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張震在招待所坐了整整一個冬天，不是因為沒工作，是因為副司令太多，甚至排到了第13位

一九七一年冬天，武漢特別冷。

對于剛剛履新的武漢軍區(qū)副司令張震來說，這種冷不僅僅是天氣上的，更是心里的。

他在軍區(qū)招待所已經(jīng)住了好一陣子，別說開展工作了，連個正經(jīng)的“接風茶”都沒喝上一口。

按理說，新官上任，怎么著也得有個見面會吧？

可現(xiàn)實是，房門冷清得能羅雀，他就這么莫名其妙被“晾”再了一邊。

不知道的，還以為他是來休養(yǎng)的。

這事兒吧，真不能怪別人不懂禮數(shù)，主要是當時的領(lǐng)導班子，實在是“腫”得沒法看了。

如果不翻開當年的老檔案，現(xiàn)在的年輕人根本想象不到那時候的機構(gòu)臃腫到了什么地步。

這就好比現(xiàn)在的公司，干活的沒幾個，掛名的副總能坐滿一輛大巴車。

咱們拿當時的湖北省軍區(qū)舉個例。

我就查了一下那個時期的干部花名冊，差點沒把眼鏡嚇掉：一個司令員，竟然配了十八位副司令；三個政委下面，排著十二個副政委。

這幫人要是湊齊了開個常委會，光是正副職領(lǐng)導就能坐滿好幾排，不知道的還以為是開職工大會呢。

這三十多號人擠在一個班子里，你說這決策能快得了嗎？

光是傳閱文件，等到最后一個人看完，黃花菜都涼了。

張震所在的武漢軍區(qū)，那是上級單位，情況也好不到哪去。

一位司令員下面，整整齊齊排著十二位副司令。

張震這個名字，在這個長長的名單里甚至都不靠前，屬于是“后來者”。

這種“官多如牛毛”的現(xiàn)象，還真不是武漢一家的特產(chǎn)。

那陣子，為了安置大量受沖擊后復出、或者機構(gòu)撤并后沒地兒去的高級干部，各地都搞出了這種“神操作”。

早在1970年12月，張震還在武漢鋼鐵廠勞動的時候，這種尷尬就已經(jīng)開始了。

當時的任命書上白紙黑字寫著“武漢軍區(qū)副司令”，可實際上呢？

因為排在他前面的副司令已經(jīng)有一打（12個）了，軍區(qū)大院里連個能放下他辦公桌的地方都沒有。

沒辦法，組織上只能讓他“曲線救國”，先去負責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

你以為到了工地上就能大展拳腳了？

太天真了。

那個由張體學擔任指揮長的工程指揮部，簡直就是個“將軍窩”。

副指揮長多達22位，副政委也有5位。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把老資格的將軍們像擺設(shè)一樣“養(yǎng)”起來，大概是一種心照不宣的政治默契。

這種局面一直持續(xù)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發(fā)。

這事兒一出，軍隊內(nèi)部開始了大洗牌。

武漢軍區(qū)原來的政委劉豐，因為跟林彪集團那點扯不清的關(guān)系被免職了。

這時候，從南京軍區(qū)空降了一位“三野”的老將王六生來接任政委。

正是趁著這個當口，上級想起了還在修大壩的張震，一紙調(diào)令讓他回軍區(qū)抓軍事訓練。

這本來是個好事，張震是參謀長出身，又當過南京軍事學院的院長，抓訓練那是行家里手，屬于專業(yè)對口。

可誰知道，這一回來，直接撞上了一個“軟釘子”。

在這個擁有十幾個副司令的龐大班子里，多他一個張震不多，少他一個也不少。

關(guān)于他具體干什么，軍政主官之間玩起了一場沒有硝煙的博弈。

雖然當時沒人明說，但咱們把歷史碎片拼湊一下，真相其實挺明顯的。

不想讓張震回軍區(qū)工作的，很大概率是那位新來的政委王六生。

司令員曾思玉是張震的老戰(zhàn)友，兩人關(guān)系鐵著呢，當初張震落難在武鋼勞動，曾思玉還冒著風險去看過他，肯定不會是他從中作梗。

王六生就不一樣了。

雖然他也出身三野，但他長期搞政工，腦子里的弦崩得緊。

他對張震在軍事學院撤銷后的那些“歷史包袱”和受沖擊的情況門兒清。

在那個政治空氣還很緊張的時候，對于政工主官來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維持黨委的“純潔性”比什么都重要。

啟用一個有爭議的干部，就像是在排雷，誰也不愿意去冒那個險。

于是，盡管黨委集體決定了讓張震回來，但執(zhí)行層面卻被按下了暫停鍵。

這一停，就是一個多月。

這一個多月里，張震就像個透明人，沒人找他談話，也沒人給他派活。

面對這種近乎羞辱的冷遇，張震這老頭兒還真沉得住氣。

他沒去大吵大鬧，也沒消極對抗，而是直接給葉劍英元帥寫了一封信。

信里的意思很直白：要么給我工作，要么讓我讀書，總不能就這么不明不白地閑著吃干飯吧？

這封信真管用，僵局打破了。

沒過多久，新命令下來：張震正式分管軍事訓練。

但你別以為這就完事了，那個時代的荒誕劇還沒演完。

這項工作不是交給張震一個人負責，而是讓他跟另一位副司令張顯揚共同分管。

這還不算，沒過幾天，上級又調(diào)來了吳瑞山當副司令。

好家伙，一項軍事訓練工作，竟然由三位大軍區(qū)副司令共同負責。

“三個和尚沒水吃”的故事大家都聽過，這“三個副司令抓訓練”可是當年的真事。

權(quán)力的稀釋有時候不是為了分權(quán)，純粹是因為人多得沒地兒安排。

不過，張震是真硬氣。

即便是在這么擁擠的舞臺上，他也沒想著推諉扯皮。

他不管自己是不是“三分之一”的負責人，只要是訓練的事，他就管到底。

他拿出了當年辦軍校的勁頭，像個嚴厲的教書先生，逼著那些早就荒廢了業(yè)務(wù)的干部重新翻開操典。

那時候的部隊，長期搞政治運動，軍事業(yè)務(wù)早就荒廢得差不多了。

張震堅持搞“先理論后操作，先基礎(chǔ)后應(yīng)用”。

他還推崇“軍事民主”，誰技術(shù)好誰就是老師，哪怕你是個小兵，只要你有絕活，也能教連長。

那幾年，武漢軍區(qū)的訓練場上，終于出現(xiàn)了一股久違的嚴謹風氣。

這種務(wù)實的作風，在那個浮夸成風的年代顯得格格不入，但就是這點格格不入，給部隊保留了最后一點戰(zhàn)斗力的火種。

現(xiàn)在回頭看這段歷史，那個擁有十幾個副司令、二十幾個副指揮長的荒唐歲月，簡直就是一場大型的資源浪費。

這種病態(tài)的腫脹，讓指揮體制變得比恐龍還遲鈍。

張震在武漢軍區(qū)的這段經(jīng)歷，就像是一個切片，讓我們看清了為什么后來1975年、1985年非要搞大裁軍不可。

如果不把這些腫塊切掉，這支軍隊別說打仗了，連翻個身都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