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一個夏日，北京軍事博物館內突然傳來一陣嘈雜的躁動。

一名白發(fā)蒼蒼，約莫80歲左右的老人被幾名安保人員團團圍住，并斥責他企圖盜取文物的行為。

一時間，館內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這里。

當人們得知這個老人要盜取的東西后，更是瞪大了雙眼，臉上滿是不可思議。

因為，那件文物竟然重達68公斤，就算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就算得手，又是否能搬得動它呢？

然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還在后面。

就當安保人員打算把他扭送到公安機關時，老人竟突然情緒激動起來。

只見他拼盡全力掙扎著，口中還振振有詞地叫囂道：“你們憑什么抓我，當年可是我把這東西送到延安的，那時候你們都還沒出生呢！”

那么，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家為何要到博物館盜取文物呢？他所盜之物究竟又是什么？

最終，他又是被如何處置的呢？

原來，老人家名叫謝寶金，是一名供銷社的退休人員。

而他還有另外一個不為人知的身份，那便是走完兩萬五千里長征路的老紅軍戰(zhàn)士。

1898年，謝寶金出生在江西省于都縣嶺背鎮(zhèn)謝屋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

他7歲放牛、12歲租田種地、18歲到礦場做苦力，過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窘迫生活。

可即便是這樣，謝寶金在20多歲時竟長成1米9的大高個子，更是力大過人，在那個兵荒馬亂、普羅大眾因營養(yǎng)不良而身材矮小的年代里，他無論走到哪里都會成為焦點。

1932年，一位戴著眼鏡、談吐文雅的中年人來到了謝寶金所在的礦區(qū)。

他叫毛澤民，正是毛主席的胞弟，當時身兼閩鄂贛軍區(qū)經濟部部長、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等數職。

而他之所以來到礦區(qū)，則是為了宣揚革命思想，鼓勵受到壓迫的工人階級發(fā)起罷工活動。

當毛澤民看到謝寶金的那一刻，不禁眼前一亮。

這個身材魁梧的漢子，能輕松地扛起重達三百多斤的礦石，的確是少有的人才。

于是，毛澤民主動走上前去，伸出手拍著他的肩膀問道：“同志，我們紅軍需要你這樣的人，愿不愿意跟著我們一起干革命？”

雖然已經年過34歲的謝寶金并不明白“革命”二字的含義，但當他聽到對方是紅軍時，身子不禁一震。

他知道，紅軍是為窮苦人而戰(zhàn)的部隊，參加這樣的隊伍準沒錯。

就這樣，謝寶金在毛澤民的帶領下，成為了紅軍中的一員，被分配到了中革軍委總參情報部。

那個時候，整個軍委只有一臺發(fā)報機和一臺手搖發(fā)電機，重達68公斤。

由于這臺手搖發(fā)電機極為珍貴，發(fā)報機要想工作，必須有它提供電力，所以也被首長們稱為整個紅軍的“眼睛和耳朵”，負責保障關鍵的通訊。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圍剿”作戰(zhàn)失利，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zhàn)略轉移、踏上了長征之路。

而在長征出發(fā)之際，組織上還特別抽調了128人組成加強連，專門負責保護這臺關乎全軍命運的發(fā)電機。

此時的謝寶金發(fā)揮出了巨大的作用，憑借著身材魁梧、力大過人，而且在參加紅軍之后學習了一些機器維修的知識，成為了這支加強連的核心成員。

謝寶金曾回憶道：“我們連雖然有120多個人，但是分工不同，有人負責偵察、有人負責警戒，而且他們也需要背負非常重的武器輜重，所以只有我們五六個人輪流抬這臺發(fā)電機”。

