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聲明：內容取材于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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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文物史料是日本侵華的鐵證只有放在紀念館才能讓更多人銘記那段屈辱歷史”。12月5日，來自江蘇徐州的高一學生于聹鵬走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并將兩份珍貴的文物史料捐贈紀念館。

這名15歲少年收集日軍侵華鐵證，用實際行動回擊日本右翼勢力歪曲歷史的行徑。

15歲的年紀卻癡迷收藏老物件大約9年，與年齡格格不入的愛好，曾讓于聹鵬在同學眼中多少顯得有點點異類。因為給自己的社交賬號取名叫“張起靈”，同學們總愛調侃他是“臭盜墓的”。

我們先來看看于聹鵬帶來的第一件證物。如果不仔細研讀背景，這只不過是一封看似尋常的家書。寫信的人是侵華日軍的一名中尉，名叫山川儀仁，收信的是遠在日本福島縣的一位叫做“山川德太郎”的親屬。

信封正面那枚暗紅色的“南京陷落紀念”郵戳，至今看來依然顯得猙獰刺眼。落款時間定格在1937年12月18日——那是南京城最黑暗的一周，也是中華民族近代史上傷口崩裂得最深的時候。

然而，令人脊背發(fā)涼的，恰恰是信中那種輕描淡寫的語氣。山川儀仁在信里不僅絲毫沒有對暴行的反思，反而充斥著勝利者的狂妄。

他興奮地描述著日軍是在13日攻占了南京首都，甚至還在17日搞了一場所謂的“入城式”，接受司令官的檢閱。最諷刺的細節(jié)在于，他在滿城血腥中竟然還記掛著一件“戰(zhàn)利品”：一副極其昂貴的麻將牌。他在信中特意囑咐，要把它當作南京的“特產”送給家鄉(xiāng)一位叫正人的朋友。

但歷史學家并沒有止步于此。紀念館的研究員們對這封信進行了深挖，通過與史料庫的比對，一個更恐怖的真相浮出水面。山川儀仁隸屬于第十三師團山炮兵第十九聯隊第三大隊第九中隊。

專家孟國祥教授在考證中發(fā)現，就在這封“報喜信”發(fā)出的前后，與山川儀仁同屬一個大隊的日軍士兵，在當天的日記里留下了令人發(fā)指的記錄。一個叫目黑福治的士兵在日記里清楚寫著，12月17日那天他們去執(zhí)行任務，就在幕府山附近，“槍殺敵兵約一萬三千名”。

另一名叫黑須忠信的士兵則詳細記錄了如何在長江邊用刺刀殘忍虐殺俘虜。這封看似只談論入城式和搶麻將的家書，恰恰從側面證實了這支部隊在當時的時間和地點，完全吻合南京幕府山屠殺慘案的軌跡。山川儀仁的信，就這樣成了那個大屠殺大隊無法抵賴的“在場證明”。

如果說那封家書揭露的是肉體上的消滅，那么于聹鵬捐贈的第二件文物——日軍“花見部隊”的相冊，則赤裸裸地展示了侵略者對中國社會肌體系統性的破壞。

這本相冊或許因為年代久遠，邊緣已經有些磨損，但里面的44張照片清晰度依然驚人。它的主人屬于日本侵華華北方面軍的一支醫(yī)療部隊，部隊長姓“花見”，因此得名“花見部隊”。

照片拍攝的內容乍一看是井井有條的醫(yī)療環(huán)境：化驗室、物資儲備間、整齊的病房。但仔細分辨照片中的背景建筑，會發(fā)現這里并不是什么正規(guī)醫(yī)院，而是天津的扶輪中學。

這種鳩占鵲巢的行為，遠不止是征用幾間教室那么簡單。這本相冊拍攝于1938年到1941年之間，記錄了當時這支部隊如何在學校里設立野戰(zhàn)醫(yī)院。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的研究員孟國祥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對中國教育資源的掠奪，更是對中國文化的摧殘。

不僅是天津的扶輪中學，當時的清華大學、中央大學，都曾遭受過這種厄運。直到1945年抗戰(zhàn)勝利時，南京中央大學的校園里還盤踞著數千名日軍傷病員，這是對學術與文明何等的踐踏？

不僅如此，這本相冊還意外地記錄下了侵華日軍內部糟糕的防疫狀況，側面反映了戰(zhàn)爭的骯臟與慘烈。照片里出現了在津浦鐵路物資庫設置的“傳染病區(qū)”，甚至有專門的圖片標注著“霍亂”、“鼠疫”、“瘧疾”等字樣。

