(fā)的漢使到敦煌郡迎接天馬的歷史。天馬，這個名字在今天總能引起壯闊雄渾的想象，就像漢武帝在《天馬歌》中歌詠的那樣：

太一貢兮天馬下， 沾赤汗兮沫流赭。 騁容與兮跇萬里， 今安匹兮龍為友。

大漢天子逸興遄飛的辭句，賦予了自西極遠道而來的天馬以最神逸曠遠的姿態(tài)，這種讓天子為之心馳神往的天馬來自大宛，根據(jù)《史記》的描述，大宛在大漢的正西，去漢可萬里。昔日張騫出使西域歷經(jīng)萬險終于歸國后，向漢武帝形容了大宛國的這種寶馬，來自遙遠異域的聲音在長安宏麗堂皇的殿堂中回蕩，撥動著深居宮禁之中帝王的心弦，他深知這是他永遠舍棄緊握的皇權(quán)才能抵達的遠方，但他可以讓腳下萬千臣民背井離鄉(xiāng)，前往絕域去滿足自己內(nèi)心不可自拔的嗜欲。

起先，是百余人組成的使團，帶著一匹黃金鑄造的金馬前往萬里之外的大宛，以重禮求取天馬。在遭到了拒絕后，便是數(shù)萬人的軍隊，長途跋涉的西征，企圖用武力來奪取這天子夢寐以求的神駿。終于，在三年后，由外戚李廣利率領的大軍終于奏凱而還，那張騫口中描述的天馬，終于活生生地出現(xiàn)在帝都長安的街市之上，出現(xiàn)在帝王貪婪而興奮的目光中。

鎏金銅馬，茂陵博物館藏。

大漢天子慷慨激昂的歌詠，廟堂臣僚山呼雷鳴的稱頌，響徹了以長樂未央命名的宮殿，巍峨的宮墻，成功地阻隔了外面的哭泣與悲鳴，那是年邁的父母在哭泣自己的兒子，是妻子在哭泣自己的丈夫，是兒子在哭泣自己的父親，是親友在哭泣自己的兄弟，也是戰(zhàn)士在哭泣自己的同袍——為獲取天馬出征的三萬騎兵與六萬步兵，當返回玉門關時，僅剩一萬余人。出關的三萬馬匹，也僅剩一千余匹。

玉門關內(nèi)，敦煌懸泉置驛站里的黃沙，會見證這慘烈的凱旋，也會聽到這哀泣和悲鳴，它們會看到導致他們死亡的，將帥的貪暴和官吏的欺凌是如何枉送了這萬千性命。但這黃沙卻永遠無法飛到千里外的長安，因為獲得了天馬寶駿的大漢天子已經(jīng)下旨，“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當然，無論是當時還是如今，都不乏為這場以天馬為名的西征辯護之人，他們會說漢武帝雄韜遠略，天馬只是個名義，他真正想要的是通過遠征振大漢之聲威，是為了從匈奴手下獲得西域的控制權(quán)，是為了打通西域促進文化交流。中國式的辯證法總能找到顛倒是非善惡的辦法，所謂的遠見就是其中之一。而遠見之所以是遠見，就是因為它離現(xiàn)實太遠，所以總能獲得那些只看得到現(xiàn)實的短淺目光之外的勝利。

但對兩千年前懸泉置的那些喂養(yǎng)馬匹的士卒來說，他們所見的只有眼前的現(xiàn)實，或許，在公元前74年12月28日那天，跟著使者隊列前往敦煌迎接西域天馬的士卒回到驛站時，會向他的同袍講述那天馬的英姿，或許天馬也曾在這座驛站駐留，與那些驛站中注定要在驛道上奔波勞碌的驛馬站在一起，它們擦身而過，然后走向不同的命運。天馬要去的地方，是驛馬永遠無法抵達的長安。

但歷史總有它獨特的意志，對天馬的英姿，后世總是充滿了想象，爭執(zhí)不休。但對懸泉置中的普通驛馬，歷史卻留下了它們的足跡，在懸泉置遺址出土的《傳馬名籍》中，我們看到了昔日驛馬的形象：

“傳馬一匹，騧，乘，左剽，齒八歲，高五尺九寸半，驂，名曰黃爵?！?/blockquote>

我們會看到千年黃沙中，有一匹名叫黃爵（雀）的驛馬留下了它的身影，它是一匹黑嘴黃馬，牙口八歲，它的左邊打上了驛馬的烙印，身高1.37米——后面這一點說明，盡管距離天馬進入玉門關已經(jīng)過去了三十年，但天馬高大雄壯的血脈從未融入過這些驛馬平凡的身軀。

