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日軍步步緊逼,蔣介石卻執(zhí)意“攘外必先安內”,這令全國陷入無盡內耗。對此,張學良痛心疾首,也決心兵諫逼蔣抗日。
在這場兵諫行動中,張學良的貼身心腹孫銘九擔任了關鍵角色。他臨危受命,率兵直搗華清池,將蔣介石從驪山石縫中活捉。
這一行動震驚了整個中國,同時也為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建立爭取到了寶貴的契機。
然而,歷史從來不會以單純的英雄主義敘述結尾,事變平息后,孫銘九的人生起起伏伏的讓人唏噓。直到新中國成立后,他的過往功與過,才被重新審視。
那么, 孫銘九究竟是功大于過還是過大于功?他的結局又是怎樣的?
活捉蔣介石
1936年西安,東北軍和陜軍駐扎在這片土地上,表面上是配合蔣介石的剿共計劃,實際上卻在醞釀一場改變中國命運的行動。
這場行動就是西安事變。
彼時的張學良的知道,如果再不有所行動,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將徹底讓中華民族失去抗擊日本的機會。
于是 ,張學良召集了幾位心腹將領,秘密討論兵諫計劃。
同年12月11日夜晚,孫銘九按照計劃率領衛(wèi)隊埋伏在臨潼華清池的周圍,這是蔣介石下榻的地方。
作為行動的主導者,孫銘九對每一名士兵進行了嚴密部署,因為這不僅是張學良的命令,也是關系到中國未來抗戰(zhàn)命運的關鍵。
12月12日凌晨,行動正式開始,隨著一聲清脆的口哨,東北軍衛(wèi)隊迅速沖進華清池,包圍了蔣介石的住所。
孫銘九親自帶領突擊隊沖入蔣介石的臥室時,只見空床上散落著假牙,被窩余溫尚存——蔣介石剛剛翻窗逃跑了。
就在這時,楊虎城的電話打了過來。得知人跑了,楊虎城在電話那頭暴怒。巨大的壓力之下,孫銘九沒有慌亂,他迅速組織人手開始搜山。
線索很快出現(xiàn)。士兵在山墻下發(fā)現(xiàn)了一只鞋,接著又找到了爬墻的痕跡。他們抓住了蔣介石的侄子蔣孝鎮(zhèn)。
孫銘九沒有絲毫猶豫,直接用手槍頂住蔣孝鎮(zhèn)的頭,以死亡相逼??謶种?,蔣孝鎮(zhèn)指向了不遠處的一片亂石縫。
東北軍士兵立刻包圍了那片亂石,高喊著讓里面的人出來。片刻之后,蔣介石從石縫中現(xiàn)身。他發(fā)現(xiàn)包圍自己的是東北軍而非紅軍后,反而鎮(zhèn)定了下來,又坐回了地上。
他聲稱自己腿斷了、腰也折了,拒絕下山。面對這種拖延,孫銘九不敢動粗,他走到蔣介石面前,半跪下身,執(zhí)意要背他下山。
最終,孫銘九強行將這位國民政府的最高統(tǒng)帥背下了驪山。這個29歲的營長不會想到——他當時背上扛著的,是即將轉向的中國歷史。
從捉蔣英雄到汪偽漢奸
西安事變后,蔣介石雖然接受了“聯(lián)共抗日”的條件,但他心底的憤怒和警惕從未消減。
特別是對參與行動的東北軍將領,他始終懷有戒心,也暗地里將他們列入了“必須清算”的名單。
1936年底,張學良為了兌現(xiàn)對蔣介石的承諾,執(zhí)意親自護送他回南京。然而這一事件卻成為了孫銘九人生的巨大轉折點。
當張學良護送蔣介石回南京后旋即被扣,此事導致東北軍內部迅速分裂。以王以哲軍長為首的元老派,主張顧全抗日大局,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問題。
而以孫銘九為代表的少壯派,則堅持要用武力營救張學良。
在孫銘九看來,王以哲等人的妥協(xié),就是對少帥的背叛。他無法理解所謂的“大局”,他的世界里只剩下“救出少帥”這一個目標。
1937年2月2日,這種偏執(zhí)的情感終于爆發(fā)。孫銘九發(fā)動兵變,率部沖入王以哲的住所將其刺殺,史稱“二二事件”。
