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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提出：

“凡陳，行惟疏，戰(zhàn)則密”一句，出自中國古代名氣頗高的《司馬法》一書的佚文，戰(zhàn)國兵書《尉繚子》對此亦有所引用，稱“陳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傳世《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周禮》，及銀雀山漢墓出土《孫臏兵法·十陣》中，亦有“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故用兵之法：教戎為先……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教……疏數之節(jié)”、“疏陣者，所以吠也；數陣者，為不可掇”之語。

漢末時期，曹操政權的軍令中也保持了對于《周禮》、《孫臏兵法》中所謂“疏數”的強調，見《通典》卷一四九引《魏武步戰(zhàn)令》：“……諸部曲者，各自安部陳兵疏數，兵曹舉白，不如令者斬。”

至明朝時，中國古代的軍事家仍然在根據他們自己的理解而強調這一原則，《明太宗實錄·卷二百六十二》有：“丙寅，上命諸將于各營外布陣，神機銃居前，馬隊居后，令軍士暇間操習，且諭之曰：陣密則固，鋒疏則達，戰(zhàn)斗之際，首以銃摧其鋒，繼以騎沖其堅，敵不足畏也?！?/p>

按此所言，則在永樂皇帝看來，草原游牧首領們的用兵也是遵從這一規(guī)律的。相對地，明軍應以火器摧其疏鋒，繼以騎兵蹂其密陣，如此才能贏得勝利。而事實上，這一原則也確實在《蒙古秘史》所記載的成吉思汗訓令中有所呈現：

像灌木叢般地前進，擺開海子般的陣勢，像鑿子般地攻進去！——《蒙古秘史》195節(jié)

更進一步地，我們還可以參考如下史料：

會戰(zhàn)中，西徐亞人不會像羅馬人或波斯人那樣將戰(zhàn)線分為三個部分，而會將全軍分成好幾支規(guī)模不等的部隊。各部隊之間距離十分接近，看起來就像是一條十分漫長的戰(zhàn)線……

西徐亞人會依據環(huán)境不同調整陣型縱深，但通常他們更傾向于采用較大的縱深，同時保持完整而密集的正面……他們也善于在詐敗之后回身反擊，或分散成小股部隊，采用楔形隊形進行沖鋒?！菡纪ケ鴷稇?zhàn)略》十一章 各民族的特點及戰(zhàn)術

德光乃令千騎為隊，前銳后方?！秲愿敗ぞ硪话偈恕?/p>

前文所引，無論是蒙古史料中所記載的，成吉思汗對于將士們的訓令，還是中國史料對于契丹騎兵的形容，描述的實際上都是同一種布陣方式，即拜占庭兵書《戰(zhàn)略》形容西徐亞人的戰(zhàn)法時所說的：

“一條十分漫長的戰(zhàn)線……采用較大的縱深，同時保持完整而密集的正面”、“他們也善于……分散成小股部隊，采用楔形隊形進行沖鋒”：所謂“像灌木叢般地前進”，正是“分成小股部隊”的意思；“像鑿子般地攻進去”，說的也正是“采用楔形隊形進行沖鋒”。

而“海子”這個詞，在蒙古語中指的就是湖泊，蒙古人把認知范圍內稍大一些的湖泊都叫做“海子”，這里的意思是成吉思汗的部隊擺出的陣型廣闊，猶如湖泊一樣龐大，因此也正是《戰(zhàn)略》所說的“采用較大的縱深，同時保持完整而密集的正面”——這樣的陣法，當然也就是《冊府元龜》中記載的“前銳后方”之陣。

綜上所述，“鋒疏、陣密”這一原則，在各種不同類型的軍隊中，都是存在應用空間的。但這樣，也就帶來了一個我們當前尚未能得知答案的問題：堅持這一理論原則的現實原因是什么？

傳統(tǒng)中國兵書，對這一原則的解讀是以“奇正相變”為主，所謂“分、合”者，相變?yōu)槠妫蛔優(yōu)檎?。這樣的解讀，固然可以說是有其理論高度所在，但也未免有些失于空泛。

前引《十陣》的解釋是“必疏鉅間，多其旌旗羽旄”，虛張聲勢以嚇唬敵軍，但這樣的解釋是與后文所謂“玄襄之陣，必多旌旗羽旄，鼓翟翟莊”是存在明顯重復的，所以也不能說是什么可靠的解讀（出土《孫臏兵法》只是將多篇不同的文章用同一個作者的名義進行歸納的產物，理論水平存在參差）。