史料顯示，早在1937年10月，一位名叫巖井節(jié)子的日籍護士長就在這里工作，并在后來出版的書中證實，醫(yī)院里確實集中收治了大量患有赤痢和霍亂的日軍傷兵。

醫(yī)療本應是救死扶傷的手段，但在侵略者的鏡頭下，它成了戰(zhàn)爭機器維持運轉的潤滑油，同時也成了細菌戰(zhàn)、甚至更深重罪惡的溫床。那個所謂的“花見部隊分室”，究竟隱藏著多少不為人知的秘密，還需要更多的研究來揭開。

能發(fā)掘出這兩件重量級文物，對于一個15歲的少年來說，絕非偶然。于聹鵬并不是那種一時興起去博物館打卡的孩子。他和老物件的緣分，早在6歲時就已經種下。

那個時候，深受大伯影響的他，就像個小尾巴一樣，穿梭在南京、徐州各地的博物院和古玩市場里。別的孩子在聽童話，他卻在那些斑駁的銅錢、舊報紙里聽大人們講背后的烽火歲月。這種好奇心，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發(fā)酵成了一種近乎偏執(zhí)的責任感。

這本“花見部隊”相冊，就是他今年9月剛剛在網絡二手市場上淘到的“寶貝”。當時他在瀏覽網頁，那個刺眼的部隊番號一下子抓住了他的眼球。憑借著多年積累的文史常識，他立刻意識到這本記錄天津野戰(zhàn)醫(yī)院細節(jié)的相冊絕不簡單。

相冊的價格對于一個中學生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但他沒有猶豫。這些年來，于聹鵬有一個獨特的“以藏養(yǎng)藏”模式——為了得到更有價值的歷史鐵證，他會把小時候攢的壓歲錢，以及通過轉手一些小藏品賺來的錢全部投入進去。

“兩萬多元”，這不僅僅是個數字，更是一個高一學生全部的“家當”。在發(fā)現相冊和信件后，他為了湊齊這筆錢，東拼西湊，幾乎掏空了自己的小金庫。

當他終于把這些實物拿在手里，看到照片上“花見部隊”的字樣，讀到信件里搶麻將的狂言，少年的內心除了激動，更多的是憤怒和震撼。書本上干癟的文字“南京大屠殺”和“侵華日軍”，在那一刻變成了手里有著粗糙觸感的真實罪證。

他說，那一刻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這些東西不能私藏，它們是屬于民族的記憶，必須公之于世。

把這些花了重金買來的東西無償捐出去，會不會舍不得？于聹鵬有著超越年齡的通透。在他看來，個人收藏只能把歷史鎖在抽屜里，只有放進紀念館，這些文物才能變成一把鑰匙。

一把能打開被掩蓋真相大門的鑰匙，一把能回擊那些企圖通過篡改教科書來抹殺侵略事實的右翼分子的鐵錘。

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作為一個時刻關注時事新聞的00后，他對日本右翼勢力那種“模糊歷史”、“美化侵略”的行徑感到無比憤慨。

無論是虛無主義的論調，還是對“大屠殺”事實的質疑，最好的回擊不是網絡上的口水仗，而是把山川儀仁的信甩在桌面上，把“花見部隊”占領學校的照片掛在展墻上。這就是所謂的“鐵證如山”。

于聹鵬的母親李艷，看著兒子做這一切，心里五味雜陳。一方面是作為母親的心疼，看著孩子不舍得吃喝、不玩游戲，把所有零花錢都砸在這些舊紙堆里。

另一方面又是深深的驕傲。孩子小小的肩膀上，扛起的不僅僅是個人的興趣，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歷史擔當。

銘記歷史是為了什么？不是為了延續(xù)仇恨，更不是為了制造對立。于聹鵬的話說得很明白：我們可以交流，甚至應該多交流，但這一切必須建立在尊重歷史真相的基礎之上。為了所謂的“友好”而去模糊歷史的邊界，那是對先人的背叛。只有正視那個流血的過去，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重量。

這個15歲少年的選擇，也已經影響了他對自己未來的規(guī)劃。報考考古專業(yè)，做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已經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他正在一步一個腳印踐行的目標。

因為他知道，如果要讓歷史悲劇不再重演，唯有讓自己變得強大，唯有把國家的命運和個人的理想緊緊地捆綁在一起。從舊貨市場淘來的信件與相冊，最終歸宿于國家級紀念館的玻璃展柜內，完成了它們從“商品”到“史料”的質變，而這個過程，也完成了一位中國少年精神世界的成人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