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初，北京的早晨依舊帶著料峭寒意。西長安街車少人稀，只有路燈把醫(yī)院大門照得發(fā)白。就在這天清晨六點，305醫(yī)院的值班電話打進了西花廳。工作人員被一句“總理想見趙煒”驚得幾乎握不穩(wěn)話筒。

電話很短，可信息量極大。自年初第三次開腹手術后，周恩來身體每況愈下。膀胱、結腸雙重原發(fā)癌，艱難手術縫合的創(chuàng)口尚未愈合，就又被高燒反復撕扯。更棘手的是，化療藥物讓老人幾乎徹夜嘔吐。醫(yī)生不說死字，但所有人心里都有數(shù)。

趙煒趕到醫(yī)院時，天還沒亮。她原本是總理辦公室資歷最老的秘書之一，因做事細致、情緒穩(wěn)定，得過“定海神針”綽號。可當病房門悄悄推開的那一瞬，她差點沒站穩(wěn)。周恩來臉色蠟黃，雙手瘦到血管凸起，卻仍強撐著把手從被子里探出來。

“趙煒，握一下手?！崩先擞脴O低的音量說。短短七個字，已費盡力氣。趙煒怕自己手涼，想縮。老人卻又補了一句：“不怕。”說完這兩個字，他把她的手包在掌心，停了五秒才松開。

醫(yī)生遞來最新化驗單，數(shù)字直線下滑。趙煒讀完，只覺胸口堵得慌。然而周恩來并未提自己病情，而是慢慢轉頭尋找鄧穎超。因為當天鄧穎超還沒到，他示意秘書彎腰，囑咐一句——這一句，是整場會面真正的核心。

“替我陪小超?！?/p>

在場三名醫(yī)護隨后回憶，當時室內溫度二十三度，可他們分明看見趙煒的背心瞬間濕透。周恩來要交代的并非國事，而是妻子的起居。兩人無兒無女，幾十年戰(zhàn)火與政務早已把夫妻情磨煉得像鋼絲，柔韌卻不易折。越到生命尾聲，他越掛心這唯一牽掛。

鄧穎超午后抵達。見趙煒雙眼通紅，她第一句話竟是提醒：“一會兒進去，不許掉淚。”短短九字，幾乎與周恩來的請求呼應。趙煒點頭，卻沒敢作聲。

隨后的十個月，趙煒按排班表把全部時間切成三段：上午陪鄧穎超醫(yī)院探視，午飯后整理文件，深夜再把白天收到的電報匯總歸檔。鄧穎超身體一直偏弱，心臟問題遇到過度勞累就會反跳。周恩來住院后，她日均睡眠不到五小時；若趙煒稍不盯緊，降壓片就會滯后。趙煒后來形容那段日子——“像拿細線拴著兩座山，一松手就可能墜崖”。

有意思的是，周恩來從未單獨給趙煒“布置任務”。他只握過那一次手。可那只手背后是總理在中央、在軍隊、在國際舞臺坐鎮(zhèn)近三十年培養(yǎng)出的威望。于是，西花廳里無人認為趙煒是在“幫忙”，而是默認她承擔一份正式職責：鄧穎超安全。

時間進入1976年元旦，北京飄起粉雪。凌晨交班護士報告，周恩來體溫暫時平穩(wěn)，心率略快。得到消息的趙煒稍稍松口氣，回到宿舍給父親寫信報平安。她沒想到，信紙尚未封口，呼機就閃：醫(yī)院緊急呼叫。

1月8日早上七點半，趙煒攙扶鄧穎超登上吉普。車輛剛出中南海北門，司機收到第二次無線電，內容只有一個字：快。鄧穎超默不作聲，把圍巾往下壓；趙煒察覺她指尖在顫，卻依舊沒掉眼淚。

九點五十七分，監(jiān)護儀歸零。搶救結束瞬間，病房內有人失聲痛哭。鄧穎超撲向病床，聲音沙啞。趙煒立在她身旁，兩手死死握住大姐肩膀，像完成一次堅決的阻斷——阻斷疼痛導致的昏厥。

接下來的三天，趙煒進入連續(xù)四十八小時無休狀態(tài)：協(xié)助起草訃告，核對總理生前遺愿，安撫西花廳老同志。她硬是靠冷水洗臉保持清醒。最難的環(huán)節(jié)是與領導商量喪事規(guī)格。按照周恩來意見，不留骨灰、不搞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但民意洶涌，中央幾位負責同志堅持必須舉行追悼儀式。趙煒不參與表態(tài)，卻隨時記錄每一句發(fā)言，確保流程可查。

11日，靈車駛向八寶山。沿途群眾自發(fā)送行，烈風夾著紙花漫天飛舞。車速很慢，一小時三十五分鐘才到。趙煒步行壓軸，始終半步不離鄧穎超。一旦人群推擠，她就側身成保護墻。有老工人喊：“鄧大姐節(jié)哀?！崩咸皇窍蚯皳]手示意明白。趙煒見狀，心里暗嘆：總理沒看錯人，小超比誰都硬。

同年12月，鄧穎超當選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日程爆棚。西花廳僅剩四名工作人員，趙煒等于一人同時兼秘書、護士、管家。當年北京入冬極早，夜里零下十度。她常趁鄧穎超午休去廚房，盯著熬一碗酥油牛奶，涼不得、糊不得，時間要掐在七分鐘。有人說這種小事不必秘書來做，可她一句“總理吩咐過”就讓質疑聲閉嘴。

1980年，鄧穎超出訪途中摔傷左臂，需要暫停外事。無聊之際練字，寫下一首打油詩——里里外外一把手，秘書戰(zhàn)友勝親生……末句落款“超”。詩不押韻，卻點名“趙煒真是好樣的”。趙煒把詩裱好，掛在書桌正上方，這事后來廣為流傳。

七年后，趙煒在整理檔案時偶然回憶起那次握手。她對同事提到：若總理當時哪怕遲疑一秒，后來的十幾年可能會完全不同。話音不輕不重，卻足以說明責任鏈條傳遞的精確。

1992年7月9日，醫(yī)院通知鄧穎超情況惡化。趙煒趕到床前，老人拉著她小聲道：“見最后一面?！倍潭塘?，和十七年前一句“替我陪小超”形成遙遠呼應。

7月11日清晨，鄧穎超安靜離世。趙煒擦凈眼淚，開始清點遺物：工作筆記、舊棉襖、總理當年住院時用的小鬧鐘，一樣不少。整理完，她做的第一份報告不是個人總結，而是鄧穎超生前對青年干部培養(yǎng)計劃的補充說明——文件編號，一字未漏。

周恩來離去十六年，握手那一瞬化作趙煒的職業(yè)信條：文件可放桌上，人必須站到位。幾經(jīng)風雨，這條原則沒改動過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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