其它觀點，諸如疏散隊形能方便士兵使用兵器，靈活機動的說法，也只是片面強調了疏散隊形的優(yōu)點，而沒有考慮到疏散隊形的缺點。因此，我認為這個問題在目前還沒有得到良好的回答。

步兵與騎兵各自的交戰(zhàn)方式：

若要對之前我們已經提到過的“游牧民族的布陣法”作進一步的延伸討論，《黑韃事略》的記載就無疑是相當具有參考價值的歷史材料：

其破敵，則登高眺遠，先審地勢，察敵情偽，專務乘亂。故交鋒之始，每以騎隊輕突敵陣，一沖才動，則不論眾寡，長驅直入。敵雖十萬，亦不能支。不動則前隊橫過，次隊再沖。再不能入，則后隊如之。方其沖敵之時，乃遷延時刻，為布兵左右與后之計。兵既四合，則最后至者一聲姑詭，四方八面響應齊力，一時俱撞。

可見，蒙古人的戰(zhàn)法，乃是以“疏鋒”發(fā)動多個波次的沖擊，以此掩護后續(xù)部隊（“密陣”）的迂回包抄，即所謂“遷延時刻，為布兵左右與后之計”。一旦“疏鋒”取得戰(zhàn)果，“則不論眾寡，長驅直入”，萬一“疏鋒”不能取得戰(zhàn)果，后續(xù)部隊亦可以迂回、包抄敵人，徐徐圖之，或在宛城合圍以后，“四方八面”“一時俱撞”。

可以說，這就是一支主要由騎兵所組成的軍隊，在對敵作戰(zhàn)時一般所采用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作戰(zhàn)方式。

然而，問題在于，所謂“鋒以疏則達”的說法對于步兵部隊而言似乎并不成立。這里，我們可以參考百年戰(zhàn)爭后期被稱為“英格蘭之禍（Fléau des Anglais）”的讓·德·布伊爾（Jean V de Bueil），于1466年創(chuàng)作的半自傳體小說Le Jouvencel（《青年騎士》）中，對于步兵戰(zhàn)術的說明：

有些指揮官偏愛設置前鋒部隊，但依我之見，這種戰(zhàn)術在步兵作戰(zhàn)中并無益處；真正需要的是在主陣前方布置一支由精選士兵組成的大部隊，并確保主陣緊隨其后。因為一旦陣型分散，部隊便潰敗無疑——而若未保持緊密隊形，陣線極易被割裂。正因如此，我主張軍隊應保持密集陣型，如此方能如楔子般突入敵陣。

事實上，保持密集隊形是步兵隊伍在抵抗敵人沖擊，主動發(fā)起沖擊時的必然選擇。采用疏散隊形作戰(zhàn)的輕裝步行散兵若不能及時結為密集陣型作戰(zhàn)，就無疑會被敵軍迅速擊潰，少數的幾名勇敢者很少能在齊射之下幸存，剩余的散卒在面對敵人的圍攻時也常常會不知所措。

但騎兵則不是這樣，因為闖入隊列的馬匹不可能被人類用力氣阻擋，問題僅僅在于大多數士兵和馬匹都沒有沖到敵人近前的勇氣而已——只需要有少數騎兵能發(fā)揮勇氣，就完全足以從敵陣中打開缺口，而他那些見狀鼓起勇氣的戰(zhàn)友，也會在這時一擁而上，發(fā)揮出十倍于其個人的殺傷效果。

理解了“鋒以疏則達”的戰(zhàn)術原則，實際上并不像“陣以密則固”一樣適用于步兵作戰(zhàn)以后，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以車戰(zhàn)為主流的中國早期戰(zhàn)爭史，為何會有這一教條存在了。作為相對騎兵而言更極端地強調沖擊力和速度的兵器，駕馭戰(zhàn)車作戰(zhàn)的士兵，可以說是完全沒有使用密集隊形作戰(zhàn)的可能的。

前引《十陣》的作者，之所以不能很好地理解這一戰(zhàn)術原則的意義，實際上，也與歷史進入到戰(zhàn)國時期以后，車戰(zhàn)的重要性被愈發(fā)削弱，顯然是存在一定關系的。

總之，能否維持一條完整的戰(zhàn)線，并不是騎兵沖擊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疏鋒”的戰(zhàn)術價值并不由其數量和規(guī)模所決定，列成一條過于寬廣而又得不到后續(xù)部隊支持的戰(zhàn)線，甚至反而會對騎兵們展現自身勇氣的傾向產生負面影響，這些困難，在德·布伊爾《青年騎士》和莫里斯二世所著《戰(zhàn)略》的內容中，其實是說得很清楚的：