陶馬，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但它們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哪怕僅僅是一個瞬間。

本文內(nèi)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11月7日專題《大漢的十三個瞬間》B04-05版。

B01「主題」大漢的十三個瞬間

B02-B03「主題」西漢的七個瞬間

B04-B05「主題」東漢的六個瞬間

B06-B07「主題」樂觀但不天真，悲觀絕不膚淺

B08「中文學術文摘」法學方法論與敘事理論

作者 | 諶旭彬

尊號

漢五年（前202）二月甲午日，劉邦接受諸侯王及群臣所上尊號，于汜水北岸即皇帝位。參與儀式者，包括諸侯王、軍功列侯等共計三百余人。這是中國第二個帝制王朝“漢”正式誕生的日子。事后來看，無論如何都是歷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天。遺憾的是，史料中竟未能留下關于登基儀式的任何具體細節(jié)。

好在諸侯王與軍功列侯推舉劉邦為皇帝的疏文，仍留存在《漢書》當中。該疏文由以楚王韓信為首的眾諸侯王領銜，內(nèi)容不過百余字，簡潔明快，陳述了劉邦可稱“皇帝”的兩項理由。一是劉邦在眾諸侯王中“功”最多。這個“功”指的是滅秦與滅項羽，即“滅亂秦，威動海內(nèi)”和“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二是劉邦的“德”最厚。這個“德”指恢復諸侯與封賞功臣，即“存亡定危，救敗繼絕”與“功臣皆受地食邑”。據(jù)此，眾人認為“王”不足以區(qū)分劉邦與眾諸侯王，敦請其使用“皇帝”尊號。

山東臨淄山王莊村西漢墓出土的兵馬俑。西漢初期的軍功集團掌握著大量兵馬，足以與皇權(quán)達成權(quán)力上的制衡?！『跀挃z

眾所周知，“皇帝”一詞始于趙政。據(jù)《史記·秦始皇本紀》，趙政消滅東方六國后，命群臣另議尊號以匹配自己的豐功偉績。王綰、馮劫、李斯等秦臣阿諛奉承，贊頌趙政已超越上古五帝，不但“王”已不夠資格，“帝”也會辱沒其偉大，惟“皇”勉強可用，且須是最尊貴的“泰皇”。趙政對“泰皇”并不滿意，遂獨斷自稱“皇帝”?；收叽笠?，所謂皇帝，便是指帝中最偉大者。相形之下，劉邦的“皇帝”卻要遜色許多——雖然都有功業(yè)層面的比較，趙政的比較對象是傳說中的上古五帝，劉邦的比較對象只是同時代一起打天下的諸侯王。趙政的比較結(jié)論是古往今來唯我獨大唯我獨尊；劉邦的比較結(jié)論止于“功”與“德”相對其他諸侯王更多一些。可見趙政自稱皇帝是絕對皇權(quán)在貫徹自我意志，劉邦被推舉為皇帝彰顯的卻只是一種相對皇權(quán)。

尤為重要的是，韓信等諸侯王領銜的推舉疏文里，竟無一字提到劉邦做皇帝是“天意所歸”。后世熟知的那些關于西漢建國的神話故事，如赤帝子斬白帝子、芒碭山有天子氣等，疏文里全然無載。這自然是因為眾人知根知底，不覺得誰比誰天然高貴，且漢帝國乃眾人合力浴血廝殺所得，非是劉邦的個人產(chǎn)業(yè)。劉邦做皇帝，其他人或為諸侯王，或為列侯，不過是按功勞與實力排序并瓜分勝利蛋糕。這種建國邏輯簡單粗暴，本也不需要神話故事來渲染。劉邦去世后，呂后因“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北面為臣，心常鞅鞅”而憂心忡忡，也是緣于這種簡單粗暴的邏輯。呂后去世后，軍功列侯發(fā)動誅呂政變，則意味著這種邏輯已嚴重失衡。

“告訐之俗易”

文帝二年（前178）五月，漢帝國自朝廷至地方郡國的各級官府，集體收到了一道來自長安的詔書。詔書說：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后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詔書中“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后相謾”一句如何解釋，目前還存在一些爭議。有意見認為指皇帝與百姓有約定（相約結(jié)）然后又言而無信（相謾）的情況下，百姓用巫蠱之術詛咒皇帝。也有意見認為指百姓結(jié)伙（相約結(jié)）用巫蠱之術詛咒皇帝，后來又互相攻擊告發(fā)（相謾）。不過，爭議不影響對詔書整體精神的理解?；实壅f得很明白：古人治理天下，設置進善之旌與誹謗之木，鼓勵給朝廷提建議，也鼓勵批評官府。本朝律法里卻設置誹謗妖言之罪，讓朝臣不敢說真話，讓皇帝沒機會聽到真意見，故必須廢除。百姓用巫術詛咒皇帝，用言語批評官府，說些刺耳的話，從前會被定為大逆或誹謗之罪，自詔書發(fā)布之日起，也不再追究。

