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軍長征時期，發(fā)生過一件影響極其深遠的事件——草地分兵，紅四方面軍領導張氏仗著兵強馬壯，強行率部南下，險些導致出現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局面，毛主席多年后回憶起，還稱這是自己人生的至暗時刻。

當年紅一、紅四懋功會師后，紅一方面軍有兩個軍團混編過去了，處境更加危險，在這樣的關鍵時刻，高級干部所做的選擇可以說決定了后來職務的上限。

其中原紅九軍團政治部主任黃火青就堅決與錯誤思想做斗爭，雖然當時險些喪命，但后來一直很得中央信任，建國后還擔任了最高檢察長！

1934年初，黃火青從紅軍學校調任為紅九軍團政治部主任，此時正是中央蘇區(qū)第五次反“圍剿”堅決之時，黃火青率部在福建方向與敵作戰(zhàn)，也立有不小的功勞。

只是從全局來看，堡壘對堡壘的方式紅軍根本消耗不起，所以主力為了生存下去被迫進行長征。紅九軍團在這條艱辛之路上貢獻極大，經常要執(zhí)行牽制、后衛(wèi)的任務。

國民黨那些軍閥對于紅軍的態(tài)度多是“不攔頭，不斬腰，只擊尾”，所以后衛(wèi)打的仗是最多最苦的。湘江戰(zhàn)役后，紅九軍團由出發(fā)時的11500多人銳減至3000多人，遵義會議后，紅九軍團又奉命偽裝成主力吸引敵人。

他們孤軍作戰(zhàn)兩個多月，多次面臨絕境，幸好領導層指揮有方，每次都能逢兇化吉，最終很好地完成了任務，只是呢紅九軍團自身損失特別大，部隊只剩下了2000多人，其中約一半還是路上招募的新兵。

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到達懋功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此時的紅一所有人都滿身疲憊、衣衫襤褸，人數也只剩下一萬多。

而紅四方面軍才出征不久，又接連拿下了幾個勝利，上下八萬多人都志得意滿，與紅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紅四領導人張氏通過旁敲側擊了解到，紅一目前的實情與所見一致，他的心里開始產生了舊軍閥那一套想法，妄圖以實力來獲取更大的權力。

出于團結同志的想法，中央同意了張氏很多請求，在看到紅四沒有軍團級建制后，紅一方面軍下轄的幾個軍團也改稱為軍，紅一、紅三、紅五軍團成了紅一、紅三、紅五軍，紅九軍團成了紅32軍。

但是張氏的胃口越來越大，要求也越來越過分，甚至涉及到了原則性問題。自此，中央不再退讓，予以了堅決的抵制，張氏眼看自己暫時不占優(yōu)，便假裝同意北上。

隨即兩部混編，紅5軍、紅32軍被編入了以紅四為首的左路軍中。沒想到的是，部隊開拔沒多久，張氏又強令部隊南下，企圖用武力挾裹，達到自己的目的。

位于右路軍的中央機關很無奈，只能是率紅1軍、紅3軍單獨北上。由于事發(fā)突然，沒辦法跟紅5軍、紅32軍打招呼，致使這兩個軍的處境很尷尬。

南下川康的途中，張氏一直努力拉攏這兩個軍的干部，有部分人被迷惑，做了錯誤的選擇。

但黃火青是堅決反對，他跟軍部保衛(wèi)部長卜盛光去找了紅32軍政委何長工，直接表明要北上去尋找中央，何長工此時不置可否。

但很快，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周純全來到32軍召開連以上干部會議，說北上是不正確的路線，并詆毀了一些中央領導人。這次會議，黃火青沒有被允許參加。

結束之后32軍下三個團的干部都來找黃火青，講述了會上的一些事。黃火青這才知道軍長羅炳輝、政委何長工都已經倒向了那一邊，難怪自己不被允許參會，肯定是先前去找何長工之事被告發(fā)了。

