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孔子何以入世家，關鍵不在于真實的孔子，而在于太史公對孔子的認識。綜觀《史記》全書，太史公對孔子的定位不是道德的完人，而是王道的傳承者?！犊鬃邮兰摇返膬纱笾黝}為政和六藝，均圍繞王道展開：求仕、為政是為了推行王道，結果因與“力政”的世風格格不入而失敗；修六藝、作《春秋》是為了將王道傳諸后世，使“后有王者舉而開之”。結合《史記》各世家小序對輔弼主上之義的強調(diào)，可知《史記》入孔子于世家的真正用意，在于刻畫孔子對王道的輔弼?？鬃铀鶄鳌笆馈钡?，不在于子嗣、爵位或仁德，而在于承載王道的六藝。以繼孔子為志的司馬遷，也自任為王道的傳承者。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成為僭越者。

關鍵詞：《孔子世家》；司馬遷；王道；春秋學

閱 讀 導 引

一、《史記》全書對孔子的定位

二、《孔子世家》的主題

三、孔子入世家之義

四、《史記》繼《春秋》以輔弼王道

盡管《史記》出世不久即遭致“是非頗謬于圣人”這樣尖銳的批評，但種種跡象表明，《史記》全書對孔子的重視程度可謂無以復加：《孔子世家》贊語稱夫子“可謂至圣矣”；《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以外，《史記》引用孔子語錄亦多達十條以上，且時代相涉的本紀、世家頻見孔子生、孔子相魯、孔子卒等記事，為全書罕見之特筆；《十二諸侯年表》更以孔子卒作為春秋與戰(zhàn)國時代的分界；《史記》戰(zhàn)國以前的核心史料，正是與孔子關系密切的六藝……不一而足。其中，最為讀者津津樂道的，是孔子得以入世家，而老莊孟荀等諸子入列傳，后者只得與仲尼弟子同列。

孔子何以入世家？兩千年來，學者議論不一。對于世家這一體裁的初衷，唐人司馬貞的看法幾乎成為公論：

系家者，記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孫常有國。

把世家理解為君位得以世襲。吳太伯、仲雍死后，其子孫亦為吳國國君；留侯張良死后，其子亦為留侯。各世家多如此，惟孔子、陳涉沒有君位留給后人繼承。

值得重視的是，《孔子世家》贊語末尾，很可能是太史公對孔子何以入世家的回答：

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鬃硬家?，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

不少學者以為此段的重點在“孔子布衣，傳十余世”。例如司馬貞說：“孔子非有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是圣人為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稱系家焉。”所謂“代有賢哲”，也許是抓住了贊語中的“傳十余世”，卻忽視了真正關鍵的信息“六藝”。在司馬遷的時代，孔子及其哲嗣尚未獲得朝廷冊封，小司馬僅僅止于“代有賢哲”，雖未中的，卻也未至于大謬。至明人何良俊，認為太史公預料到了孔子將獲冊封，故而為其立世家：

蓋方漢之初，孔子尚未嘗有封號，而太史公逆知其必當有褒崇之典，故遂為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世家之久，莫有過于孔子者。

則近乎臆測，距離史遷原意愈遠。此類說法頗具代表，錢穆即以“衍圣公”的存在稱贊“太史公見解之偉大”。

實際上，要回答“孔子何以入世家”，關鍵并不在于我們?nèi)绾卧u價孔子，甚至不在于歷史上真實的孔子，而必須以太史公對孔子的認識為準繩。因此，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太史公，《史記》之外的材料和說法（包括公羊說）只能備參考。同時，我們也不能局限于《孔子世家》，而必須在《史記》全書的語境中重新定位孔子。

一、《史記》全書對孔子

的定位

《孔子世家》以外，《史記》集中討論孔子有三處，清楚地呈現(xiàn)了太史公眼中的孔子形象。一是《十二諸侯年表》序：

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強乘弱，興師不請?zhí)熳?。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

二是《儒林列傳》序：

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于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無所遇，曰“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后世學者多錄焉。