《從劉邦到王莽》

作者：諶旭彬

版本：廣東人民出版社

2025年3月

頒布這樣一份詔書，目的不僅僅是減少文字獄，也是在打擊當時泛濫成災的舉報告密之風。

自商鞅變法以公權(quán)力強迫底層百姓彼此監(jiān)視、互相舉報，告密就成了傳統(tǒng)政治中極常規(guī)的統(tǒng)治手段。商鞅死后，這種手段被秦國忠實繼承了下來。按睡虎地出土秦簡中秦律的規(guī)定，不獨鄰里之間，連同床共枕的夫妻也負有告密舉報的義務。比如丈夫行盜，其妻知情并共享所盜之物，須同罪論處。唯有丈夫犯罪后，妻子于案發(fā)前主動告密舉報，才能保證自己的嫁妝不被沒收。西漢建國后，同樣繼承了這套統(tǒng)治術，蕭何以“約法三章”不足以御奸為由，“采摭秦法……作律九章”，其中便有鼓勵舉報的內(nèi)容?？梢哉f，直到文帝執(zhí)政初期，漢帝國仍在以告密治國。

下詔廢除誹謗妖言之罪，連以巫蠱之術詛咒皇帝都不再追究，顯而易見可以大幅減少告密舉報的名目。與之配套的另一項新政策是“罪疑者予民”，大意相當于今人所謂的疑點利益歸于被告。這種司法審判原則也是從制度上弱化告密舉報的良策。舉報者、審查他人思想言論者的常規(guī)手段，無非是捕風捉影、割裂情境與翻查舊賬。疑點利益歸于舉報者，強迫被舉報者自證清白，舉報的成功率自然很高，舉報之風必然大盛；反之，若疑點利益歸于被舉報者，舉報成功率自會斷崖式下跌。當告密者再無法輕易舉報成功然后自官府獲得好處時，便會悻悻然收起其陰毒的視線，回歸茫茫人海成為賢愚難分的普通人。

這些新政策讓漢帝國在文帝統(tǒng)治時期有限脫離了告密型社會，史稱“告訐之俗易”。百姓們短暫獲得了二三十年較為寬松的生存環(huán)境。

“徙陵”

元朔二年（前127年）夏天，漢帝國地方郡國的中產(chǎn)之家猝不及防遭遇了一場滅頂之災。

主父偃某日給漢武帝劉徹出了個主意：“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陵，內(nèi)實京師，外銷奸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彪S后，劉徹下詔“徙郡國豪杰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地方郡國里有名氣的豪杰、家產(chǎn)超三百萬的富戶，被朝廷集體搜尋出來，強制遷往修筑中的茂陵。

在西漢，這種做法有個專門的名詞，叫作“徙陵”。

劉徹統(tǒng)治時期，黃老無為的理念已成為過去，朝廷轉(zhuǎn)而追求對民眾更嚴格的控制與更高效率的汲取。一切可能影響到這種追求的有組織力量，都被列入了拔除之列。在長安中央，淮南王劉安因“陰結(jié)賓客”而被納入到了謀反大案之中；魏其侯竇嬰與武安侯田蚡亦因“厚賓客，天子常切齒”（衛(wèi)青之語）而敗亡。在地方郡國，則主要依賴徙陵這種制度化手段，去消滅那些有資產(chǎn)、有聲望、有組織能力者。

除元朔二年這次外，劉徹還于太始元年（前96）再次啟動徙陵，間隔只有短短三十年。這或許是因為劉徹已經(jīng)意識到三十年時間足以讓民間發(fā)育出一批新的有組織能力之人，故有必要每隔二三十年便徙陵一回。

漢闕上的車馬行從圖。謝閣蘭攝，1914年。

劉徹死后，以徙陵這種制度化手段來消滅有組織能力者的政策仍在繼續(xù)。

如宣帝在本始元年（前73）“募郡國吏民訾百萬以上徙平陵”，又于元康元年（前65）“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杜陵”。直到元帝即位，才于永光四年（前40）下詔廢止徙陵政策，承認這項暴政違背了“安土重遷”“骨肉相附”的基本人性，讓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yè)失產(chǎn)，親戚別離”不人道。