假設敵人也有預備隊：至少你能與他的部隊相匹配——這意味著你絕不能忽視預備隊。意大利指揮官總是給預備隊派去的人數比騎馬作戰(zhàn)的人數多出一半以上；其他民族則不是這樣。

因此，如果你與意大利軍隊交戰(zhàn)，你應該留出更大的預備隊。其他國家不會這樣做——但指揮官的工作就是注意新的部署：任何新的發(fā)展都需要新的戰(zhàn)術。

排布兩條戰(zhàn)線的作用和必要性：

在一場大規(guī)模騎兵戰(zhàn)中，倘若一位將軍將全部騎兵都排進一條單獨的戰(zhàn)線，沒有留下任何預備隊來應對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那么此人肯定要算是有勇無謀。會戰(zhàn)并不像門外漢所想象的那樣，單憑人數、勇氣或單純的進攻就能獲勝。

上帝在上，會戰(zhàn)必須憑借戰(zhàn)略技巧才能獲勝。戰(zhàn)略讓我們能夠利用時間和空間，出敵不意地使用各種智謀，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對戰(zhàn)略藝術的熟練運用，不僅是在戰(zhàn)爭中幸存的必要技能，也是一位智勇雙全之將的主要特點。

這種技藝不僅讓將軍們能夠維持軍隊的秩序和協(xié)調，能在變換戰(zhàn)斗隊形或發(fā)動進攻時保證軍隊安全，而且還能讓將軍免受敵軍詭計的威脅，甚至還可能將計就計，利用敵人的詭計來對付他們。

正是在考慮這些因素后，先代的軍事學者們才將軍隊編成了團、師或者戰(zhàn)團，并像今天的阿瓦爾人和突厥人那樣編組成擁有兩條戰(zhàn)線的戰(zhàn)斗隊形，以便任何位于第一線的單位在即將支撐不住時，都能很快得到支援。

無論是羅馬人還是波斯人，都不會將軍隊僅排成一條戰(zhàn)線，那樣無疑相當于將數以千計的騎兵命懸一線。正因為如此，羅馬人和波斯人才將部隊排成兩條戰(zhàn)線，有時甚至是三條，為各部隊提供足夠的縱深，尤其是在軍隊人數龐大之時。

只有這樣，軍隊才能夠面對任何情況。在我們看來，將所有騎兵全部排列進一條戰(zhàn)線，無異于自取滅亡，而這一點在軍隊僅擁有槍騎兵時尤為突出。在軍隊人數較多的情況下，僅排一條戰(zhàn)線會導致戰(zhàn)線過長，部分士兵必定會被布置在不適合作戰(zhàn)的地形上，而戰(zhàn)線過長本身也會導致部隊秩序混亂，難以駕馭。

這樣一來，各單位之間便很難協(xié)調作戰(zhàn)，戰(zhàn)線在與敵軍接戰(zhàn)前就很可能自行破碎了。倘若遭遇敵軍迂回或者奇襲，單條戰(zhàn)線會因為缺乏預備隊來保護第一線，其后方和側翼也完全沒有掩護，只能依靠前線部隊掉頭來對付這些威脅。

不僅如此，在實際戰(zhàn)斗中，倘若戰(zhàn)線延伸過長，那么全軍的指揮官便無法準確掌握整個會戰(zhàn)的情況，不少士兵也能夠借此機會，在無人注意的情況下逃出戰(zhàn)場，從而給其他士兵留下撤退的借口。

一旦士兵們真的開始撤退，便再沒有人能夠阻止他們逃跑或者讓他們重整旗鼓，因為在僅有單條戰(zhàn)線的情況下，第一線的撤退即相當于全軍潰敗。在某些情況下，那些僅排出一條戰(zhàn)線的部隊似乎也能獲得會戰(zhàn)勝利并將敵軍擊退，但他們在與敵軍短兵相接時陣線必然也曾四分五裂，追擊也只是在混亂中進行。

如果撤退之敵在此時像西徐亞人經常做的那樣，調轉方向反撲追擊者，又或者其他軍隊突然伏擊了追擊者，則追擊者必將被迫逃跑，因為軍中已無人能夠阻擋這些奇襲。將全軍排入一條戰(zhàn)線，乍看之下似乎也會帶來一個優(yōu)勢，但實際上這個優(yōu)勢也僅僅是流于表面。

