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五年之春，許都丞相府屋檐下尚掛著冰凌，曹操身著半舊之玄色大氅，指尖敲擊著案幾上攤開的墨跡未干之竹簡，竹簡上寫著“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底下之人心里犯嘀咕，剛于赤壁吃敗仗之丞相怎會突然對“唯才是舉”這般熱衷，須知漢代舉孝廉已講了四百年德行，至他這兒連“盜嫂受金”之陳平都成了榜樣

提起曹操的“求賢三令”，其時間點頗為微妙

第一令發(fā)布的時候，赤壁剛結(jié)束兩年，西涼馬超有一些動靜，劉備借得荊州不打算歸還。曹操自己稱“現(xiàn)今天下尚未安定，此乃求賢的緊要時候”，但是查看史料，赤壁之后投奔曹營的能人沒幾個且還都是邊緣的，實際上他也不缺人，潁川謀士團早就已經(jīng)成型了，荀彧、程昱、郭嘉這些核心班底十年前就已經(jīng)跟著他打天下了，如此看來，求賢令更像是一聲鑼鼓，戲臺子搭建給外人觀看。

鑼鼓背后隱藏著政治算計

東漢時期選官的權(quán)力老是被世家大族把控，汝南袁氏“四世三公”且門生故吏滿天下，弘農(nóng)楊氏、清河崔氏也借助舉孝廉的途徑壟斷仕途。曹操出身宦官家庭本被士族輕視，官渡之戰(zhàn)后雖然掌握了大權(quán)，可還是遭受“贅閹遺丑”的譏諷，他特別需要一把刀劈開那鐵板，在求賢令里反復提及有“負污辱之名”的寒門子弟，實際是要拆分世家“德行”的話語權(quán)。記得《山河月明》里有個細節(jié)，朱標讓朱棣抄寫五十遍《魏武三詔令》，意思是教導他“人事即政治”，這話點得很透徹，就是人才標準由誰來制定，權(quán)力就歸誰掌握

但曹操的辦法，并非僅僅用“唯才是舉”這四個字就能夠簡單說清楚的

建安十九年第二令頒布的時候，其剛加封魏公，朝著漢的臺階而行。詔書中突然強調(diào)“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還舉“殺妻自信”的吳起為例，此信號頗為危險。一邊是荀彧因反對晉爵魏公被逼自盡，一邊是像司馬懿這類具有“狼顧之相”的士族被強征出來為官。同一時候掌管人事的毛玠、崔琰以“清正貞實”著稱，選拔的官員大多崇尚儉節(jié)，可見曹操運用平衡之術(shù)，以寒門來攪局，依靠士族來維穩(wěn)，自身立于牌桌頂端發(fā)放籌碼

更為露骨的是第三項命令

建安二十二年，曹操六十三歲。彼時劉備稱漢中王，孫權(quán)對合肥頗為用心。詔書中明確寫道“有不仁不孝但有治國用兵之才者，汝等皆舉所知，勿有所遺”，此哪是求賢，簡直似掀桌。后世顧炎武罵其“毀方敗?！?，一人毀了東漢二百年之禮教。然換一角度思之，亂世容不得道德神話，官渡后曹操燒了部下通敵之書信，一句“當紹強時，吾自己亦不能保全”，比許多“仁德”之言更能聚人心

因此，求賢令并非僅僅是招聘廣告，而是一份政治宣言

它所需要的并非是幾位能干的官吏，而是一套能夠讓天下人才繞過世家直接向曹氏效忠的新規(guī)則。這便可以解釋為何曹操一邊高呼“唯才是舉”，一邊對荀彧這類道德楷模既用又防。學者陳寅恪稱其“有轉(zhuǎn)移數(shù)百年世局的作用”，眼光頗為厲害——九品中正制好似否定了求賢令，實際上是將“才德的辯論”納入制度的籠子里，成為了魏晉南北朝門閥政治的伏筆

最后有個軼事

曹操晚年前往合肥巡查，看到老梅枯枝又發(fā)新芽，便跟旁邊之人感慨那“唯才是舉”的需要靠人心來做見證。陳群獻上《九品官人法》的時候，他咳著血苦笑著，還說讓寒士再享受二十年的春風。他到死都清楚自己撬動的是一場漫長博弈，求賢令所要的不只是人才，分明是亂世里重塑權(quán)柄的野心、打破舊束縛的斧鉞以及留給歷史的一聲悶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