“敵人一直窮追不舍、圍追堵截，戰(zhàn)友們在半道上陸續(xù)犧牲，最后只剩下我一個人扛著發(fā)電機趕路了”。

湘江戰(zhàn)役，是長征路上的第一道“鬼門關”。

敵人在這里布置好了幾道封鎖線，還提前占據了渡口，紅軍部隊剛趕到河岸邊，敵人密集的子彈就如雨點般襲來。

敵人的火力太猛烈了，謝寶金擔心發(fā)電機被流彈擊中，情急之下大喝一聲：“快來擋住，快來擋住，咱們中彈不要緊，可別弄壞了它”。

話音落下，身旁的十幾名戰(zhàn)士趕忙靠攏過來。

他們用自己的血肉之軀筑成一道“圍墻”，將發(fā)電機護在了中間。

有人中彈倒下，立馬就會有人填補空缺。

最終，發(fā)電機被安然無恙地護送到了江對岸，而護衛(wèi)隊也已傷亡慘重，戰(zhàn)士們的鮮血染紅了湘江水。

過草地時，由于腳下的泥土松軟，戰(zhàn)士們還有隨時被沼澤吞噬的危險，背著這個重達68公斤的鐵疙瘩，簡直寸步難行。

就在眾人一籌莫展之際，謝寶金想到了個好主意。

進入草地前有一片竹林，他帶著幾名戰(zhàn)士砍下幾棵竹子，用麻繩捆綁在一起做成竹排。

就這樣，護衛(wèi)連的戰(zhàn)士們把發(fā)電機放在竹排上，硬生生把它拖出了一望無際的沼澤地。

翻越雪山更是危機重重。

崎嶇的山路十分狹窄，路上覆蓋的積雪濕滑無比，稍有不慎就會跌落山崖。

謝寶金看了看身旁那些早已累到虛脫的戰(zhàn)友們，又怎么忍心讓他們背這個沉甸甸的鐵疙瘩呢？

于是，他果斷站了出來：“我來背，你們路上搭把手就行”。

為了防止發(fā)電機失手滑落，他還用麻繩把發(fā)電機牢牢地綁在后背上。

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上，謝寶金呼吸著稀薄的空氣，背著一個相當于成年人體重的機器，一步一滑地艱難攀爬著。

在這期間，他幾次險些墜崖，肩膀更是被麻繩勒得皮開肉綻，卻沒有半點怨言。

等到翻過雪山之后，戰(zhàn)友們這才發(fā)現(xiàn)，謝寶金的軍裝早已被鮮血染成了殷紅色，肩膀處勒出的傷口已深可見骨。

可他卻只是擺擺手，故作輕松地說道：“只要能把它安全地帶過雪山，這都不礙事”。

經過380多場戰(zhàn)斗，從江西到延安的兩萬五千里路上，128人的加強連像雪片般消散。抵達陜北時，僅剩謝寶金等三人幸存。

1935年秋天，當中央紅軍抵達吳起鎮(zhèn)的消息傳開時，一個奇跡也隨之傳遍延安：“有個大個子兵，硬是把一百多斤的鐵疙瘩從江西背到了陜北！”

而在不久之后召開的慶功大會上，毛主席更是特別提到了此事，稱贊他為“長征模范”。

“長征路上，不少紅軍戰(zhàn)士把東西給弄丟了，而謝寶金一樣不少”。

新中國成立后，這位功勛卓著的老紅軍被安排在北京總參工作，管理國家金庫。

然而，面對這個令人羨慕的職位，謝寶金卻主動請辭。

“我搞不來這些文書名堂，”他對組織坦白：“送我回家鄉(xiāng)吧，隨便給點事做就好?！?/p>

于是在1952年，謝寶金回到江西于都老家，當起了供銷社收購員。

他每天天不亮就開始工作，收購豬皮牛皮，刮掉上面殘余的脂肪和碎肉。

在計劃經濟年代，這活計又臟又累，夏天操作間氣味刺鼻，蚊蠅環(huán)繞。

對于謝寶金主動辭去在北京體面的工作一事，鄉(xiāng)親們也是議論紛紛。

“真是個‘大傻子’，放著北京的好工作不干，回來干這些臟活累活”。

每當聽到這些風言風語，謝寶金總是一笑而過，并沒放在心上。

直到后來記者登門采訪，提到這個問題時，他才無所謂地說道：“打仗為的是老百姓吃飽穿暖，現(xiàn)在仗打完了，總不能所有人都享福吧，那些臟活累活總得有人干。我反正是吃苦受累慣了，大家不愿意來干，那就讓我來”。

