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大渡河畔安順場，毛澤東手指湍急河水對將士們說：“72年前，翼王石達開在此飲恨；今日我們到此，會做第二個石達開嗎？”

這一問，讓在場將領心頭一緊——兩岸峭壁如刀削，河水奔騰似雷鳴，身后追兵僅距三日路程，與當年太平軍的處境驚人相似。

然而三十天后，紅軍主力卻從瀘定橋從容渡河北上。

相隔七十二載的兩次渡河，為何一敗一成？答案藏在決策細節(jié)的毫厘之間。

大渡河天險：翼王的絕地，紅軍的險關

大渡河以90度急彎貫穿川西，安順場恰似彎道上的“死生扣”。1863年5月，石達開率四萬太平軍抵達此地時，陷入三重絕境：北岸清軍唐友耕部封鎖渡口；西面松林河遭土司王應元重兵扼守；南面彝兵首領嶺承恩截斷退路。更致命的是初夏雪融導致河水暴漲，渡船盡毀。

1935年5月24日，紅軍面臨幾乎相同的困局：蔣介石調集十萬大軍，令川軍楊森“做當代駱秉章”，薛岳部沿金沙江北筑碉堡推進，計劃將紅軍“剿滅于安順場”。而大渡河南岸僅有三條小船，全軍渡河需一月，追兵距此僅三天路程。

民族困局：賄賂與結盟的本質差異

石達開的第一次失誤，在于對彝族勢力的功利態(tài)度。他以重金賄賂土司求路，未料清廷出價更高，彝兵反水封鎖松林河。當軍師曹臥虎力主“速占松林地北上瀘定橋”時，石達開猶豫不決，錯失最后生機。

紅軍則用誠意打破隔閡。劉伯承率先遣隊進入彝區(qū)前，中央頒布“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鐵律。工兵連被彝民繳械剝衣仍恪守命令，此舉震動彝首小葉丹。在彝海畔，劉伯承以一碗雞血酒立誓：“上有天，下有地，彝漢同心即兄弟！”小葉丹親率彝兵護送紅軍穿越險區(qū)，甚至調停敵對部落化解阻撓。

渡口決戰(zhàn)：三日慶賀與三發(fā)炮彈的對比

據清人薛福成《庸庵文續(xù)編》載，石達開抵安順場當日本可渡萬人過河，卻因“行兵謹慎”夜半召回部隊；次日妃子生子又慶賀三日，致河水暴漲無法行船。雖史家質疑此說真?zhèn)危姀姸蓵r既無船工亦無掩護，船筏多觸礁沉沒。

紅軍強渡展現(xiàn)出截然不同的戰(zhàn)術素養(yǎng)。1935年5月25日凌晨，孫繼先率十七勇士登船，神炮手趙章成以僅存三發(fā)炮彈支援——無炮架，左手托炮管，首發(fā)炸敵群，次發(fā)端指揮所，第三發(fā)掀翻碉堡。十八勇士趁勢登陸，沖鋒槍橫掃岸防工事。

分兵決策：孤軍困境與雙線并進的智慧

石達開拒絕分兵瀘定橋的深層原因，暴露了舊式軍隊的致命缺陷。兩月前其先鋒賴裕新部在富林渡河后失控潰散，使他堅信“分兵即散”。最終四萬人困守安順場二十七天，糧盡而降。

毛澤東在安順場發(fā)現(xiàn)渡船不足后，當機立斷分兵兩路：

歷史回響：偶然背后的必然邏輯

石達開臨終嘆“天亡我也”，但紅軍在相同絕境中撕出生路，揭示勝負并非天定：

瀘定橋鐵索至今錚錚作響，仿佛在訴說一個真理：過天險易，破人心難。當紅軍戰(zhàn)士在火海中攀過鐵索時，他們托起的不僅是新中國的曙光，更是一種超越時代的精神力量——這力量，讓歷史不再重演。

【參考資料】《大渡河戰(zhàn)役研究》；《紅軍長征記》；《太平天國戰(zhàn)爭全史》；《劉伯承回憶錄》；《毛澤東年譜》；《彝族簡史》；《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戰(zhàn)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