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功名成就、遠大目標，我們還有詩歌、戲劇，有大海、日出，有音符、顏料，還有線條小狗和黃油小熊?！?/p>

大街上，地鐵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拖家?guī)Э凇背鲂小?/p>

搖搖晃晃的毛絨玩偶、透明PVC里排排站的“吧唧”，包包變成一座座移動的私人博物館，“包主”將全部財產(chǎn)帶出門，網(wǎng)友們直呼“好貴！好痛！好吵！”。

“痛”文化的起源，可溯至日語“痛い”（Itai）。最初，它帶著一絲戲謔，指向那些狂熱到將動漫符號武裝全身的愛好者——“看著都替他們尷尬到肉痛”

隨著“痛”文化生命力的涌動，這種密集、飽和、情緒拉滿的表達，逐漸變成了一種身份認同的象征。“痛”不再是尷尬，而是對熱愛之物最極致、最外放的生命宣言。

（“魔魔胡胡胡蘿卜”痛包）

年輕人包上日益繁盛的玩偶徽章森林，遠非裝飾潮流那么簡單，是當代青年在意義匱乏、高度流動、原子化的社會中，一種確立自我與新型聯(lián)結的方式。

于自己，它是觸手可及的精神撫慰，撫平存在性焦慮的褶皺，確認具身化存在。以最柔軟的姿態(tài)，確證著意義的真實溫度和重量。

于他人，它既以可愛的新叛逆，在公共場域展演未被規(guī)訓的真我。又以無聲的姿態(tài)，向茫茫人海發(fā)射尋求共鳴的弱連接信號。

在“無用之用”中重拾意義

在萬事皆可“搭”中，年輕人又創(chuàng)造出了“包搭子”：全球新頂流Labubu、出道即巔峰的玲娜貝兒、老網(wǎng)紅再爆火的Hellokitty、“演我”的卡皮巴拉，甚至只是無名小攤的“精神氮泵”新IP……它們共同構成移動的治愈方舟，搖搖晃晃，陪伴著“包主”在人間跌跌撞撞。

人們化身“爸爸媽媽”，為孩子們梳妝打扮，帶著它們一起擠地鐵、上班、旅行、健身?！鞍钭印被砣艽钭?，隨時隨地提供情緒價值。

開會被罵，看看“插畫小人”，在內(nèi)心悄悄蛐蛐；堵車時怒路癥發(fā)作，看看“蒜頭鳥”，想想“都不涌易”就“蒜鳥”；加班到凌晨，捏捏jellycat的小可頌，憧憬下周末的brunch陽光；即使只是隨意摸摸這些可愛的“小玩意兒”們，都能暫時逃離現(xiàn)實生活，帶來治愈與舒緩。

（插畫小人“人前人后”系列扭扭掛件盲盒@Bingley_）

不過，一些人不理解IP的爆火，認為這些毫無實用性的玩偶都是智商稅。更不理解這代人“一邊在拼多多上精打細算薅羊毛，一邊為溢價限量玩偶一擲千金”的消費觀。

亨利·詹金斯 （Henry Jenkins）在著作《融合文化》中提到“情感經(jīng)濟”，概括了消費者在消費決策制定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情感因素。當代消費的本質(zhì)就是情緒價值的買單，“買什么”不重要，“為什么買”才是關鍵。

這些玩偶和勛章或許承載著一段情感的紀念、一次旅行的回憶，或許除了可愛“一無是處”，但都能在公共空間或壓力情境下提供即時、私密的心理支持。情感消費不是一時沖動，而是集體心理、社會結構和媒介變化的集體轉向。

在宏大敘事、工具理性盛行的時代，大家都在追求“意義感”。做的事需要有能被量化的意義，不能“純玩兒”；買的東西需要有可被利用的意義，要過“極簡生活”。

（脫口秀和Ta的朋友們：張駿談“休息羞恥”）

而毛絨玩偶、盲盒、吧唧打破了這一“規(guī)矩”，對于年輕人來說，“它們最大的用處就是沒有用”。

惠子抱怨葫蘆“無用”，莊子提議將葫蘆系成腰舟，在江湖上浮游。與自然規(guī)律相融共生，感受生命的自由與自在，提出“無用之用”的辯證觀點。

這些“小玩意兒”正是當代青年的“腰舟”。它們承載著個體情感的暗涌、未竟理想的微光，或是記憶碎片的重量，人們脫離實效、超越實效的“用”，帶著這些“無用”之物“逍遙于天地之間”。

（全紅嬋的痛包）

物品只要有了功能屬性，就意味著生命周期的開啟，面臨使用時長、更新?lián)Q代的倒計時。就像人一樣，在非升即走、績效考核的規(guī)則中，向KPI和deadline狂奔。但即使實現(xiàn)了所有目標、滿足所有條件標準，精神上的空洞依然無法填補。

當一切存在皆被工具化，衰變便成為必然終點。而玩偶、徽章在功能、利益系統(tǒng)之外，以“純粹性的無用”安靜地守護著存在本身的價值。即使已經(jīng)泛黃、破損，但回憶、情感歷久彌新，就像童年時期的“阿貝貝”。

（薯條與他的“阿貝貝”阿嗚）

這些“無用”的東西，擺脫狹隘功利標準衡量事物價值，不僅帶給人們“無用”情緒價值，還有“無用”的生命體驗。

當社會結構加速原子化、媒介景觀吞噬真實，人們越發(fā)感到意義匱乏、存在焦慮。人們將內(nèi)在情感與認同投射于可見、可觸、可隨身攜帶的實體物品上，是對抗虛無的無聲宣言，也是具身化的存在確認。