上世紀60年代，謝寶金的老伴和兒子生了大病，膝下還有4個孫子需要念書，這讓原本不富裕的家庭更加困難。

身旁的親朋好友不忍看他受苦，紛紛勸說，既然是老紅軍、為革命出過力，有困難就向政府寫個報告嘛，肯定會幫忙解決的。

可謝寶金卻執(zhí)拗地搖頭拒絕了：“現(xiàn)在的日子可比幾十年前好多嘞，我應該知足。更何況國家財政也困難，咱不能伸手給國家添麻煩，要自立自強嘛”。

時間來到1976年，已經78歲高齡的謝寶金患上了嚴重的肺結核。

當時于都縣的醫(yī)療水平無法治療此病，在醫(yī)生的建議下，他只好在侄子謝林貴的陪同下趕往北京看病。

來到北京之后，謝寶金才得知，當初自己在長征路上背著的那個手搖發(fā)電機，此時就被收藏在北京軍事博物館，當即便決定治病之余去看望看望這位“老伙計”。

走進軍博館展廳之后，他一眼就認出了那臺靜靜陳列在玻璃柜中的手搖發(fā)電機。

此時，講解員正在對游客們講述那段歷史：

“這臺發(fā)報機在長征時期由128人的加強連保護，最終只剩三人背著它抵達延安。過草地時，一位叫謝寶金的紅軍想出將發(fā)報機放在竹排上的辦法......”

聽到自己的名字，謝寶金再也抑制不住心中激動的情緒。

跨越四十年的記憶如潮水般涌來，湘江畔戰(zhàn)友們的鮮血、草地中的泥濘掙扎、雪山上的刺骨寒風……

他情不自禁伸出手，想再次觸碰這位同生共死的“戰(zhàn)友”。

可就在這個時候，展廳內的安保人員突然沖上前來制止：“你要干什么？”

就在謝寶金老人愣神之際，幾名大漢已經圍了過來。

這時他才反應過來，自己被當成了盜賊。

謝寶金本想解釋，可對方幾人卻根本不給這個機會，當即就要帶自己去公安機關。

此時，謝寶金老人徹底急了，他奮力掙扎著，口中也大喊道：“你們憑什么抓我，當年可是我把這東西送到延安的，那時候你們都還沒出生呢！”

聽到這番話，在場的眾人紛紛露出驚訝之色，他們上下打量著面前這位老人。

雖然白發(fā)蒼蒼上了年紀，但不難看出，身子骨的確硬朗，確實有幾分革命老兵的精氣神。

隨后，侄子謝林貴趕忙從包中翻找出老人的退伍證明，以及革命年代立功的獎狀，人們這才確信，這位老人哪是什么盜竊賊，他可是革命戰(zhàn)士、真正走過兩萬五千里長征路的紅軍老兵！

安保人員立即為剛才的失禮行為道歉，隨后向老人莊重地敬禮、以表心中的敬重之意。

令人遺憾的，謝寶金從北京返回于都老家后僅僅三個月，就因病去世，享年86歲。

這位長征英雄的葬禮十分簡單樸素，如同他退伍回鄉(xiāng)后的平淡生活一般。

2019年，軍事博物館改建時，特意在發(fā)電機展柜旁加裝了觸控屏幕，循環(huán)播放老紅軍講述長征故事。

冰冷的玻璃幕墻終于開出了情感交流的窗口，當參觀者將手掌貼在電子屏上，就能感受那些穿越時空的體溫。

當革命的硝煙散盡之后，功勛簿上或許找不到那些默默無聞的英雄們的名字。

但共和國大廈的基石上，永遠鐫刻著這些無聲的脊梁。

謝寶金老人的故事教會我們，真正的偉大，不在于站在何處，而在于朝向何方；不在于被多少人銘記，而在于為何而活、為何而戰(zh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