三是《太史公自序》：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鬃又灾挥?，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狈颉洞呵铩贰醯乐笳咭病?/p>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三處表述雖有詳略之別，論調(diào)則如出一轍，都以“王道”言孔子。“王道”也可稱為“王路”“王事”“王法”“周道”?！爸艿馈敝钢艿摹巴醯馈?，一如《史記》稱夏、殷之王道為“夏道”“殷道”。何為王道？《史記》從未明確地定義王道，籠統(tǒng)地講，王道既指德行，也意味著地位、秩序。王道的德行義，早已成為共識?！妒T侯年表》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就是諷刺天子失德。王道的秩序義，討論相對較少，卻是理解《孔子世家》的關鍵，有必要在進入正題之前稍作歸納。

玩《史記》文意，周文王、武王等圣王治國之道就是周的王道，成、康所行，也合乎王道。昭王時“王道微缺”，穆王時“王道衰微”，懿王時“王室遂衰”，夷陵至于厲王，劇變終于發(fā)生。

厲王的無道違背了王道中的王“德”。《周本紀》說厲王好利，大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厲王又弭謗，導致“諸侯不朝”，其后“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于彘”。“乃”字表明太史公認為國人所以叛王，根本原因在于厲王弭謗的失德行為?！度辣怼贰皡柾鹾詯郝勥^亂出奔，遂死于彘”，《十二諸侯年表》序“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都用“以”字強調(diào)厲王咎由自取。更重要的是，厲王出奔帶來的后果。如《十二諸侯年表》序所說：“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強乘弱，興師不請?zhí)熳印！贝蟪脊埠托姓状魏硠恿酥苁业耐酢拔弧?，即“天子——諸侯”的君臣秩序。正是在此意義上，《史記》以共和行政為周之王道衰廢的標志，由此開啟了“十二諸侯”的“力政”時代，即“政由強國”“王路廢而邪道興”，天子名存實亡。

“力政”是“王道”的反面。由于“力政”成為十二諸侯時代的主題，“明王道”的孔子要想通過從政（“干七十余君”“為魯司寇”）來實現(xiàn)抱負，無異于方枘圓鑿?！妒酚洝吩凇澳苡谩焙汀盁o所遇”前均冠以“是以”，意在強調(diào)為政失敗的必然性。

為政失敗，尤其是西狩獲麟，意味著王道已不可為。但孔子沒有放棄，仍寄望于將來。作《春秋》以傳承王道，希望“后有王者舉而開之”，成為孔子實現(xiàn)理想的必然選擇。《史記》談到孔子作《春秋》，每冠以“故”字，即在于強調(diào)作《春秋》的必然性。

簡言之，《史記》全書對孔子的定位是王道的傳承者：明王道的孔子與那個王道衰廢的時代格格不入，孔子致力于從政，卻注定無法實現(xiàn)王道，最終只得通過《春秋》把王道留給未來的王者。明乎此，方能讀懂《孔子世家》對孔子的刻畫。

二、《孔子世家》的主題

《孔子世家》的記載中，有兩個主題所占篇幅最多，《世家》對孔子形象的刻畫即主要圍繞著這兩大主題。一是求仕、為政，包括在魯和周游列國，二是修六藝、作《春秋》。與此相適，《世家》所選夫子語錄，也主要針對為政和六藝兩方面的內(nèi)容。今本《論語》中最為多見的那些關于仁孝忠信等個體德行的條目，幾乎未見于《孔子世家》。太史公對孔子的定位并非道德的楷模，而是王道的傳承者。

盡管《世家》很少提及王道，但這兩大主題正契合《史記》全書對孔子作為王道傳承者的定位：求仕、為政是為了在有生之年實現(xiàn)王道，修六藝、作《春秋》是為了將王道傳諸后世。

（一）求仕、為政以行王道

與《論語》極為不同，《世家》中孔子最突出的形象是汲汲于求仕。為了求仕，孔子不惜在服喪期間試圖參加季氏的宴會、通過做高昭子家臣以通齊景公，甚至曾打算投奔公山不狃、佛筭等叛臣。后儒帶著道德楷模的成見閱讀《世家》的這類記載，常常怒不可遏，指責太史公“厚誣圣人”。實際上，這些記述不可能有意貶低孔子，而是旨在刻畫孔子“干七十余君莫能用”的曲折歷程。