成帝統(tǒng)治時期雖曾短暫恢復徙陵，好在只持續(xù)了短短三年時間。班固后來在《漢書》中說，西漢哀帝、平帝年間，“郡國處處有豪杰”。郡國豪杰再現(xiàn)，與徙陵這種統(tǒng)治術的廢止有極大關系。

生子不舉

初元五年（前44）秋冬某日，御史大夫貢禹上奏元帝，建議朝廷將針對兒童收取的“口錢”，自三歲征收提高到七歲征收。貢禹說：

“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民產(chǎn)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

貢禹生于元朔五年（前124），至初元五年恰好八十歲。他于該年六月被元帝提拔為御史大夫，至十二月去世，僅在任半年。大約是自覺人生已走到盡頭，儒家經(jīng)學教育出身的貢禹希望能為漢帝國百姓多做點事情，于是“數(shù)言得失，書數(shù)十上”。其中最重要的上書，便是請求推遲征收口錢。

口錢是針對兒童的人頭稅，其在西漢出現(xiàn)的具體時間不是很確定，或許劉徹即位之前便已存在。漢民獲取金錢很困難，口錢本就是很沉重的負擔。劉徹為滿足其頻繁征伐的欲望，出臺政策要求孩子僅滿三歲便須繳納口錢，更是苛政。百姓們交不起口錢，又無法對抗官府，為了自己能夠活下去，便只好“生子輒殺”，將剛生下來的孩子殺掉。貢禹在劉徹時代生活了三十七個年頭，是天下戶口減半慘劇的親歷者?！懊癞a(chǎn)子三歲則出口錢”的暴政將百姓逼至“生子輒殺”的地步，可以說是他的親身見聞。

貢禹的上書還蘊含著一種提示：“民產(chǎn)子三歲則出口錢”這項暴政并未隨著劉徹死亡而消失，反而一直延續(xù)到了元帝時代。所以貢禹才會給元帝提建議，希望朝廷將征收口錢的年齡標準從三歲提升到七歲。元帝采納了貢禹的建議。不過，僅將口錢的征收年齡從三歲提高到七歲，只是稍有改善，并不足以全面扭轉(zhuǎn)那些無名之子的命運。西漢中后期，百姓因人頭稅沉重而生子輒殺、生子不舉的記載仍很常見。但貢禹的上書仍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如果沒有這道上書，或者這道上書沒有被《漢書》保存下來，那些一出生就要被父母親手殺死的無名孩童，便會消失在歷史深處，難以留下半點痕跡。后人能夠記住的，便只有帝王將相們的雄才大略。

“雖遠必誅”

建昭三年（前36）冬天，長安城陷入到了一種空前奇特的情緒當中。有些人異常興奮，另一些人則憂心忡忡。

引發(fā)情緒對立的原因，是匈奴郅支單于的頭顱被傳送至京師，正懸掛在蠻夷居住區(qū)的邸門之上。斬殺郅支單于的功臣是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與副校尉陳湯。元帝朝，漢帝國西部邊境整體平靜，但對西域的影響力已衰。與康居王聯(lián)姻的匈奴郅支單于，是西域相對較強的政治勢力。陳湯隨甘延壽出使西域期間，欲聯(lián)合烏孫國兵力以突襲戰(zhàn)術攻擊郅支單于。甘延壽同意其主張，但認為開啟戰(zhàn)事須得到朝廷批準。陳湯遂趁甘延壽生病之機矯制發(fā)兵，并脅迫甘一同行動。此役，陳湯合漢兵、西域各國兵共計四萬余人，攻破了郅支單于根據(jù)地，斬殺了包括郅支單于在內(nèi)的諸多匈奴貴族。

通往玉門關小方盤城遺址的路上到處插滿了漢字旗。李夏恩攝

捷報傳至長安后，朝廷內(nèi)部陷入了激烈論戰(zhàn)，興奮與憂懼兩種對立情緒也隨之蔓延開來。興奮者認為陳湯等人的行動讓漢帝國揚眉吐氣，應大張旗鼓予以褒獎和宣傳，以“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憂懼者則認為矯制發(fā)兵的做法不可鼓勵，更不可重賞。理由是重賞之例一開，奉使之人為博取功名必紛紛效仿。這些人頻繁“生事于蠻夷”，等同于是在給國家招災。丞相匡衡、御史大夫李延壽等儒臣強烈反對將郅支單于懸首示眾，還主張追究陳湯的矯制發(fā)兵之罪。元帝罕見地沒有采納這些意見，做出了將郅支單于懸首示眾十天、對陳湯等人論大功者不錄小過的裁決。由此可見鮮少有皇帝不喜歡耀武揚威，好儒的元帝也難例外。