但這場冒險行動的后果是災難性的,不僅沒有如他所愿地團結東北軍,反而加劇了內部的對立和混亂。
最終被蔣介石抓住機會,一步步分化東北軍,將大批士兵調往其他部隊,東北軍徹底土崩瓦解。
孫銘九則因刺殺事件遭到通緝,被迫逃離西安,他的部下也四散而逃,只剩下寥寥幾人隨行。
為了躲避追捕,孫銘九開始隱姓埋名,潛伏于天津的租界中。在這段時間里,孫銘九的生活異常艱難,他沒有固定的收入來源,只能靠變賣隨身物品維持生計。
而且,他每天都小心翼翼地,生怕被熟人認出,他更不敢聯(lián)系家人,也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
幾年后,他逃往上海法租界,但生活的窘迫并沒有因城市的繁華而改變,反而更顯得寒酸。
時間到了1943年,日軍的鐵蹄踏遍我國大地,漢奸組織紛紛投靠日本的統(tǒng)治體系。
這時,孫銘九聽說一些昔日的東北軍將領已經投靠汪偽政府。
最終,生存的本能最終讓他放下了驕傲,他聯(lián)系上了老友,并在汪精衛(wèi)的安排下?lián)蝹握囊粋€軍事顧問。
不過關于他作為漢奸的行為,存在一些不同的說法。據說他守住了一條底線,從未對國共兩黨的軍隊開過一槍,手上沒有血債。
但無論如何,投靠侵略者,已然是對民族大義的背叛。
抗戰(zhàn)末期,眼看日本敗局已定,孫銘九又一次選擇了轉向。他率領部下起義,被國民黨方面收編,搖身一變成了國民黨在東北地區(qū)的特務員。
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他的身份再次變得模糊。
一種說法是,他當時已經與中共取得聯(lián)系,是安插在國民黨內部的一顆“釘子”,曾奉命暗殺陳云但未及行動。另一種說法則稱,他是在東北被李兆麟的部隊俘虜。
無論過程如何,他最終還是落入了人民軍隊的手中。
大功不滅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作為曾參與汪偽政府的前偽軍將領,孫銘九被押解至審察機關。
他的檔案中,既有西安事變時的赫赫戰(zhàn)功,也有投敵汪偽政府的“黑歷史”,而這也讓對孫銘九的定性顯得格外棘手。
但最終,國家基于他的歷史貢獻,以及他在抗戰(zhàn)期間沒有直接參與迫害民眾的事實,給予了他從輕發(fā)落的處理。
審判結果公布后,孫銘九被釋放,獲釋后的他,沒有選擇回到家鄉(xiāng),而是留在了上海。
與此同時,他決定將名字中的“日”字去掉,把“明久”改為“銘九”,以此象征自己對漢奸污點的悔恨與告別。
最終,在上海市長柯慶施的推薦下,孫銘九被任命為市政府參事。
這份工作雖然看似普通,但對他來說卻是難得的機會。他在市政府的辦公室里,用盡可能的低調和勤勉努力,處理好分內之事,不多言、不妄行。
隨著歲月流逝,孫銘九逐漸老去,到了2000年4月,他病重住院。
彌留之際,他特地囑咐家人,不要為他舉辦任何形式的悼念儀式,并將遺體捐獻給醫(yī)學機構。
他希望,用最后的軀體為社會做一點貢獻,為自己的人生留下一個有意義的收尾。
2000年4月8日,孫銘九在上海黯然離世。
結語
回顧孫銘九的一生,當真是跌宕起伏,他以改變整個國家歷史進程“英雄”形象初登歷史舞臺,又因忠誠的失控而淪為“叛逆者”,最終以一個沉默“幸存者”的身份謝幕。
他的故事提醒我們,在評判歷史人物時,簡單的“英雄”或“漢奸”標簽往往是無力的。
個體的命運,是個人性格、歷史機遇與政治漩渦共同作用的復雜結果。而孫銘九正是這樣一個被單一事件永遠定義,卻又終其一生無法擺脫其復雜后果的悲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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