與那些看似“不擇手段”的求仕經(jīng)歷大相徑庭的，是孔子厄于陳蔡時，在與子路、子貢、顏回的三輪問答中所展現(xiàn)的不阿時俗。針對一眾師徒所陷入的絕境，孔子以“吾道非邪”設問，三位弟子作了不同的應答。子路懷疑是夫子之道不夠高明導致眾人受困絕糧，孔子便以伯夷、比干的事跡教訓了他。面對同樣的提問，子貢的前一半回答“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合夫子之意，但他接著勸夫子不妨“少貶”其道以取容，被批評“不修爾道而求為容”。最后，只有顏回的回答“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見君子”，令夫子欣然而笑。夫子的欣然，也意味著太史公對顏回的認可。

上述問答未見于《論語》，近人往往未予重視。這三輪問答不論是否曾真實發(fā)生，卻無疑合乎太史公對孔子的認識，甚至可視為《世家》求仕為政這一主題的核心事件。子貢的前一半回答，正契合《史記》對孔子的定位，明王道的孔子在客觀上注定不容于毀棄王道的時代。而顏回的回答，則道破了孔子從政失敗的主觀原因：孔子絕不肯為了從政而稍稍貶損王道。

與孔子如出一轍，太史公筆下的孟子處于務在強兵并敵的時代，卻致力于述唐虞、三代之德（王道），故而注定不見聽用，退而序《詩》《書》，述仲尼之意。太史公將孟軻困于齊梁與仲尼菜色陳蔡等事相提并論，說他們的不阿世茍合猶如“持方枘欲內(nèi)圜鑿”。方枘圓鑿之喻，除了把個人與時代在客觀上的格格不入具象化，更意在強調(diào)孔、孟從主觀上絕不會為了取合當世而修理王道本來的棱角。也許正因為如此，孔子才堪擔負傳承王道的使命。

由此，方得理解《世家》中汲汲于求仕的孔子，為何一旦不得衛(wèi)靈公、齊景公、尤其是季桓子器重，便毅然離去。凡此都應理解為孔子主觀上不肯為了從政而貶損王道?！睹献榆髑淞袀鳌芳磁e“衛(wèi)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作為拒絕阿世茍合的事例，正可解釋《世家》中孔子去衛(wèi)的原因是靈公問兵而不問禮，兵是力政之事，禮則屬于王道。值得注意的是，今本《論語》作“衛(wèi)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而《世家》在孔子答語后，作“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增多了衛(wèi)靈公不能用孔子之事。無獨有偶，在魯為政作為孔子政治生涯中最輝煌的時光，對于此次去魯?shù)脑颍墩撜Z》作“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是不能用孔子，《世家》則增多了季桓子“不致膰俎于大夫”這一理由，即禮（禮屬王道）的廢弛。依此類推，此前孔子去齊的真正原因，當是齊景公原本對秦穆公所行王道產(chǎn)生興趣，并服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論（秩序屬王道）而欲重用孔子，后被晏嬰勸阻而“不問其禮”，轉而對王道失去興趣，且一曰“以季、孟之間”待孔子，一曰“吾老矣，弗能用也”，明言不能用孔子。要之，對于孔子這三次去衛(wèi)、去齊、去魯?shù)睦碛?，太史公都突出了主政者的兩項因素，一是對王道失去興趣，一是不能重用孔子：這正是孔子“干七十余君莫能用”的客觀原因。如能理解孔子從政失敗的主、客原因，便知孔子去齊主要不是由于“齊大夫欲害孔子”帶來的威懾，否則也與夫子自道“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及“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牴牾。在《世家》的語境中，這里的“德”與“文”不妨理解為王道。

對于孔子的汲汲求仕與毅然離去之間的張力，也許隱者長沮、桀溺是理解的，他們勸孔子莫與世人同流合污，宜歸隱山林。桀溺說：“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笨鬃討撊辉唬骸傍B獸不可與同群。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睂τ谑赖乐蹪?，孔子沒有異詞。但與隱者不同的是，正是由于天下無道，孔子才渴望通過從政來實現(xiàn)王道。可以說，孔子的理想是使天下恢復“王”應有的秩序，即撥亂反正。

