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成功，并不在于能阻止如潮的游客在武康大樓前舉起手機，而在于在鏡頭與建筑之間，植入了一段令人回味的歷史氤氳與文化記憶。

原文 ：《流量吞噬中的文學打撈》

作者 |上海外國語大學 孫璐

圖片 |網(wǎng)絡

武康大樓的街角，如今已成為上海一道獨特的都市景觀。在那棟歷經(jīng)了近一個世紀風霜的建筑面前，源源不斷地匯聚著來自天南海北的圖像“朝圣者”，他們以大樓經(jīng)典的弧形轉(zhuǎn)角為背景，不知疲倦地在取景框中尋找完美的構圖。在混雜著新煮咖啡的醇郁和時髦過客的香水的空氣中，懸浮著一種由各種扭捏造型與頻繁快門聲織就的焦躁感，讓人不禁生發(fā)出一種莫名的恍惚：當一座建筑被如此熱烈地“看見”時，當它的影像成為一種心照不宣的社交資本、被無數(shù)次分享與點贊時，它本身蘊藏的故事是否還會有人在意？它所見證的歷史是否正在以同樣的速度悄然流逝？

對文化失憶的優(yōu)雅抵抗

這個縈繞于眾多文化觀察者心頭的疑問，幾乎精準地印證了法國思想家居伊·德波半個多世紀前對于“景觀社會”的預言。在《景觀社會》一書中，德波曾頗具洞見地指出：景觀已成為當前“現(xiàn)實社會非現(xiàn)實的核心”，它并非簡單的影像堆積，而是通過影像將人與人連接起來，形成一種新的社會控制形式。同時，新聞、廣告、娛樂等視覺化內(nèi)容構建了人們的消費觀念和生活方式，其所指向的展示性目標和異化性需要成為人之存在的新型確證。德波大概不會料到，自己那套略顯晦澀的理論，會在多年后的上海街角被演繹得如此直白與生動。在社交媒體的流量算法與無窮無盡的影像復制下，武康大樓成為一個被抽干了內(nèi)在生命的美學空殼、一個懸浮于真實時空之外的消費符號。人們無需了解這棟大樓的過往，甚至無需知曉這座建筑的名字，只需要通過一次完美的拍攝、一個恰到好處的濾鏡、一次成功的“打卡”定位發(fā)布，便與它、與世界建立了某種連接。人們對視覺影像的饑渴感，遠遠超過了對歷史真相的探求欲；對出片率和點贊量的狂熱，遠遠大過了對文化記憶的共情。

正是在這股近乎輕浮的時代風尚里，資深媒體人高淵的長篇小說《諾曼底公寓》（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仿佛一場清醒而執(zhí)拗的逆行。它的問世，并非為了給這股“追星”熱潮再添一把薪柴，為這座“網(wǎng)紅”地標再鍍一層文學的金粉，而是實現(xiàn)了一種對影像社交的祛魅、對文化失憶的優(yōu)雅抵抗。憑借文學的獨特表達，它試圖去除涂抹在武康大樓表面的喧嘩浮色，重新握住歷史的韁繩；它試圖為這座幾乎被掏空精神內(nèi)核的建筑重新注入時間的重量與人性的溫度。

“祛魅”的野心

小說的“祛魅”野心，從它的命名便可見一斑。高淵毅然拋棄了“武康大樓”這個如今被流量定義和過度消費的名字，選取了其在1953年之前的原名、那個鐫刻著戰(zhàn)火與離亂的稱謂“諾曼底公寓”。這看似簡單的文字置換，實則是一種為建筑尋根正名的宣告，以糾偏的姿態(tài)拒絕與當下的消費邏輯同流合污。隨即，小說牽引我們的視線由外及內(nèi)，將我們仰望的游客視角切換為沉浸的住戶日常。高淵沒有花費太多筆墨去復刻那副我們早已爛熟于心的外觀，而是帶領我們走進那扇沉重的旋轉(zhuǎn)門，將敘事空間錨定于公寓內(nèi)部。在這里，我們所經(jīng)驗的，不再是冰冷的建筑幾何學，而是它作為一個生命有機體的呼吸與搏動。隨著公寓內(nèi)部交織的生存掙扎與死亡陰影一一展露，我們目睹的是光鮮與窘迫的奇妙共存：在它那優(yōu)雅的外表之下，潛藏著驚心動魄的秘密和不為人知的辛酸，包裹著來自不同國度租客們的無盡鄉(xiāng)愁與相互慰藉。

小說的魅力，正在于用具體的人間煙火為建筑賦予了質(zhì)感，用欲望、恐懼、哀傷、溫情等種種復雜而鮮活的情感為建筑注入了生機與靈性，以此顛覆外部世界中只剩下視覺的貧瘠感知。由此，武康大樓不再是一個被觀看的景觀，而成為一個值得被探尋的歷史容器。當戰(zhàn)爭的風云變幻折射于電梯升降間鄰里關系的微妙變化，當國族的跌宕命運濃縮于一戶人家的倉皇搬離，宏大的時代風暴便不再是報紙頭條抽象的標題，而是具象化為漸趨凝重的眼神、令人窒息的寂靜，滲透于可觸可感的生活日常。建筑本身堅固而靜默的存在，與其中每個人脆弱而流徙的命運，形成一種震撼人心的張力，使歷史的冷暖與人性的光暗以一種不加濾鏡的真實狀態(tài)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

