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跟幾十年前肯尼迪總統(tǒng)那句豪氣干云的“我們將付出任何代價，承受任何重負”形成了鮮明反差。從“我能扛起整個世界”到“我扛不動了，你們得來幫忙”，這種轉變不只是修辭上的變化，更折射出美國內外政策的深層調整。

美國對自己的角色想象，經歷了一場從“英雄”到“凡人”的轉變。在冷戰(zhàn)時期和其后一段時間里，美國精英樂于將自己描繪成現(xiàn)代版的阿特拉斯——那位在神話中用頭和雙手撐起天空的泰坦巨人，強大、堅韌且自愿肩負重任。

這種轉變并非憑空而來，它呼應了美國國內一股日益強烈的情緒：許多民眾認為美國在海外“管得太寬”、“花錢太多”，而盟友卻在“搭便車”。當領導世界從一種道德榮耀變成一筆經濟負擔時，“阿特拉斯”就想“聳聳肩”了。那么，這種“想卸擔子”的念頭，背后有什么樣的思想支撐呢？

要理解美國當下這種“卸擔子”心態(tài)，一位俄裔美國作家的思想無法繞過，她就是安·蘭德。她的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在近年來的美國政治 discourse 中頻頻被提及，甚至被媒體認為影響了一批特朗普時代的政治人物。

蘭德描繪了一個極端對立的世界：一邊是創(chuàng)造財富的企業(yè)家、發(fā)明家（“創(chuàng)造者”），另一邊是寄生在他們勞動成果上的政客和索取者（“掠奪者”）。

小說中的“創(chuàng)造者”們最終選擇集體“罷工”——也就是“聳聳肩”，甩掉社會強加給他們的不合理負擔，任由舊體系崩潰，以期重建一個崇尚理性利己和自由市場的新世界。

書里一個核心橋段是，有人問：如果你看到阿特拉斯用盡力氣扛著地球，鮮血直流，膝蓋打顫，你該對他說什么？答案是：“聳聳肩。”在這里，“聳肩”不再是消極逃避，而被賦予了一種反抗不公、拒絕被“道德綁架”進行無謂犧牲的正面色彩。

這種思想為“美國優(yōu)先”、要求盟友分擔更多責任的政策提供了某種哲學包裝：美國不是不負責，而是拒絕再當那個被“掠奪者”（搭便車的盟友）占便宜的“傻大力士”。

其實，擔心自己“扛不動”了的超級大國，美國不是第一個。早在1902年，當時的英國殖民地大臣約瑟夫·張伯倫就曾把大英帝國形容為“疲憊的泰坦”，在命運的重壓下步履蹣跚，并呼吁各殖民地幫忙分擔防務責任。

歷史學家弗里德伯格專門研究過這段時期，他認為當時的英國就經歷了“相對衰落”的焦慮——盡管絕對實力仍強，但已感受到新興國家（如美國、德國）的趕超壓力。有趣的是，弗里德伯格認為，這種焦慮感不一定是壞事。

它可能促使國家進行戰(zhàn)略調整，集中資源應對關鍵挑戰(zhàn)。例如英國當年通過與美國修好、與日本結盟，部分轉移了戰(zhàn)略壓力，從而聚焦于主要對手德國。他指出，美國歷史上也多次出現(xiàn)這種“衰落論”引發(fā)的焦慮，但恰恰是這種危機感避免了國家的“社會倦怠”，使其保持活力與調整能力。

它可能不完全是真的要擺爛不干了，而更像是一種充滿危機感的戰(zhàn)略動員。它通過對外喊話“我累了，你們得加錢出力”，來測試盟友的忠誠度并轉移成本；同時在國內，它也是一種政治動員，凝聚那些對海外干預感到厭倦的選民。

至于中國、俄羅斯等其他大國，則會密切關注這一轉變帶來的權力空隙與地區(qū)動蕩，并調整自己的戰(zhàn)略。最終，我們面臨的可能不是一個簡單的“接力”故事，而是一個進入“共同分擔”但摩擦不斷、責任界定模糊的過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