太史公對孔子王道理想的認識，較容易觀察的，是孔子為政期間的舉措，以及給主政者們的建議?！妒兰摇窋⑹隹鬃釉隰敒檎?，“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于正道”，國君、大夫、陪臣的秩序顛倒。魯定公八年，陪臣與大夫之間的沖突加劇。九年，孔子欲投奔陪臣公山不狃，終未成行。其后，孔子受君命，先后為中都宰、司空、大司寇。十年，孔子相，魯君會齊侯于夾谷，使齊之優(yōu)倡手足異處，于是齊侯歸魯侵地?！妒兰摇窋A谷之會，兼采《左傳》《轂梁》《新語》的不同敘述，而特別強調(diào)禮樂和武備。十三年，孔子奉君命墮三都，試圖趁三桓與陪臣內(nèi)訌之際，用武力匡正國君、大夫、陪臣的秩序，最終功敗垂成。十四年，孔子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孔子去。

由《世家》對孔子在魯為政的敘述，結合前述孔子事衛(wèi)靈公、齊景公及去魯時強調(diào)“俎豆之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致？俎于大夫”，此外又勸衛(wèi)靈公伐蒲，可知孔子的理想是恢復君臣（及父子等）應有的秩序，撥亂反正，使其名實相副。禮樂是該秩序的準則，武力是該秩序的必要保障。這也是太史公對王道的理解。

其中容易招致爭議的，如孔子斬齊優(yōu)、誅少正卯，與孔子仁者的形象有所不合，凡此，皆可在太史公的王道觀中獲得理解。孔子動用武力，都以恢復秩序為目的：斬齊優(yōu)以維護雅樂，誅少正卯以除奸，墮三都以使陪臣統(tǒng)于大夫、大夫統(tǒng)于國君，勸衛(wèi)靈公伐蒲亦然。衛(wèi)大夫以蒲叛衛(wèi)，靈公欲借蒲邑抵御晉楚，是權衡利益的“力政”思路；孔子力主伐蒲，完全是為了捍衛(wèi)君臣秩序。明乎此，則知《世家》載夫子勸靈公伐蒲，與不答靈公問陳、不答孔文子所問攻太叔之策并不沖突，關鍵不在于要不要武力，而在于武力的出發(fā)點是王道秩序還是“力政”。

《世家》中的孔子不僅招致后人的爭議，也常常不為時人理解。將孔子推行的王道視為霸道，是一種常見的誤解?？鬃荧@得魯君任用不久，齊大夫即警告景公：“魯用孔丘，其勢危齊?！薄洱R世家》作：“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笨鬃优c聞國政、魯國大治后，齊人懼，認為：“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遂定計使孔子去魯。陳蔡大夫與齊人的反應如出一轍，也認為：“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因有陳蔡之圍。尤其明顯的是，楚昭王欲封孔子時，楚大夫阻攔道：

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yè)，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shù)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jù)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

楚大夫明確地將文、武之王道視作會危及別國的霸道，昭王只得作罷。《史記》屢屢記述孔子之道令時人感受到“?！薄皯帧薄鞍浴保@樣的錯位使孔子的仕途舉步維艱。實際上，這些措辭往往未見于已知的《史記》史源，應是太史公刻意提示王道理想與力政現(xiàn)實之間存在著荒謬的錯位。

漢人已不解太史公此意。在動念投奔公山不狃的夫子自道中，《世家》夾雜了未載于今本《論語》的話語：

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

東漢桓譚以《史記》此語為誣孔子，可能是把“王”誤解為稱王、建立政權。太史公當然不可能認為孔子有稱王的企圖。結合《世家》下句：

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

此句又見于《論語》，“為東周”，先儒多理解為興周道于東方，那么上句的“王”，當以行王道解之。在《史記》語境中，這是孔子意欲施行王道的宣言。施行王道要依托于政權，為此孔子甚至欲仕于叛臣，但毋需自己稱王。

