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9日，南京，那一刻閃光燈把整個會場照得慘白。

中國戰(zhàn)區(qū)受降儀式上，作為中方代表的何應欽，伸手接過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投降書。

有人洗地說是“禮儀之邦的風度”，有人說是“儒將本色”，可你要是把檔案袋里的灰塵抖干凈，就會發(fā)現(xiàn)這根本不是什么禮貌。

這哪里是彎腰，分明是一種刻進骨子里、去不掉的“肌肉記憶”。

如果不是后來美國人突然參戰(zhàn)，一把掀翻了賭桌，何應欽這三個字，搞不好早就刻在漢奸恥辱柱上了，弄不好排名還能跟汪精衛(wèi)爭一爭。

要把何應欽這個人看透，光看他1945年的高光時刻沒用，得倒帶回去，看他在那一堆爛攤子里的表現(xiàn)。

時間回撥到1933年的塘沽，那會兒長城抗戰(zhàn)剛打輸，華北眼看著要完。

作為全權代表的何應欽，在《塘沽停戰(zhàn)協(xié)定》的談判桌上，直接上演了一出讓后來學歷史的人都覺得腦殼疼的戲碼。

咱們都知道，國與國談判，哪怕你是戰(zhàn)敗方，為了哪怕一丁點利益，通常都得爭得面紅耳赤，甚至拍桌子罵娘。

但何應欽倒好，日本人擬定的那些喪權辱國的條款，他幾乎是一字不改，照單全收。

那個簽字的速度，比咱們現(xiàn)在收快遞簽個字都要快，生怕日本人反悔似的。

緊接著的《何梅協(xié)定》更是離譜到家。

雖然事后他到處跟人解釋，說自己當時“拒絕簽字”，其實呢？

他是發(fā)電報給行政院，想找個臺階下，最后還不是半推半就地答應了。

這事兒的根源，不在于他不懂外交技巧，而在于他骨子里對日本軍隊那種深深的恐懼和崇拜。

別忘了，何應欽是典型的“留日派”，也就是著名的“士官系”出身。

對面坐著的很多日軍高級將領，當年跟他不僅是老同學，有的可能還在一個澡堂子搓過背。

這種同窗之誼加上他對日本國力的迷信，讓他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就敢直接駁回宋希濂等愛國將領的請戰(zhàn)書。

理由露骨得讓人沒法聽：“打不過，求和才是上策。”

這種“恐日病”，在當時的國民黨高層可不是個別現(xiàn)象，說難聽點，簡直就是一種流行病。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前夕，這可以說是中國最黑暗的時刻。

日軍通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送來了七項極為苛刻的誘降條件。

什么承認偽滿洲國、華北特殊化、共同防共之類的，要是答應了這些，中國基本上就亡了一半了。

就在國民政府最高層的那個會議室里，出現(xiàn)了一幕讓人脊背發(fā)涼的場景。

唐生智、白崇禧、徐永昌這些平時威風八面的軍政大佬，居然認為“可以談”。

孔祥熙、居正、陳立夫這幫人呢，一個個低著頭默不作聲，跟啞巴了一樣。

何應欽更是毫無異議，甚至覺得這是一個機會。

整整一屋子的國民黨精英，面對這種亡國滅種的條款，竟然幾乎一邊倒地想要妥協(xié)。

反倒是平時被罵作獨裁者的蔣介石，在最后關頭咬牙沒松口，拍了板說不能談。

這事兒充分暴露了何應欽的政治底色——在他的算盤里，只要能保住地盤和政治資本，國家主權是可以拿來做交易的籌碼。

更驚悚的事兒還在后面，這事兒現(xiàn)在都沒多少人提。

到了1939年，抗戰(zhàn)進入了最艱難的相持階段，大家都再苦撐。

那一年的8月，就在第一次長沙會戰(zhàn)前夕，一個自稱代表德國戈寧（Goning）的神秘密使，突然出現(xiàn)在重慶。

這人來的目的只有一個：勸蔣介石投降日本。

你想想，在那個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一個外國密使能大搖大擺地把手伸進國民黨最高統(tǒng)帥部，這背后沒內(nèi)鬼誰信？

