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繼承糾紛都是因為庶出奪產(chǎn)、嫡出霸產(chǎn)而產(chǎn)生的。前者爭取“平等”錙銖必較，后者意難平寸步不讓，導致血親失和、家門不幸的悲劇屢見不鮮。

撰文丨關不羽

娃哈哈集團創(chuàng)始人宗慶后的遺產(chǎn)之爭引發(fā)了各界關注。

現(xiàn)在是各種消息滿天飛，劇情演繹比網(wǎng)劇還精彩。群眾吃瓜，倒也無可厚非。但是，不管“劇情”多獵奇，這場紛爭終究離不開法、理、情的維度。

01

法盲“愛國”是“害國”

目前相關討論中，最讓人反感的就是扯“愛國”的虎皮，拿原告方宗家三位后人的國籍大做文章。這不是“愛國”，而是敗壞國家形象的“害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明確規(guī)定，遺產(chǎn)繼承主要依據(jù)親屬關系，而非國籍。第一順序繼承人為配偶、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養(yǎng)子女和有扶養(yǎng)關系的繼子女）、父母，第二順序為兄弟姐妹等。國籍不影響繼承權的行使，只要存在法定親屬關系即可參與繼承。

這一繼承原則不僅是現(xiàn)代的法律常識，在古代也是公認的普遍原則，從無爭議，在當代也是各國通行的法律原則。

我國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條更有明確規(guī)定，繼承權受國家保護——“國家保護自然人的繼承權”。就是說保護的是“自然人”，而不僅指“中國公民”。

普法那么多年，竟然還有那么多法盲拿國籍說事兒。難道要給國際社會留下“中國遍地法盲”的負面印象？這才是所謂“抹黑中國”。

而且，在繼承事務上搞“內外有別”，純屬幫倒忙。如果其他國家也按照這種“愛國原則”辦，那宗慶后龐大的海外財產(chǎn)也得“肥水不流外人田”地被截留。這真是不怕沒隊友，就怕豬隊友。

某些網(wǎng)民理直氣壯地“支持宗馥莉，因為她是中國籍”，這種站隊本身就很可笑，可說是雙料法盲。宗馥莉的繼承權需要法律支持，而不是輿論支持。

繼承權的本質是一種受法律保護的財產(chǎn)權，屬于私權，壓根就輪不到輿論站隊。宗家的家產(chǎn)怎么分配、怎么用，和吃瓜的群眾就沒半毛錢關系，可別吃瓜吃成個瓜了。

這些法律常識性的錯誤竟然堂而皇之地在網(wǎng)上大面積傳播，甚至成了不少網(wǎng)民的“共識”。不得不讓人感嘆，“國家主義敘事”的長期污染，不但降低了部分國民的認知能力，而且還造成了“降智”的結果。這些降智言論搞得輿論場烏煙瘴氣的，有損國家形象，著實讓人感到痛心。

宗馥莉的繼承權不需要網(wǎng)民支持，而是需要法律支持。

目前對她最有利的就是宗慶后的遺囑。根據(jù)法律原則，遺囑繼承高于法定繼承。只要遺囑是合法有效的，就應該按照遺囑來執(zhí)行，把遺產(chǎn)分配給遺囑所指定的繼承人。法定繼承只有在沒有遺囑或者遺囑不合法的時候才會被運用。

通俗地說，就是“遺囑最大”。只要宗慶后的遺囑合法有效，宗馥莉就是唯一的繼承人。其他同為法定第一順序繼承人也無權索取宗慶后的遺產(chǎn)。只有推翻宗慶后遺囑的合法性，其他子女才能以繼承人身份，平等參與遺產(chǎn)分配。

目前，原告方對遺囑的質疑是見證人只有娃哈哈集團的高管，沒有宗家人。但是法律并未對見證人的身份有這方面的規(guī)定，原告方的質疑并不能挑戰(zhàn)遺囑的合法性。

所以，這場訴訟主要的焦點是原告方所稱的“2003年宗慶后指示下屬在香港匯豐銀行設立信托”，其中涉及的法律問題可能會比較復雜。

首先，這個信托資產(chǎn)是否屬于遺產(chǎn)，也就是信托資產(chǎn)的獨立性和遺囑之間可能存在的矛盾。因為信托資產(chǎn)是宗慶后生前就設立的，而信托資產(chǎn)一旦設立就不再是宗慶后名下的資產(chǎn)，而是獨立資產(chǎn)。從設立時間看，這是生前的財產(chǎn)分割處置。產(chǎn)權屬性上也從宗慶后的個人財產(chǎn)剝離。