對于《史記》所刻畫的孔子“干七十余君”以推行王道的形象，最生動的譬喻當屬“喪家之狗”。在《韓詩外傳》中，“羸乎若喪家之狗”是他人以堯、舜、禹、皋陶四圣為模范對孔子的品評。孔子辭不敢當，并解釋道：

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槨，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眾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韓詩外傳》的“喪家”以主人喪亡喻指王道失墜、天子名存實亡，這與《史記》全書對孔子的定位若合符契。與《韓詩》不同的是，《史記》中的孔子并未推卻“喪家狗”之喻，而是為之欣然而笑，似乎意味著太史公認為孔子的自我期許正是在“顧望無人”即王道衰微、莫之綱紀之時，汲汲于以“狗”一般的微賤之身“意欲施之”，即施行王道。

孔子自信可以用王道救世：“茍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怎奈主政者“莫能用”。誠如明儒陳仁錫所說：

（《孔子世家》）以“不用”二字為關鍵。曰“弗能用”，曰“莫能己用”，曰“不用孔子”，曰“既不得用于衛(wèi)”，曰“魯終不能用孔子”，皆嘆夫子道之不行也。

孔子求仕、為政的終點是：

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不求仕”，意味著孔子放棄為政?！妒兰摇忿D而記述孔子修六藝、作《春秋》以達王道之事。

（二）修六藝、作《春秋》以達王道

對于修六藝，《世家》先言“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作為背景，提示詩、書、禮、樂與王道之間存在緊密的關聯(lián)。在“《書傳》《禮記》自孔氏”后，又言《詩》經(jīng)過孔子編訂、弦歌，則：

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足證詩、書、禮、樂可以“備王道”。又在此之后、“孔子以詩書禮樂教”之前，謂“孔子晚而喜《易》”，意味著作為六藝之一的《易》，也可以“備王道”。

孔子除了用詩、書、禮、樂、易以備王道，更重要的是作《春秋》以達王道，這在《史記》全書中一以貫之，已如上章所述。《世家》對《春秋》與王道的關聯(lián)雖無明文，也當作如是觀。

《世家》對孔子作《春秋》的相關敘述，多本于《公羊傳》及董仲舒說，又有所不同。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公羊家以為天將亡夫子之證；及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公羊家以為受命之符，以及天告夫子將沒之征。考《世家》下文：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后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

太史公所謂“沒世”，當對應“天喪予”，與公羊說一致；而“吾道不行矣”，正是太史公對“吾道窮矣”的理解，那么“吾道”指的是孔子所奉王道，意思是西狩獲麟宣告了王道無法在當下施行，孔子遂作《春秋》以當王法——這與公羊家的闡釋有所不同。

其微妙的區(qū)別在于，公羊家把孔子視為王道的擔當者，以西狩獲麟為受命之符，以《春秋》當新王，以孔子為“素王”；而綜觀《史記》全書，太史公更傾向于把孔子視為王道的傳承者，似乎沒有全盤接受受命、素王等公羊說?！妒兰摇吩谖麽鳙@麟下加入《公羊傳》所無的“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或可解讀為太史公對受命說的排斥。《史記》疑似以《春秋》為一王的表述“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fā)跡，諸侯作難，風起云蒸，卒亡秦族”，乃側重于前朝失道，未必具有受命之義。實際上，考察《魯世家》《十二諸侯年表》《秦本紀》乃至《史記》全書，均未見符合公羊“以《春秋》當新王”的明確證據(jù)。由此始得理解，《世家》何以只說“據(jù)魯”，不說“王魯”。

在《史記》中，孔子可能不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為政的挫敗，尤其是西狩獲麟，方令孔子意識到王道在當下的破滅。在個體生命終結之前，使王道得以傳諸后世，是孔子的使命所在。修六藝尤其是作《春秋》以達王道、當王法，成為孔子的必然選擇。《春秋》的王道、王法，非如《孟子》“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那樣即刻生效，而是如《世家》所說“貶損之義，后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未來圣王行用《春秋》時，王法始得發(fā)揮效力，王道始得真正實現(xiàn)。