這個優(yōu)勢所指的是，當敵軍從遠距離觀察時，可能會認為我軍規(guī)模十分龐大，而且這種陣型似乎也很容易包圍敵軍。而實際上，這種包圍行動同樣也可以用后文中我們將要介紹的辦法來完成。我們相信，只要人類理智尚存，就能找到大量極具說服力的理由來支持后文圖示的雙線陣型（其中一條為支援線）。

作為軍隊前鋒的騎兵保持“疏鋒”陣型，而非以“一條連綿的戰(zhàn)線”的形式投入作戰(zhàn)，彼此保持一定間距，同樣也有利于后續(xù)部隊通過預先留下的空隙上前支援戰(zhàn)斗。

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參考美國學者斯坎倫（George T. Scanlon）于1961年翻譯為英譯本（書名A Muslim Manual of War），由死于1408年，名為烏瑪爾·伊本·易卜拉欣·奧西·安薩里（Umar Ibn Ibrahim al-Awsi Al-Ansari），又名伊本·阿迪姆（Ibn al-'Adim）的馬穆魯克官僚撰寫的Tafrij al-Kurun fi Tadbir al-Hurub（《戰(zhàn)爭藝術之書》）：

（軍事）專家們判定，如果敵軍兵力強大，例如像一支大軍那樣，那么將己方軍隊布置成五條陣線是妥當的。第一條陣線將是軍隊的先鋒，（軍隊）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它。其中的騎兵必須以其力量、勇氣、征服精神和戰(zhàn)爭經驗而著稱，因為他們將直面對敵，在他們后面的其他陣線都依賴他們。

（專家們）認為將先鋒部隊分成三個部分是恰當的：一個中軍，一個右翼和一個左翼。中軍是位于中間的部分，他們指的是（整個）軍隊的中心。右翼是位于中軍右側的部分，左翼是位于其左側的部分。這三部分各有其特殊作用。他們稱右翼和左翼為"al-mujamabatain"（兩個前衛(wèi)），右翼和左翼也被稱為"al-janālain"（兩翼）。因此人們會說"右翼之翼"和"左翼之翼"?；蛟S右翼和左翼的每個（部分）都被稱為"janā?"（翼）。

中軍、右翼和左翼的所有部分都根據前述原則再分為三個部分。因此，將（先鋒的）中軍布置為一個中軍、一個右翼和一個左翼。（先鋒的）右翼和左翼也作同樣處理。在這些分支部隊中的每一個之上，都設置一名將領（al-muqaddam），這樣在軍隊的先鋒部隊中就有九名這樣的將領，以便能密切監(jiān)督他們（即各分隊）的行動。

誠然，在軍隊的各分隊中大量設置騎兵將領，是加強各分隊并延長其堅守時間的因素之一，特別是如果每名將領都直接指揮一支分隊的話。（專家們）說，必須在中軍以及右翼和左翼的各翼之間留出一條清晰的通道，任意兩者之間的寬度要足以讓馬匹和進行單挑對決（al-mubārizīn）的將士輕松通過。

使用戰(zhàn)術的緣由：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收縮間距，增強第一線人員的投入，在擊潰敵軍的第一線以后乘勝追擊，迫使敵軍的第二線亦隨之退卻，同樣是一種早已被歷史證明了其可行性的戰(zhàn)術。

在近代以來的歐洲，隨著騎兵盔甲的覆蓋率的日益削減和步兵火器威力的愈發(fā)增強，前后多次在騎兵混戰(zhàn)中投入生力軍，從而在避免己方騎兵撤退的同時阻止敵軍騎兵推進的做法，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合時宜——哪怕只是一支規(guī)模很小的步兵隊伍，也毋庸置疑地，遠比規(guī)模更大的騎兵隊伍要有能力承擔“阻攔追擊而來的敵軍騎兵”這一戰(zhàn)術任務。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認為，對于戰(zhàn)術原則的討論絕不能脫離時代背景，泛泛而談、一概而論。

在前文關于“疏鋒”與“密陣”實際上是一個整體的說明中，我們講過了《黑韃事略》的內容以后，便草草結束了這一主題?，F在，我們有必要通過德·布伊爾在《青年騎士》中為讀者提供的戰(zhàn)場經驗，對其作進一步的深化討論：

我特別強調險要地形中的作戰(zhàn)，因為此種情況下任何進攻都必須以冷靜規(guī)劃為前提。在此類攻勢中，若首波部隊被迫撤退，其中的懦夫無法逃脫，其行為會阻礙后續(xù)推進；若讓最精銳部隊率先進攻，他們會專注于攻擊，帶動后軍推進，并阻止他們潰逃——但當他們轉身反擊，試圖沖出敵陣時，會發(fā)現敵我混雜難以分辨。