這個牽線搭橋的人，正是何應欽。

蔣介石雖然是個反共老手，但在民族氣節(jié)這道紅線上，那一刻他比何應欽清醒得多，直接把這個密使驅逐出境了。

這件事后來成了何應欽的一塊心病，二戰(zhàn)結束后，他借著酒勁跟朋友吹噓，顛倒黑白說當年是自己極力勸阻蔣介石不要投降。

但這事兒白紙黑字都在檔案里記著呢，那個時期，他實際上就是國民黨內(nèi)“主和派”的帶頭大哥，時刻準備著在抗戰(zhàn)崩盤時，作為新政府的代理人去收拾殘局。

那么問題來了，既然何應欽這么親日，甚至有點“二五仔”的嫌疑，為什么蔣介石還一直重用他，甚至讓他當了長期的軍政部長？

這就是蔣介石玩弄權術陰暗的一面了，簡直是把“帝王心術”玩到了極致。

在蔣介石看來，抗戰(zhàn)前景不明朗，他得做兩手準備：左手拿著陳誠、薛岳這樣的“主戰(zhàn)派”去跟日本人拼命，那是給外人看的，也是真打；右手呢，必須留著何應欽這樣的“親日派”跟日本人周旋。

萬一哪天真的打不下去了，何應欽就是他跟日本談判最好的橋梁，是他給自己留的一條后路。

這種將國家命運視作私家賭博的軍閥心態(tài)，正是國民黨雖然擁有幾百萬軍隊，卻始終無法凝聚起真正抗戰(zhàn)力量的根本原因。

何應欽的存在，本質(zhì)上就是蔣介石對日政策搖擺不定的一個活體標本，或者說，一個備用的“白手套”。

可是啊，人算不如天算，局勢的變化總是比這幫政客的算計來得快。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發(fā)，美國對日宣戰(zhàn)。

這下子，風向徹底變了。

傻子都看得出來，日本人的失敗只是時間問題，現(xiàn)在美國的大腿才是最粗的。

何應欽這個混跡官場多年的“老油條”，嗅覺那是相當靈敏。

他迅速收起了那副親日的嘴臉，開始在各種場合大談“抗戰(zhàn)到底”，調(diào)門比誰都高。

但蔣介石也不傻，既然現(xiàn)在要抱美國人的大腿，還要準備搞反攻，那個滿身“日式霉味”的何應欽就沒有利用價值了，反而成了外交上的負資產(chǎn)，留著他還容易讓美國盟友誤會。

于是，到了1944年，隨著美援源源不斷地運進來，蔣介石果斷把軍政部長換成了態(tài)度強硬、而且跟美國人關系更好的陳誠。

何應欽雖然在抗戰(zhàn)末期指揮了湘西會戰(zhàn)等戰(zhàn)役，但這更多是順水推舟的“摘桃子”行為，根本沒法洗刷他前半段那些投降主義的污點。

當我們重新把這段歷史翻出來曬曬，就會發(fā)現(xiàn)所謂的“名將”光環(huán)下，往往掩蓋著骯臟的政治交易。

何應欽的一生，精準地詮釋了什么叫“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從早期的跪舔日本，到中期的暗通款曲，再到后期的見風使舵，他從來沒有真正站在國家和老百姓的立場上思考過哪怕一秒鐘。

他所做的一切，不過是為了在亂世中保住自己的榮華富貴。

那個在南京受降儀式上深深彎下去的腰，不僅僅是一個動作，更是那個時代舊軍閥軟弱、腐朽、無視民族大義的真實寫照。

歷史或許會被任人打扮，但只要稍微撥開一點迷霧，那些藏在檔案縫隙里的真相，就會像尖刺一樣扎出來。

1987年10月，何應欽在臺北病逝，活了98歲，這輩子也沒為那個彎腰道過歉。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