三、孔子入世家之義

《史記》對孔子的定位，既非太史公的發(fā)明，在漢代也并不十分獨特?！妒酚洝房坍嬁鬃拥年P鍵詞如莫能用、王道、六藝，早已見于《莊子·天下篇》：

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jīng)，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

后來又被漢代經(jīng)學尤其是公羊學發(fā)揚光大，成為太史公的知識背景。尤其是向來認為最具太史公個人色彩的贊語，其《孔子世家》贊語：

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

與海昏侯墓出土孔子衣鏡幾乎完全一致。如果孔子衣鏡不以《史記》為史源，則這段贊語就是對成文的復述，不是太史公的獨見。

相比之下，最具《史記》特色的，正是本文的核心議題：入孔子于世家。經(jīng)過上文的分析，結合《世家》贊語以及小序：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jīng)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于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tǒng)紀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對于孔子何以入世家，太史公的考慮可能在于：孔子垂六藝之統(tǒng)紀于后世，具有輔弼王道的功績。

（一）垂六藝之統(tǒng)紀于后世

對于《史記》“世家”之名義，一般認為所“世”的是君位。這一理解不能契合孔子和陳涉，也沒有《史記》明文作依據(jù)。實際上，《孔子世家》贊語和小序都提到的“六藝”，才是太史公明言孔子所“世”者。漢代“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就是孔子得以世家的明證。一如太史公明言陳涉的歷史意義在于首事反秦：

秦失其政，而陳涉發(fā)跡，諸侯作難，風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fā)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故而陳涉所“世”者，乃是反秦的事業(yè)。陳涉死后，“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最終建立的漢朝，就是陳涉得以世家的明證。

要之，世家所“世”者，未必是君位，也可以是某項功業(yè)。孔子所“世”的，不在于子孫“傳十余世”，太史公更不可能預知孔子及其哲嗣會獲得冊封。在史遷等漢人看來，孔子留給后世最重要的功業(yè)無疑就是六藝。六藝之文辭作為“達王道”的載體，具有“匡亂世反之于正”的效力。此即孔子“垂六藝之統(tǒng)紀于后世”之義。

（二）輔弼王道

上文分析了世家所“世”對象這一字面含義。更重要的是，《太史公自序》對于世家這一體裁的功能已有明確的界定：

二十八宿環(huán)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指出世家是輔弼“主上”的股肱之“臣”。驗之三十世家，除《孔子》《陳涉》之外，各世家在周為諸侯，在漢為或為諸侯王、或為社稷之臣（侯）、或為皇后，無不具有佐助王室、輔弼王業(yè)之義。只不過有時流于表面、名不副實。公然謀反或有謀反之跡的，則退為列傳。

世家對王室的輔弼，是理解《史記》全書的一條線索。三十世家的小序，或多或少都與此相涉。尤其是小序“嘉”字二十見，全部施于世家，且無不針對“忠信行道，以奉主上”的輔弼之義，堪稱《史記》的一種“書法”。標“嘉”字的小序有：

太伯避歷……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輔翼成王，諸侯宗周……嘉旦《金鄊》，作《周公世家》第三。

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

收殷余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嘉彼《康誥》，作《衛(wèi)世家》第七。

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嘉文公錫皀鬯，作《晉世家》第九。

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強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十九。

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二十。

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與信定魏……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這些鮮有學者措意的“嘉”字句，實系太史公自道世家的關鍵所在，有望借此深入理解世家的入選標準，從而揭示孔子入世家之義，故須在此略作探討。

前七篇的“嘉”字對應西周，褒揚吳太伯、齊太公、召公爽對王朝創(chuàng)業(yè)的功績，以及周公旦對王室的忠心、蔡仲對其父叛亂的悔過、衛(wèi)康叔對周室之命的遵從，尤其有趣的，是對微子去殷的褒揚。這些“嘉”字句，均針對輔弼或忠信之義。

