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6歲的閔超以浙江大學“新百人計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的身份引發(fā)輿論熱議。在一片驚嘆聲中，“后臺論”、“背景論”等雜音也悄然滋生，更有甚者因閔超研究社會科學而輕視其成就，質疑“如此年輕何以當博導”。

這些質疑本質上是年齡歧視與學科偏見的雙重作祟，既無視閔超本人的硬核履歷，也忘卻了科學史上青年才俊輩出的常態(tài)，更割裂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輔相成的辯證關系。浙大聘用閔超的決策，恰恰彰顯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魄力，值得充分肯定。

所謂“后臺論”、“背景論”，在閔超的成長軌跡面前不堪一擊，純屬無稽之談。

閔超的人生起點毫無“背景”可言，他來自河南駐馬店正陽縣的鄉(xiāng)村，父親是在外打工二十余年的建筑工人，母親務農，童年由不識字的奶奶照料起居。家中房屋仍是青灰色水泥墻面，大門是簡易的綠色鐵皮，與村里多數外出務工家庭并無二致。高考時因未達預期目標，他曾悲觀落淚，在親戚勸說下才放棄復讀，入學鄭州大學時還曾接受3000元助學金資助。這樣的成長環(huán)境，何來“后臺”可倚？

閔超的學術之路，每一步都印刻著“靠自己”的堅韌。本科期間，他在鄭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以專業(yè)綜合成績第一名的身份獲得保研資格，累計斬獲河南省三好學生、教育部“我心中的思政課”微電影展示全國一等獎等50余項榮譽。

進入浙大后，他碩博連讀期間提前一年畢業(yè)，博士論文送外審獲得五個“優(yōu)”的全優(yōu)評價，以獨立作者身份在《馬克思主義研究》等權威期刊發(fā)表多篇論文，其研究成果還斬獲浙江大學學生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成為該院首位獲此殊榮的學生。這些硬核成就，是他在書桌前熬過的無數個深夜，是在圖書館翻閱的海量文獻，是在學術研討中反復打磨的結晶，與“背景”毫無關聯。那些炮制背景論者，實則是用陰暗心理揣度他人奮斗，既不尊重事實，更不敬畏努力。

質疑“26歲太年輕當不了博導”，本質上是陷入了“年齡即資歷”的迷思，無視了科學史上青年才俊輩出的鐵律?？v觀人類科學發(fā)展史，青年從來都是突破創(chuàng)新的核心力量，許多劃時代的成就都誕生于學者的青年時期。牛頓23歲時因躲避瘟疫在家鄉(xiāng)閉門研究，發(fā)現了萬有引力定律的核心原理，為經典力學體系奠定基礎；愛因斯坦26歲時發(fā)表《論動體的電動力學》，提出狹義相對論，顛覆了人類對時空的傳統(tǒng)認知，這一成就至今仍是現代物理學的基石；海森堡24歲創(chuàng)立矩陣力學，開創(chuàng)了量子力學的全新研究范式，憑借這一成就31歲時便斬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在社會科學領域，青年學者同樣能創(chuàng)造不朽功績。我國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費孝通28歲時便完成了《江村經濟》的核心調研與初稿撰寫，這部被譽為“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fā)展里程碑”的著作，將人類學研究從“異域原始文化”轉向“本土經濟生活”，為中國社會學開辟了全新領域。彼時的費孝通剛剛經歷喪妻之痛，帶著未愈的傷痛深入江南鄉(xiāng)村，用扎實的田野調查勾勒出中國基層社會的運行肌理，這樣的青年成就足以讓后世敬仰。西方社會學奠基人馬克思30歲時與恩格斯共同發(fā)表《共產黨宣言》，這部僅23頁的小冊子，成為推動人類社會變革的思想引擎，深刻改變了世界發(fā)展進程。這些史實雄辯地證明，學術成就的高低與年齡大小并無必然關聯，創(chuàng)造力的迸發(fā)從不以工齡長短為前提。