所以，除非有其他因素，比如信托設立條件中另有規(guī)定、這份資產(chǎn)并非法律意義上的信托資產(chǎn)，否則就不屬于宗慶后的遺產(chǎn)。也就是說，該信托資產(chǎn)不屬于宗慶后遺囑中的“境外資產(chǎn)由獨女繼承”。

其次，還有該信托資產(chǎn)的管理權，即宗馥莉對該信托資產(chǎn)的資金調度使用是否合法。其中牽涉的法律問題更為復雜，也沒有資產(chǎn)管理機構的公開信息，目前難以判斷。（具體分析，可參看上一篇《宗慶后家族遺產(chǎn)紛爭，不是單純的家務事》）

總之，這場遺產(chǎn)糾紛的最終解決取決于司法，而不是輿論。

在司法程序中如何妥善解決這樣龐大的遺產(chǎn)糾紛，是對法治的重要考驗。輿論應該關注，但不要越位幫倒忙。同時，訴訟雙方也應該對“輿論支持”敬而遠之，別把這場訴訟變成了互潑大糞的鬧劇。既是對司法專業(yè)性的尊重，也是對逝者的尊重。

02

法律之外，還有情理

不可否認，今天宗家的種種紛爭，都源于宗慶后復雜的婚姻感情生活，他對現(xiàn)在血親失和的局面負有主要責任。但是，同樣不可否認的是，為了避免目前的尷尬，他生前也是頗費了些心思做了準備，才會早早對個人財產(chǎn)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分割處置。

法律之外，還有情理。

這場遺產(chǎn)糾紛涉及到“庶出”和“嫡出”之間的繼承權平等原則，也就是輿論場上的“嫡女黨”、“大婆黨”和支持“非婚生子女同等繼承權”之間的爭論。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原告方提出三位原告的母親杜建英和宗慶后存在婚姻關系。另有網(wǎng)傳信息稱兩人2005年在美國辦過證。因此，三位原告到底是不是“非婚生子女”，還須司法認定。

假設他們的確是“非婚生子女”，按照現(xiàn)有法律規(guī)定，他們和宗馥莉同屬繼承人。而且，這次訴訟到目前為止也沒有涉及到三位原告的法定順位繼承人。所以，“嫡庶之爭”目前和訴訟沒有多少直接關系。

不過，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繼承權的法律原則確有可議之處。這雖然很符合現(xiàn)代司法“進步主義”的平等觀，哪怕是在司法領域很保守的日本，也在20世紀80年代采用了這一平等原則。此前日本民法在繼承制度上對“非婚生子女”的財產(chǎn)繼承權采取降格處理，僅為婚生子女的三分之一。

然而，這一“司法進步”真的合理嗎？從法律原則上看，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的繼承權平等，未能體現(xiàn)法律保護合法婚姻的原則。實際上公權力為違反婚姻關系的行為后果背書，這是對合法配偶及其子女的二次傷害。

更為重要的是，強行規(guī)定抹殺婚生和非婚生區(qū)別的平等，也不符合習俗和倫理的一般認知，有違情理。

有違情理的立法，不但不能起到消弭矛盾的作用，反而激化了矛盾。很多繼承糾紛都是因為庶出奪產(chǎn)、嫡出霸產(chǎn)而產(chǎn)生的。前者爭取“平等”錙銖必較，后者意難平寸步不讓，導致血親失和、家門不幸的悲劇屢見不鮮。這并不是成功的司法實踐。

與其強求平等，不如對繼承順序、繼承份額做出更符合情理的調整。

03

結語：和為貴

盡管這和目前的訴訟沒有直接關系，但是情理和法律的關系還是應該予以充分考慮的。原告方試圖推翻宗慶后遺囑的做法，是否明智？宗馥莉能否妥善處理匯豐信托的事務，給異母弟妹留塊“自留地”？既是法律問題，更是情理問題。

法律要講原則，道理要講足。血緣關系是親情，情理的余地也要留足。司法是解決糾紛的最終手段，卻不見得是最佳手段。

家事還是以和為貴，何況，還涉及到偌大的企業(y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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