末五篇對應漢代，“嘉”字褒揚皇后、楚元王、齊悼惠王、梁孝王輔弼王室的功德，以及曹參的“忠信”。其中最有趣的，是對曹參的評價“不伐功矜能”，明顯與韓信形成對照。對于以謀反論處、《史記》退之于列傳的韓信，太史公惋惜地說：“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于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曹參的戰(zhàn)功多系追隨韓信而取得，其功勛遠遜于韓信，結果曹參入世家、韓信降格為列傳，說明“忠信”是進入世家的先決條件。然而，韓信是否真的謀逆，實際大有疑問，那么太史公看似嚴厲地指責韓信“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其弦外之音可能在于，作為世家準入門檻的“忠信”，并非完全以主觀動機為標尺。

中間八篇世家所“嘉”，對應東周“上無天子”即王道缺位的時代，情況最為復雜。作為一時霸主的晉文公、楚莊王、越王勾踐、齊威王等，其獲得《史記》褒嘉，并非都有佐助天子的行為，楚莊反而僭周“問鼎”；最能體現(xiàn)忠信的勤王行為，往往也不是出于忠心，例如晉文不過以“入王尊周”為求霸的手段。盡管如此，按照公羊學說，他們作為賢“方伯”本身，就意味著為尸位素餐的天子分擔其未能履行的職責，客觀上有功于天下。故《晉世家》小序褒獎晉文公能夠受天子“錫珪鬯”為霸主，忽略其踐土之會召王的公然僭越，《魏世家》小序“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也間接說明晉文對于“主上”最重要的貢獻在于“霸”功。那么《楚世家》小序“嘉莊王之義”贊賞的也是莊王能為霸主，客觀上為周室分擔了維持天下秩序的重任。

更值得玩味的是，趙、魏、韓、田齊作為“諸侯—大夫”秩序的破壞者和僭號稱王者，《史記》非但很少指責其犯上之罪，反而嘉許趙和田齊勤王、宗周的忠信；實在找不出尊周行為的魏、韓，只能嘉許其先祖曾輔佐晉國成就霸業(yè)。在此意義上，魏、韓的“主上”也應如趙一樣是周室和天下，而不可能是小序字面所指的晉國。要之，作為世家準入條件的“輔拂股肱”和“忠信行道，以奉主上”，其“忠信”和“輔弼”均不必拘泥于主觀動機，而是以對“主上”的客觀貢獻為標尺；“主上”與其說是天子其人，不如說是王室、王業(yè)、天下。

至此，世家應具輔弼之義應無疑義。最后的問題是，孔子輔弼的對象即“主上”是誰。已有的見解大體可分為周、漢兩種。認為孔子尊周的，如清人姜宸英已注意到小序嘉許晉、越、鄭、趙、韓、田齊尊周，由此指出孔子入世家的原因在于其與諸侯一樣同尊周。筆者對此未敢茍同，理由有三。

第一，缺乏《史記》明文。盡管周道即周之王道，但《史記》全書每言“周道”衰而孔子明“王道”及作《春秋》以達“王道”，諸如“周道缺……孔子明王道……（作《春秋》而）王道備”“周室衰……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作《春秋》以當王法”“周道衰廢……（孔子作《春秋》）以達王事”“周室既衰……（仲尼）追修經(jīng)術以達王道”，從不說孔子明“周道”或者作《春秋》以達“周道”。這類表述不少，不應視為巧合。

第二，周道已亡?？鬃拥谋ж撌菍崿F(xiàn)王道，假如夢想成真，王道或等同于周道，即重張周室對天下秩序的宰制，因有“從周”“為東周”之志。然而在現(xiàn)實中孔子屢屢碰壁，至西狩獲麟宣告周道已然無藥可救?！爸苁涞蓝洞呵铩纷鳌保鬃幼鳌洞呵铩氛侵艿劳鍪У慕Y果。

第三，六藝不獨為周而修?？鬃铀笆馈闭?，六藝也?！妒兰摇酚凇对姟罚钥鬃由喜善?、后稷，中述殷周之盛；于《書》，言孔子上紀唐虞之際；于《禮》，言追跡三代、百世可知；于樂，言韶武雅頌；于《春秋》，言運之三代；又《自序》于《易》，言伏羲作八卦：皆未局限于周。