不過，因為儒臣們的堅持，對陳湯等人的封賞還是打了折扣，且延遲到竟寧元年（前33）夏天才落定。甘延壽獲封列侯，陳湯獲封關內(nèi)侯。原計劃各賜邑千戶，縮水為各賜邑三百戶。此時，距陳湯擊破匈奴已過去兩年有余，且稍后元帝便去世了。直到去世前夕，元帝才乾綱獨斷下旨將對陳湯等人的封賞落實下來，可見朝堂之上的反對力量實在強大。

匡衡等儒臣之所以在“雖遠必誅”一事上與元帝來回拉鋸兩年之久，主要驅(qū)動力是對劉徹時代窮兵黷武歷史教訓的深刻恐懼。陳湯們想要立功封侯，匡衡們憂慮歷史卷土重來。這憂慮由來已久。宣帝時馮奉世出使大宛，矯制發(fā)漢兵及西域各國兵一萬五千人，擊破倒向匈奴的莎車國，將莎車王人頭傳送至長安。宣帝有意對馮“加爵土之賞”，時任少府蕭望之便堅決反對，理由與匡衡等人反對封賞陳湯高度一致。

經(jīng)歷了天下戶口減半的慘劇后，朝野上下對任何輕啟戰(zhàn)爭的行為都深懷警惕，哪怕這些冒險有可能獲得勝利。

黃霧四塞

成帝建始元年（前32）四月壬寅日早晨，所有長安百姓都被一場巨大的沙塵暴困在了家中。史書后來如此記載這一天：“大風從西北起，云氣赤黃，四塞天下，終日夜下著地者黃土塵也?！?/p>

這些沙塵暴，來自生態(tài)已遭到嚴重破壞的黃土高原。劉徹時期，朝廷屢次大規(guī)模往黃土高原強制移民。如元朔二年衛(wèi)青收復河南地后，“募民徙朔方十萬口”；元狩三年遷徙貧民至關西，充實“朔方以南新秦中”的百姓達七十余萬口；元鼎六年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等郡開墾田地，又強制遷徙“卒六十萬人”。僅這三次便往黃河中上游地區(qū)遷徙了150萬人口?？梢韵胍姡S著大量耕地以火燒的方式開墾出來，原有的森林草原將遭到破壞。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在研究西漢中后期黃河水災頻發(fā)問題時，便將主因直指劉徹時代：

“西漢一代，尤其是武帝以后，黃河下游的決徙之患越鬧越兇，正好與這一帶（指黃河中上游）的墾田迅速開辟，人口迅速增加相對應；也就是說，這一帶的變牧為農(nóng)，其代價是下游數(shù)以千萬計的人民遭受了百數(shù)十年之久的嚴重水災?！?/blockquote>

違背自然規(guī)律大規(guī)模向黃土高原移民，既導致黃河中上游蓄水能力大減，大量泥沙進入了黃河，河患隨之加劇，也導致沙塵暴經(jīng)常光顧長安城。這些水災和沙塵暴在成帝統(tǒng)治時期進入高發(fā)期，又與當時流行的基于天人感應思想的“災異學說”結(jié)合到了一起。幾乎每一次洪水、每一場沙塵暴，都會演變成朝堂之上的政治斗爭。應該由誰來為這些天災承擔政治責任，成了各派系學者唇槍舌劍的重要命題。于是，支持皇權(quán)的學者，將建始元年四月壬寅日的這場巨大沙塵暴，解釋成了陰氣太盛侵了陽氣，指責王氏外戚的權(quán)勢蓋過了皇帝。與王氏關系密切的學者，則將之解釋為上天對成帝沒有子嗣發(fā)出警告，將鍋甩給了皇帝。

天災是真，災異學說卻牽強附會毫無邏輯可言。后者的畸形繁盛，遮蔽了災害真正的歷史成因，也破壞了對真人禍的反思。當災異學說愈演愈烈至極端處，便有了漢哀帝承認漢帝國氣數(shù)已盡、改元更號再受命自稱“陳圣劉太平皇帝”的鬧劇，也給了王莽操弄祥瑞代漢自立的絕佳機會。

連環(huán)畫《王莽篡漢》，實際上歷史上的王莽表現(xiàn)得謙恭有禮，并未像連環(huán)畫中那樣是個粗野莽夫。

本文為獨家原創(chuàng)文章。作者：諶旭彬；編輯：羅東 李陽；校對：薛京寧 趙琳。未經(jīng)新京報書面授權(quán)不得轉(zhuǎn)載，歡迎轉(zhuǎn)發(fā)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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