而每一枚閃耀的徽章、每一簇溫暖的絨毛，這些微小而倔強的“小玩意兒”們，正以最柔軟的姿態(tài)，確證著意義的真實溫度和重量。

（電影《死亡詩社》）

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我們會笑、會流淚、會尖叫，有感受、有情感、有人性，可以體驗無限豐富、無限美好的自然、藝術、世界。這些大概是AI唯一再深度思考也無法理解的東西，但對于人來說卻是最有用的。

除了功名成就、遠大目標，我們還有詩歌、戲劇，有大海、日出，有音符、顏料，還有線條小狗和黃油小熊。

在荒誕的虛無中真實存在

“痛包”的表達，是欲言又止的情感表達，以符號的模糊性守護精神私域，讓那些未言說的心緒、未竟的執(zhí)念得以安放；同時，又是獨特別致的個性表達，將流動的情緒鍛造為倔強又張揚的存在宣言。

曾經(jīng)的二次元被貼上奇裝異服、非主流的標簽，隨著各類小眾文化走向臺前，以及他們的堅定的自主性，大眾開始接受這些精神表達，審美也日趨多元。

以乖、可愛、萌為特點的Hellokitty，爆改為黑皮、肌肉、豹紋穿搭，用反差的形象俘獲更多新圈層的喜愛；Labubu以丑萌怪誕的特點，用“新浪漫主義”表達全球出圈；“四葷一素”暹羅厘普變身行走的表情包，隨時發(fā)瘋。

當私人情感跨越背包邊界進入地鐵、街道，其展示的內(nèi)容構成了一個微型的、流動的公共表達。通過搭配和組合，進行高度個人化的符號選擇，展示著自己的審美、風格、價值觀，講述著獨特的自我敘事。

（新晉丑萌顯眼包掛件）

這些包掛不是商品，而是未被規(guī)訓的那一部分自我。在鋼筋水泥的都市荒漠中釋放被壓抑的情緒，頗具情感張力。它既是對人為制造的審美霸權的溫和挑釁，也是對自我“小世界”存在邊界的大膽拓展。

邪惡比格犬多棟、厭世胡蘿卜張?zhí)镏?、活人感slogan行走的彈幕，挑釁意味的包掛成為年輕人“不裝了，攤牌了”“又能怎，如何呢？”的嘴替。喚醒我們內(nèi)心的“壞”小孩，釋放壓抑已久的真實情緒，在物的維度完成一場精神上的自我救贖。

或許無法直接反抗，但仍可以保持不迎合、不討好的自我態(tài)度，用“黑色幽默”來對抗虛無、尋找自由。這不是逃避，而是一種選擇，一種視角。就像永遠在推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選擇的荒誕地“反抗”，如加繆所說“荒謬當?shù)?，愛拯救之?！?/p>

（西西弗斯的“朋友圈”）

對熱愛之物的極致表達和狂熱追求、將瑕疵放大作為自我辨識度的亮點，是對社會規(guī)訓的反抗，更是在“遲來的叛逆期”中果敢的主體宣言。

不過，努力張揚個性，不是對無差別排斥所有人、拒絕所有社交，而是建構了一種精準的篩選。

“痛包”在公共空間中，充當了無聲的社交媒介，成為識別同類的密碼。一個共同的IP、稀有徽章、隱藏款盲盒，就能瞬間建立跨越陌生感的情感共鳴。

同時，這種“尋找同類”的方式更加直觀、更高效。用“包搭子”尋找到的“搭子”精準陪伴，將社交聚焦在垂直領域，極大的降低了社交成本。

（“痛包”包主們吸引同類、尋找同類）

不可否認，玩偶和吧唧社交貨幣屬性會引發(fā)跟風、從眾心理的滋生?；蛟S一個玩偶是用來抵消帆布包和愛馬仕的差距，一個吧唧是為了獲得社交媒體上的點贊評論，但內(nèi)心深處是對情感聯(lián)結與認同的深切渴望與不安。

原子化社會中，“附近”消失、生活充滿匿名性，人們一邊對于邊界感的把控越來越嚴格，一邊又深切渴望著純粹的情感。

在親密關系恐懼與情感渴求的撕扯中，玩偶是現(xiàn)實關系荒漠中的情感替身，也是尋求聯(lián)結的情感載體。

就像00后凝視，是冷漠，也是畏懼，是叛逆，也是自我保護。凝視的停歇，是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碰撞時的不知所措，庇護著未被磨滅的理想主義微光。

（電影《死亡詩社》）

理解年輕人背包上“好痛！好貴！好吵！”的情緒，即是理解這代人的存在困境。當宏大敘事瓦解、社會聯(lián)結流動易逝，青年們以頑固天真抵抗意義荒蕪。洞見荒誕本質(zhì)，偏用熱愛注解存在，讓生命在每一次微小的創(chuàng)造中持續(xù)重生，并始終葆有鮮活底色。

于是，每個精心挑選的包掛，都成了向世界發(fā)出的一束微光信號，宣告著我存在、我們同在、每件小事都值得傾注熱愛。

背起痛包，自己做自己的彼得潘、仙女教母，回到一個擁抱就能和好的童年，回到能獲得純粹快樂的原點。

參考資料：

[1]新周刊. 董晨宇專訪：“摳搜”年輕人，搶空高價演唱會門票

[2]羅安憲.“有用之用”“無用之用”以及“無用”——莊子對外物態(tài)度的分析[J].哲學研究,2015,(07):32-37+129.

（圖片素材源于網(wǎng)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