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說國內馬拉松是由政府主導，體現在哪里呢？看競賽規(guī)程中的“主辦單位”，一般都是舉辦城市的人民政府。
在田協的《路跑認證賽事管理辦法》中，A類認證條件也要求，主辦單位組成中必須包含縣級（含）以上人民政府。
B類認證就沒這么嚴格了，主辦單位的界定為：依據國家相關法律、法規(guī)設立或者注冊成立的，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單位和機構。
國內只要是城市馬拉松，絕大多數都是城市政府作為主辦單位。當然也有特例，比如北馬。去年北馬的主辦單位是中國田徑協會、北京市體育局，今年北半馬的主辦單位是北京市體育局。

前些天，有個跑了定州半馬的朋友跟我大贊了半天他的家鄉(xiāng)馬，且提到跑了這么多年馬，第一次看到主辦單位涵蓋了市委、市政府的。我特地去查看了下，定州半馬的主辦單位，正是中共定州市委、定州市人民政府。
這種地方上的高度重視，市委市政府齊上陣，其實也有，但不多。早些年的深圳寶安馬，即是這種配置。
政府作為國內馬拉松的主導者，是辦成、辦好一場賽事的根基。其實不少賽事，主辦方已毋需直接出資，但對賽事的干預度，在辦賽過程中的配合度，決定著一場馬拉松的底色。
我一直覺得，這兩年特別明顯，一場馬拉松賽事的品質，已是由運營商來主導。不過這一主導的基礎，則是主辦方提供的。

主辦單位
猜一猜，國內哪場馬的主辦單位級別最高？應該很少有跑者知道的。
先看四個一線城市馬。北馬上面已提及；上馬是主辦單位最多的：上海市體育總會、黃浦區(qū)人民政府、靜安區(qū)人民政府、徐匯區(qū)人民政府、東浩蘭生（集團）有限公司；廣馬、深馬的分別是廣州市人民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這種最常見。
再看國內兩場最具人氣的馬。漢馬主辦單位是武漢市人民政府、湖北省體育局；錫馬的主辦單位是中國田徑協會、無錫市人民政府。
湖北省體育局在去年可謂給全省眾多中小比賽的認證“立了大功”，因為其作為主辦單位，符合田協A1認證條件中“主辦單位2年內主辦過至少2場同距離或更長距離的路跑賽事”，使得一些新辦賽事也能順利拿到A1。

疫情前，田協是以賽事“主辦”的身份亮相的，像現在所有認證賽事，那時田協都是主辦單位。2020年起，為了厘清責任，田協極少在主辦單位中亮相了，而以“技術認證單位”存在。如今，在屬于全國錦標賽的賽事中，田協還是主辦單位之一，錫馬的屬于此類。
再看看國內其他幾場主要賽事的，廈馬的就是廈門市人民政府；重馬有三家：重慶市體育局、重慶市南岸區(qū)人民政府、重慶市巴南區(qū)人民政府；蘭馬是甘肅省體育局、蘭州市人民政府。
深圳寶安馬從2016年創(chuàng)辦，直到2019年，四屆賽事的主辦單位，都是“深圳市寶安區(qū)委區(qū)政府”。說實話，市委在馬拉松主辦單位中亮相的極少，既然出來了，就意味著當地對馬拉松的頂格重視了。到了2022寶安馬時，區(qū)委撤出，只留區(qū)政府了。這個比賽這兩年沒了，這是題外話了。
天津馬主辦單位天津市人民政府，則是國內主辦單位中最高級別的存在。其得益于直轄市的省級級別，而其他三個直轄市，市政府均未給馬拉松“站臺”。莫看去年天馬連A1認證都不是，但這主辦單位級別，將所有A1，都甩在身后。

不刷存在
一場馬拉松，干活靠運營商，決策在主辦方。重視的，市長掛帥，那一切工作推動起來就容易多了。大多數都是一個主管體育的副市長出面協調，解決問題。
就像一場足球比賽，裁判的最高境界是讓大家在看完比賽后，沒意識到其存在。馬拉松需要主辦方的全方位支持，卻不宜干涉過多，管得太細。
馬拉松已形成品牌的賽事，主辦方都在其間起到了積極作用，而且運營局面也是比較穩(wěn)定的。不折騰，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馬拉松畢竟有其專業(yè)性，主辦方不可能了解得很多、很細致，如果按照政府工作節(jié)奏“改造”馬拉松，通常難以收到好效果。包括“馬拉松江湖”上一篇《賽事吃報名費利息？誰的心機》中賽事早早啟動的話題，我所知道的，有些運營商也想的，但卡在主辦方那邊。

主辦方需要充分相信運營商的專業(yè)性，放手、放心讓運營商去干，有困難時，積極協調政府能提供的各種公共資源，便是一種理想的高效局面。
最怕的是，一些主辦方的重視轉化為事事過問，啥事都要摻雜自己的意見在內。每個領導都來視察，都要提整改意見，最后導致有些工作不堪重負，滑向另一個方向。
想當年深馬創(chuàng)辦時，主辦方覺得安琪這個品牌代表不了深圳，不讓運營商安琪體育背后的安琪集團冠名，及至智美體育運營時，亦是不能冠名。兜兜轉轉，到了深體產手中，馬上放開了冠名權。
這兩年深馬，完賽后都有免費地鐵坐，這在以前也是不可能的。其中有一年地鐵提前開了，次年地鐵那邊覺得人流太少，沒再配合。在這個過程中，充分表明了主辦方的重要性。沒有一個理性、知進退的主辦方，必然是難以辦出一場讓大家叫座的馬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