此時已突入險要的部隊雖愿固守，卻也自顧不暇。通常結果是：進攻者被擊退，而首批突擊者若素質優(yōu)良則會回到后方，與友軍匯合（若他們素質低劣，則攻、守皆不可行）。因此我認為：若守軍意志堅定，不宜強攻據守險要或狹道之敵。

另有一條教訓：騎兵不可貿然沖鋒，除非能看到后方安全退路——無數人用鮮血驗證此理：常有大軍沖擊小股敵軍，當前鋒被迫后退時，后續(xù)部隊卻無法前進。

由此可見，一支規(guī)模較小但人員精干的騎兵隊伍，如果不能在狹隘的地形中直接擊潰當面敵軍，便不可能得到來自友軍的任何幫助。

所以，如果敵人已經在橋梁、渡口、關隘等位置有所防備，又不至于因士氣低落和指揮失誤便輕而易舉地放棄這些有利的防御陣地時，派遣小股精銳步兵作為前鋒參與戰(zhàn)斗，以密集隊形投入作戰(zhàn)，無疑是完全具備可行性，而且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的（當然，這并不是說，有了步兵打頭陣，騎兵就不用參與偵察行動和接觸戰(zhàn)了）。

若條件不允許完全由步兵承擔進攻任務，指揮官也應保證己方騎兵撤退路線的安全，同時更要注意避免隊形過于密集，導致己方騎兵退卻以后無法及時重組的情況發(fā)生。

先鋒為一軍之膽，不可失之，使騎疏、使陣密、使令行、使遠慮，都是為了保存先鋒部隊的有生力量。《孫臏兵法·十陣》：“斗一，守二；以一侵敵，以二收”，所說的也是這個道理。

結語：

綜覽古今中外的軍事實踐與理論，“疏鋒”與“密陣”二者的辯證統(tǒng)一，絕非玄虛之談，而是根植于實戰(zhàn)經驗的深刻總結。這一原則在騎兵主導的戰(zhàn)場上尤為凸顯：以疏散靈活的鋒線進行多波次沖擊或試探，既能為后續(xù)部隊創(chuàng)造迂回包抄的契機，也能在遭遇挫敗時保全主力、維持戰(zhàn)線；而密集穩(wěn)固的本陣，則是承受壓力、發(fā)動決勝一擊的基石。

從蒙古騎兵的“灌木叢般前進，海子般列陣”，到拜占庭對西徐亞戰(zhàn)法的記載，再到明代永樂皇帝對于火器與騎兵協(xié)同作戰(zhàn)的闡釋，無不印證了這一戰(zhàn)術邏輯的跨文化普遍性。

然而，軍事原則的生命力在于其具體性與時代性。步兵作戰(zhàn)因其兵種特性，更依賴密集隊形維持防線與沖擊力，正如《青年騎士》所強調的“陣型分散則潰敗無疑”。車戰(zhàn)時代強調“疏鋒”，源于戰(zhàn)車的高速度與沖擊需求；火器時代騎兵戰(zhàn)術的演變，則反映出技術條件對戰(zhàn)場選擇的深刻塑造。

因此，“疏密”之分絕非僵化教條，而是指揮藝術中靈活運用的動態(tài)平衡——何時該“疏”以惑敵、耗敵、尋敵之隙，何時該“密”以固守、強攻、一錘定音，始終考驗著將領對兵種特性、地形環(huán)境、敵我態(tài)勢的綜合把握。

歸根結底，“疏鋒密陣”之道，既是一種具體的戰(zhàn)術部署，更是一種深層的軍事哲學：它體現了戰(zhàn)爭中“奇正相生”“分合為變”的辯證思維，強調了前線彈性與縱深穩(wěn)定性的有機結合，揭示了保存力量、創(chuàng)造戰(zhàn)機、最終決勝的戰(zhàn)爭理性。

剝開后世附會的玄學外殼，其中蘊含的實戰(zhàn)智慧與組 織邏輯，至今仍值得我們在理解歷史戰(zhàn)爭、乃至思考現代組織管理時，予以深思與借鑒。

參考資料：

《孫子兵法》

《吳子兵法》

《司馬法》

《尉繚子》

《孫臏兵法》

《通典》

《周禮》

《明實錄》

《蒙古秘史》

《戰(zhàn)略》

Le Jouvencel

A Muslim Manual of War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