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質疑者因閔超研究社會科學而輕視其成就，這種學科偏見比年齡歧視更具危害性。事實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如同支撐人類文明前行的“車之兩輪、鳥之雙翼”，二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廢。馬克思早已指出，人類認識世界的科學只有一門，即歷史科學，它既包括自然史（自然科學），也包括人類史（社會科學），二者相互制約、不可分割。

從歷史維度看，社會科學的突破對國家民族的命運起著決定性作用。近代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根源不僅在于自然科學的落后，更在于社會制度的腐朽和思想觀念的僵化。正是馬克思主義這一社會科學理論傳入中國，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無數先進知識分子憑借社會科學的理論武器，剖析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探索民族獨立的正確道路。

如果沒有社會科學的理論指引，就不會有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不會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更不會有新中國的誕生。正如費孝通在《江村經濟》中所言，社會科學的使命在于“把握中國社會在當代條件下的宏觀社會變遷過程以及可能的應對之道”，這種對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探索，其重要性絕不亞于自然科學對自然規(guī)律的揭示。

從現實維度看，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融合早已成為時代趨勢?，F代經濟學借鑒物理學的分析工具構建邊際主義理論，管理學借助生物學的蜂群思維發(fā)展自組織理論，環(huán)境科學更是需要自然科學家與社會科學家協同攻關，才能破解全球氣候變暖的難題。

閔超所研究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社會科學的重要分支，為解讀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指導社會實踐提供了核心方法論。他的研究成果《馬克思1848年法國革命研究與唯物史觀的具體化轉向》，深化了對唯物史觀的理解，這種理論創(chuàng)新對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怎能因其屬于社會科學而被輕視？

浙江大學聘用閔超為博導，絕非草率之舉，而是基于科學評價體系的理性決策，彰顯了一流高校的人才視野。浙大“新百人計劃”明確規(guī)定，研究員實行6年聘期制，具備博士研究生招生資格，這一制度設計與國際頂尖高校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接軌。在歐美發(fā)達國家的研究型大學，剛獲得博士學位的助理教授即可擔任博導，這種“崗位制”而非“頭銜制”的博導設置，為青年學者提供了獨立開展科研的平臺。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的觀點切中要害：公眾的質疑源于將博導視為“頭銜”，而實際上博導本就是“崗位”，關鍵在于是否具備相應的學術能力。

閔超的學術能力早已通過多重檢驗：博士論文全優(yōu)評價是同行專家的認可，權威期刊論文是學術共同體的接納，多項科研成果獎勵是學術水平的佐證。更重要的是，浙大的聘期考核機制為人才選拔加上了“安全閥”，6年聘期內的業(yè)績評估將決定其是否能獲得長聘教職，這種“能上能下”的機制遠比單純以年齡論資排輩更科學。

將這樣的崗位賦予閔超，既是對其過往成就的肯定，更是對其未來潛力的期許，這種敢于打破年齡桎梏的用人魄力，正是我國高等教育培養(yǎng)創(chuàng)新人才的關鍵所在。

回望人類文明進程，任何一次科學突破都離不開對傳統(tǒng)觀念的顛覆。當年26歲的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時，也曾遭遇質疑；28歲的費孝通撰寫《江村經濟》時，也有人輕視其年輕資歷。但歷史最終證明，成就的大小只與智慧、努力和創(chuàng)新精神相關，與年齡無關；學科的價值只與對人類文明的貢獻相關，與是否能產生具象發(fā)明無關。

在這個呼喚創(chuàng)新的時代，我們更需要打破“年齡崇拜”和“學科偏見”的雙重枷鎖。浙大聘用26歲的閔超為博導，不僅是對一位青年學者的認可，更是對一種科學人才觀的踐行——以能力論英雄，以潛力定未來。

那些沉迷于“后臺論”、“背景論”的質疑者，不妨放下偏見，看看閔超書桌前堆積的文獻，看看他父親在高空作業(yè)車上的辛勞，看看無數像他一樣靠努力改變命運的青年學者。

唯有摒棄偏見、尊重事實，才能為青年人才營造更好的成長環(huán)境，讓更多“閔超們”敢于追夢、勇于突破，為國家的科學事業(yè)注入源源不斷的青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