總之，孔子可能曾有救周之心，但在現(xiàn)實中無路可走，其最終選擇“垂六藝之統(tǒng)紀于后世”已不可能以興周為志，且六藝的內(nèi)容也超出了周。

另一種觀點是孔子有功于漢。如朱東潤認為：“史遷列孔子于世家，特以其立大經(jīng)大法，為漢制作，雖身系周室之歲時，而功在漢家之社稷，斯則冠于蕭、曹、張、陳之首可也?！边@類理解的好處在于，可以解釋《孔子世家》排序何以處于《趙》《魏》《韓》《田敬仲完世家》之后。其問題在于，“為漢制作”作為公羊說，一則如上章所說，《史記》全書未見以《春秋》當新王的確證；一則意味著（盡管朱先生未必有此意）尊孔子為“素王”，就不會承認孔子作為“輔拂股肱之臣”的角色，也就不合《史記》世家之義。

倘若修正“有功于漢”的說法，去除其“素王”意味，把“為漢制作”調(diào)整為更寬泛的“為天下制儀法”，則更契合史遷之意。正如“六藝之統(tǒng)紀”不獨為一王之法，而是如《世家》所說，“運之三代”、可以令“百世可知”；孔子所輔弼的也不是某一特定王朝，而是三代一貫、百王不易之道，即王道本身。

孔子用六藝尤其是《春秋》來輔弼王道，留待“后有王者舉而開之”，是本文對孔子何以入世家的回答。

四、《史記》繼《春秋》以輔弼王道

盡管太史公不以孔子為“素王”、不以《春秋》當新王，以《春秋》達王道的做法仍然無法完全避免僭越之嫌。如所周知，《孟子》有云：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世家》用“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之說，究竟是同時承認了《孟子》所謂“《春秋》，天子之事也”這一前提，還是不同意這一說法呢？

這個問題的微妙之處在于，假如《史記》明言《春秋》是天子事，則在《自序》中反復致意、以繼孔子自期的司馬遷，就不打自招地坐實了自己僭越漢天子的罪名。退一步說，假如史遷認為《春秋》中的“貶損”，只是純粹的“史筆”，或所謂“批判現(xiàn)實”，《世家》又何必效法《公羊》的“制《春秋》之義以俟后圣”，強調(diào)《春秋》需待“后有王者舉而開之”呢？所以孔子作《春秋》，以及子長為《太史公》書以繼《春秋》，勢必意味著某種程度的僭越，不論太史公是否承認。

只不過在《史記》的語境中，孔子所僭越的是有名無實的周天子，即《自序》引董生所謂“貶天子”。對于王道，孔子是輔弼之臣，絕不敢“少貶”。

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馬談絕口不提周公、孔子的尊崇地位，刻意將二者塑造為王道的鼓吹者和傳承者：

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后，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

在此意義上，擔任太史的司馬遷以繼承孔子自任，便不會顯得古怪：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壺遂沒有誤會司馬遷要學孔子成圣，但他抓住《春秋》的撥亂反正之義，質疑史遷躬逢盛世、要在何種意義上效法亂世中的孔子。面對如此敏感的發(fā)問，史遷連忙改口，極力否認“繼《春秋》”的企圖。實際上，《自序》末尾自道為《太史公》書以“俟后世圣人君子”，其比附《公羊》“制《春秋》之義以俟后圣”之意再明顯不過。那么，史遷表面上否認“繼《春秋》”，應視為對微文刺譏今上的一種掩飾。后世基于史遷對武帝的個人恩怨，貶《史記》為“謗書”，這一污名雖有待洗刷，卻也不算空穴來風。對本朝天子的褒貶，也堪稱《史記》繼《春秋》以載王道的題中之義了。

更令人在意的是，“五百歲”和“意在斯乎”的表達，無法不讓人聯(lián)想到《孟子》的名言：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如果套用《孟子》的邏輯，史遷的當仁不讓或可理解為，自期繼周、孔之后輔弼王道，甚至自期以“藏之名山”的《太史公》書輔弼未來致太平的“王者”。

原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6期

作者：李霖，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