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西方歷史研究者影響，近年國內的研究者也在歷史細節(jié)上下功夫，做到以小見大，這方面的好書也不少。今天大象就選了兩本分別在時間點和空間地域上以小見大的新書來跟大家聊聊。

關于宋史的書之前推薦過不少，應該也有小伙伴可能記得這本之前推薦過的《南宋行暮》。作為一本經典宋史好書，離初版發(fā)行已經有30年，一直都備受讀者喜愛。

《南宋行暮》的獨到之處是選取南宋從治世轉入衰世的宋光宗、宋寧宗兩位帝王作為研究對象，從內禪鬧劇、慶元黨禁、對外戰(zhàn)事、權相專政等方面深刻揭示了南宋中期的政治社會問題，也剖析了光、寧兩朝的南宋不由自主地走向衰微的歷程和原因。

這次新出的增訂版，作者潤色原版遣詞行文，充實史論，在舊版基礎上重寫了第四章第四節(jié)1小節(jié)，并新增附錄1，利于讀者對寧宗的形象，和史彌遠的兩朝專政獲得客觀性、全局性的把握。

關于南宋，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想，南宋到底是不是有機會翻盤，到了南宋不時有“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這樣的詩句，可見雖然已經失去汴州，但是大家還是記得汴州。少不了的自然要提岳飛，但是在岳飛之后我們似乎沒有對抗金還有印象了，感覺南宋一朝就沒有抗金了。其實南宋比我們想的要長壽很多，從1127年，宋徽宗之子趙構于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稱帝開始，到1279年崖山海戰(zhàn)失敗后，陸秀夫與幼帝跳海身亡，南宋最終滅亡，期間歷經152年。

以現在的史觀來看，岳飛的時代其實不太具備收復故土的可能，而岳飛之后真正具備北伐能力的就到了宋光宗、宋寧宗兩朝，但是南宋從治世轉入衰世也由此而來，北伐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主戰(zhàn)派和主和派的黨爭和戰(zhàn)爭支出。

書中認為南宋皇權的一蹶不振和權相的遞相專政始于這一時期，嘉定初年爆發(fā)的紙幣信用風潮標志著南宋社會經濟自此跌入了全面失衡的困境，開禧北伐的潰敗和嘉定之役的支絀預示了南宋在即將到來的宋蒙戰(zhàn)爭中的敗局，而嘉定時期理學官學化的前兆折射出統(tǒng)治階級在社會危機面前，向新的統(tǒng)治思想求助乞援的迫切性。

說完時間上的細節(jié)，就來說說空間的細節(jié)，跳出傳統(tǒng)地方史書寫的宏大敘事框架，從邊緣與微觀入手，沉浸式發(fā)掘宋代四川的與眾不同。

標題出自宋朝著名文學家強至的《送知府吳龍圖》，詩中室告誡將赴成都知府之任的同僚：“國初已來治蜀者，處置盡自乖崖公。當時奏使便宜敕，不與天下州府同。”

主要是說四川的風土人情和中原地區(qū)有著大區(qū)別，需要因地制宜。而到了明末清初四川更有“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的說法，可見治蜀之難。

書中的內容先從黃庭堅“不聞蜀人有善書者：書法史視野下漢唐間巴蜀文化的嬗變來展開”，關注點從文化差異說起。而到了南宋，四川支撐著南宋的將近半壁河山，重要性不言而喻。宋人謂“易學在蜀”“蜀多方士”“蘇氏蜀學”等，皆顯示了宋代蜀人在文化史上的獨創(chuàng)性，散發(fā)著謎一般的魅力。

在作者在黃博看來，所謂宋代四川所呈現的種種特別的風俗文化之差異，恰恰是“全國一盤棋”之下不同分工和自我適應所造就的。書中所描述的許多宋代四川獨有的風俗與文化特色，確實是一個“事實”，但卻與宋代的四川人自身是否具有某些惡習或天賦無關，而是與整個天下大勢息息相關。換句話說，地方文化特色的產生與地方本身的關系十分微妙，所謂“不與天下州府同”的背后，恰恰是全方位地積極進入“天下”，從此不再置身事外的結果。

比如書中認為蜀人不愛“出仕”是蜀人少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又安于唐代以來蜀地逸豫的生活，這種行為可以說是一個“遺風”為唐史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考樣本，可以說是四川為唐史的完善助力不少。

這種有點“避世”的環(huán)境多少成為了學術孤島，有好也有壞，作者在說別人的同時，也似乎有點自己堅守在四川做研究的心得體會的反映。

其實不論時間還是空間都不會孤立存在，往前或者往后，都會有一定的影響，但是我們從一些細節(jié)的深刻把握能夠更加有助于我們掌控大局，希望以后會有更多以小見大的好書。

最后還是那句話，跟大象一起讀好書，好讀書，讀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