好在三個團的干部都明事理，沒有在會上附和，其中8團團長楊梅生在黃火青面前最激動：我書讀得不多，別的我不懂，但要說毛主席的不是，我不相信，也不可能贊同。

楊梅生是毛主席第一任警衛(wèi)員，感情深厚。有他帶頭，另外的干部紛紛讓黃火青帶著大家走。黃火青其實也考慮過這種做法，如果要走就跟紅5軍一起走。

紅5軍除了政委黃超是張氏委派的，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曾日三都反對南下，兩軍共同行動的話，能帶出去大部分人，屆時向西穿過藏區(qū)，脫離紅四方面軍后，再北上尋找中央，這是一個辦法。

但是仔細構思了幾種方案后，最終還是放棄了，其中一個原因是沒有電臺。紅32軍電臺被調走了，紅5軍的電臺在黃超手里，藏區(qū)沿途多是荒無人煙的區(qū)域，沒有電臺就沒辦法跟中央聯絡，到時很可能會面臨山窮水盡的局面。

另外，黃火青也考慮到如果兩軍私自走了，朱老總的處境會更糟糕。

朱老總曾經來32軍看望過一次，大家這才知道朱老總也被孤立了，很多時候連飯菜都不給供應。黃火青很心酸，當即讓人殺了一頭牛烤成牛肉干送過去。如果紅5軍、32軍真的走了，朱老總、劉伯承這些在總部的領導日子會特別難過。

先不說朱老總他們能不能走，就算有機會朱老總也不會走，因為朱老總是紅軍總司令，紅四方面軍也是他的部下，如果他也走了，那就等于是徹底撕破臉。

所以朱老總從大局出發(fā)，肯定也會繼續(xù)跟隨紅四方面軍行動，爭取早日將他們拉回正軌。

基于這些因素，黃火青他們最終沒有走，沒想到的是，張氏很快就做出了更過分的舉動。大部隊抵達卓木碉后，張氏召開了會議，把一切都擺在了明面上來，公然宣布“另立”，此事引起了軒然大波。

張氏為了能掌控這兩支原紅一方面軍的部隊，不斷往其中“摻沙子”，黃火青也被調離了紅九軍團，說是去總政等待重新分配，但一直沒有給安排新工作，實質上也就是將他撤職了。

往后的日子黃火青過得非常困難，還有一次瀕死的經歷。

當時黃火青患了傷寒，整日高燒不退，僅僅幾天就瘦得不成人形，渾身多出長了虱子。張氏對他這番際遇沒有半分同情，反而連房子都不讓他住，導致他只能睡在走廊上。或許他病逝了，才是張氏最愿意看到的結局。

幸好，有兩個幫助了他，一個是紅軍“神醫(yī)”傅連暲，當黃火青病重的消息傳開后，傅連暲急忙跑過去看了一次。

只是黃火青情況已經很不好了，傅連暲心里也沒底，他開了一方藥給黃火青喝，然后說了句“睡一覺，看明天吧”。這句話的潛臺詞就是能不能活下去就看今晚了，可想而知當時已經有多嚴重。

多虧了這方藥，也多虧黃火青身體素質比較好，幸運地扛了過去。

當然，挺過了一晚只相當于大病初愈，黃火青還是比較虛弱，需要有人能細心呵護，這個時候馬夫老孫伸出了援手。老孫每天抱著黃火青上馬，背他過河，想盡辦法為他弄吃的，這才讓他撿回了一條命。

等三大主力會師后，紅四方面軍總部率5軍、9軍、30軍等部共兩萬多人進行西征，本來黃火青是可以不用去的，與他關系很好的陳賡也勸他別去。

但黃火青為了團結同志，還是走上了這條路，最終的結果我們都知道，西路軍失敗了，無數同志埋骨河西走廊。黃火青是與李先念等人翻越了祁連山、進入新疆，才躲過一劫。

俗話說大難不死，必有后福，黃火青后來一直被重用，只是漸漸離開了軍旅、偏向了地方。1955年時，黃火青在主導天津的工作，離開了軍隊系統(tǒng)，因此沒有參與授銜。

他對中央的忠誠經得起考驗，1979年后還主導了對“兩案”的審理，為很多老同志恢復名譽，真不愧為杰出的老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