穿透“網(wǎng)紅”景觀的虛浮

倘若將《諾曼底公寓》置于更廣闊的文學版圖中，不難發(fā)現(xiàn)“上海敘事”中有關歷史描摹的風格變遷，其所映照出的是記憶書寫在不同時代呈現(xiàn)的不同樣態(tài)。同樣是聚焦上海的公寓生活，張愛玲筆下的公寓是演繹人物內(nèi)心的舞臺，歷史則是窗外遙遠而壓抑的背景音。她用更加向內(nèi)的筆觸描繪各色人物如何用盡力氣經(jīng)營愛欲情仇，袒露出的是人性的幽微和情感的算計，將一股末世的蒼涼注入瑣碎的日常。在她的筆下，歷史雖是彌漫在空氣中的重負，但記憶尚是活生生的、溫熱的。到了金宇澄的《繁花》，記憶的形態(tài)已發(fā)生了顯著變化，它不再是親歷的創(chuàng)痛，更像是一種充滿鄉(xiāng)愁的考古，已然帶有幾分挽歌的調(diào)性。當一個時代的肌理與方言生態(tài)逐漸遠去，金宇澄試圖用滬語的活色生香，去復活海派市井的“不響”，去追認那些正在消逝的、屬于市民階層的生存智慧與情義網(wǎng)絡。而高淵的寫作，更像是一次“臨危受命”的緊急行動，它所面對的敵人，不再是時間的自然流逝與記憶的逐漸模糊，而是景觀社會導致的真空聯(lián)結，是影像浪潮下的淹沒性遺忘。此時，文學所能發(fā)揮的效力，或許無法再依靠對氛圍的追憶、或?qū)η徽{(diào)的復刻，而需“呈堂證供”式的考據(jù)與還原。

《諾曼底公寓》正是試圖憑借這種更具新聞眼、更富歷史感的“硬核”敘事，穿透“網(wǎng)紅”景觀的虛浮。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曾提出著名的“記憶之場”理論，以此區(qū)別于傳統(tǒng)社會中的“記憶環(huán)境”。所謂“記憶環(huán)境”，是記憶與歷史本質(zhì)同一，故而是自然傳承、無需言說與重構的真實環(huán)境；“記憶之場”，則是“記憶環(huán)境”瓦解后，被現(xiàn)代社會有意建造出來、用以維系過去的儀式性場所。循此而觀，張愛玲講述的記憶尚屬前者，金宇澄的《繁花》創(chuàng)造了一座屬于語言的“記憶之場”，高淵的《諾曼底公寓》則是一次更為悲壯的嘗試：以一座文學的“記憶之場”，去搶救一個即將被景觀吞噬、被影像掏空的“記憶之場”，它所對抗的不僅是遺忘本身，更是被流量精心炮制、偽裝成記憶的消費符號。

然而，我們又不得不懷疑，這場抵抗文化失憶、拒絕景觀消費的文學努力，最終是否也會淪為景觀的一部分？這樣一部旨在以真實對抗虛空、進而為歷史招魂、為奇觀祛魅的嚴肅作品，其自身是否也難逃被文化商業(yè)和消費主義系統(tǒng)收編、并最終成為“網(wǎng)紅”的新流量籌碼？當小說的封面和武康大樓的照片一并出現(xiàn)在社交媒體上，未來的游客或許只是多了一句打卡時的談資：“哇哦，這就是那本小說描寫的地方！”由此，深刻的文學反思降維成更具“文化深度”的消費套餐和社交資本。這并非杞人憂天，因為在一個事事被影像、人人皆媒介的時代，每一次有意識的反抗都有可能為它所反抗的對象提供新的養(yǎng)料。

但這并不意味著抵抗的無意義，因為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文化姿態(tài)本身就是一種意義。小說的價值，在于提醒我們存在另一種景觀“觀看”方式的同時，也讓我們有機會重新思考，在我們與所生活的這個世界之間，除了拍攝與被拍攝，是否還有其他更深入、更堅實的聯(lián)結途徑。小說的成功，并不在于能阻止如潮的游客在武康大樓前舉起手機，而在于在鏡頭與建筑之間，植入了一段令人回味的歷史氤氳與文化記憶。

作為讀者和這個時代的親歷者，我們同樣需要直面問題的勇氣：當一個又一個歷史空間被社交傳媒改造為消費景觀，當我們的記憶越來越多地被流量塑造、被算法規(guī)訓，我們該如何安放自己與過去的關系？在每一次快門閃光、每一次社交媒體分享之后，我們同樣需要沉靜與耐心，去觸碰磚瓦深處的無聲故事，去打撈被景觀社會遮蔽的歷史文脈。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chuàng)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79期第8版，未經(jīng)允許禁止轉(zhuǎn)載，文中內(nèi)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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