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在歐洲戰(zhàn)略界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彈。

2025年7月，馮德萊恩代表歐盟，匆忙趕來見剛剛重返白宮的特朗普，表面看，這是一場“盟友之間的會談”，實際上更像是一場沒有選擇余地的妥協(xié)。

協(xié)議內容很清楚：歐洲對美國商品全面開放零關稅市場，而美國卻繼續(xù)對歐洲商品征收15%的關稅，除此之外，歐洲還必須在三年內購買7500億美元的美國能源，并額外向美國投資6000億美元，條件不對等到幾乎不加掩飾。

這不是談判桌上勢均力敵的交換，而是一方明顯占據主導、另一方只能接受現(xiàn)實的結果，很多熟悉歷史的人看到這一幕，都會感到不安，因為這種場景太像19世紀中葉的中國，當年清政府在仍然“看起來很強大”的外表下，被迫簽下《南京條約》，接受一系列屈辱條款。

英國前外交大臣威廉·黑格把這一刻稱為歐洲的“大清時刻”，并不是為了制造情緒，而是指出一種結構性相似：當一個體系失去真實實力時，所謂的體面就只剩下形式。

歐洲的問題不在于一次協(xié)議吃虧，而在于它已經逐漸失去了說“不”的能力，正是這種能力的喪失，才讓不平等變成“合理”，而要理解這一點，就必須回頭看看歐洲這些年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如果把這份協(xié)議放到更長的時間線上看，它并不是偶然發(fā)生的，而是歐洲多年路徑選擇的必然結果，黑格提到1793年馬戛爾尼訪華的故事，當年清朝GDP全球第一，卻對外部變化不屑一顧，堅信自身制度已經是終點。

當中美在人工智能、芯片、量子技術和新能源上拼命投入、快速產業(yè)化時，歐洲更多精力放在監(jiān)管、合規(guī)和流程上，他們熱衷制定全球最復雜的數字法案，反復討論工作與生活的邊界，卻對技術落地、產業(yè)規(guī)模和資本風險極度謹慎。

結果是，歐洲大學仍然能產出頂級科研成果，但這些成果要么被美國資本收割，要么被中國制造體系迅速追趕甚至超越，全球前十的科技巨頭里，歐洲已經完全缺席。

經濟層面的問題同樣嚴重，德國連續(xù)兩年GDP負增長，歐盟整體經濟體量已經滑落到美國的65%左右，俄烏沖突后，歐洲切斷廉價能源來源，被迫高價購買美國液化天然氣，價格是原來的三倍。

三年時間，1650億歐元財富被吸走，美國能源公司利潤翻倍，而歐洲制造業(yè)只能外遷求生，表面上歐洲還維持著“高標準生活”，但實際上，支撐這一切的基礎已經松動，接下來，問題開始蔓延到更危險的領域。

很多人會問，歐洲不是還有軍事實力嗎？答案是：賬面上有，現(xiàn)實中卻靠不住，德國空軍一度湊不齊6架可隨時升空的戰(zhàn)機，部分部隊甚至出現(xiàn)過用掃帚代替槍支訓練的荒唐情況，歐盟雖然擁有大量坦克，但型號雜亂、后勤混亂，真正形成戰(zhàn)斗力需要極長時間。

更致命的是，歐洲90%的軍事通訊依賴美國衛(wèi)星系統(tǒng)，一旦美國收緊支持，歐洲防空系統(tǒng)幾乎成了擺設。

這種“安全依附”直接決定了政治地位，在俄烏沖突中，戰(zhàn)火發(fā)生在歐洲家門口，但真正掌控節(jié)奏的卻是美國和俄羅斯。

多位歐洲前外交官公開擔憂，未來的和平談判桌上，歐洲甚至可能連一個正式席位都沒有，美國談條件、俄羅斯拿土地，歐洲負責出錢、承受后果，這不是陰謀論，而是實力結構決定的結果。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社會心態(tài)，歐洲普遍陷入一種對風險極度厭惡的狀態(tài)，福利、穩(wěn)定和既得利益成為不可觸碰的紅線。

任何改革都會引發(fā)激烈反彈，但不改革只會加速衰退，正如一些歐洲精英私下承認的那樣：所謂的不平等條約，并不是別人強加的，而是自己已經沒有拒絕的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