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陳述內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贅述文章結尾

1959年，在日本靜岡的一座佛像修復現(xiàn)場，工人意外發(fā)現(xiàn)了十個陶壇。

壇子埋得挺深，外表殘舊不堪，打開后，里面是混雜著黑泥和碎紙的土塊。

沒人知道這東西有什么用，也沒人想到，它們會和二十多年前的南京大屠殺扯上關系。

這事兒很快傳到了地方史料研究會。

有人查了查壇子上的印記，是1930年代日本軍方常用的軍用陶器樣式。

更讓人吃驚的是，土壤成分里竟然有中國南方黃壤的特征。

有人順藤摸瓜，查到了一個名字——松井石根。

他是南京大屠殺的指揮官之一。

那么，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松井石根是個挺復雜的人。

他出生在日本鹿兒島的一個武士家庭，從小受的是那種“忠君愛國”的教育。

后來進了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又去陸軍大學深造，算是當時軍界的高材生。

按理說，他應該是個標準的職業(yè)軍人，可偏偏，他還對中國文化特別感興趣。

他自稱“通漢學”，喜歡讀《孟子》《孫子兵法》，也研究中國地理和歷史。

可這種興趣，最后卻變成了控制和征服的工具。

他曾在日記里寫過一句話：“知中國，治中國。”聽著像是學者口吻，背后卻是赤裸裸的侵略邏輯。

1937年他被任命為上海派遣軍司令，后來指揮了日軍攻占南京的行動。

那場戰(zhàn)爭的結局，大家都知道了——南京被攻陷以后，短短幾周時間，上萬平民和戰(zhàn)俘遭到屠殺。

日本政府當時極力遮掩，可西方記者和傳教士拍下了大量照片和證詞，真相還是傳了出去。

可松井石根在南京的最后幾天，做了一件沒人理解的事。

他帶著幾名親信去了南京郊區(qū)的大廠鎮(zhèn)，在一處被炸得坑坑洼洼的荒地上，挖了十壇土。

他選的地方，據(jù)說是當時尸體最多的一片區(qū)域。

他沒解釋原因，只是命人把這些壇子密封好，裝船運回日本。

那時候沒人多問，這種事兒在軍隊里不稀奇。

可誰也沒想到，這些土，幾十年后會在一尊佛像下面被人發(fā)現(xiàn)。

松井石根回到日本以后，并沒有被立刻追責。

相反，他在熱海老家過了一段相對安靜的日子。

可他沒閑著。

他找來工匠，籌建了一尊觀音像——外形和普通佛像看不出什么區(qū)別，但底座卻是用那十壇“血土”混合當?shù)啬嗤翢频摹?/p>

工匠后來回憶說：“那泥土顏色不太對，發(fā)暗，有股味兒，但松井大佐堅持要用。

這尊佛像取名“興亞觀音”。

聽這名字就不一般——“興亞”是當時日本軍部用來包裝侵略政策的一個口號，意思是“振興亞洲”，實則是搞所謂“大東亞共榮圈”。

松井石根自己沒解釋太多。

他只是說，這座觀音像，“是為了紀念在戰(zhàn)爭中死去的亞洲英靈”。

可在他留下的一封私人信中，他寫得更直接：“血與土，刻于觀音，成吾志。

什么意思？就是把從戰(zhàn)場帶回的“象征性土地”與日本的宗教象征結合起來，作為他個人政治信仰的標記。

這已經(jīng)不只是紀念，更像是一種極端象征主義的儀式。

這事兒后來傳出去，引起了不小的爭議。

可在當時，日本國內民族主義情緒正濃，很多人根本不在意這些背景。

1945年，日本戰(zhàn)敗。

松井石根被列為甲級戰(zhàn)犯，押送到東京接受審判。

法庭上，他做了辯解，說自己并沒有下達屠殺命令，是“戰(zhàn)場失控”。

但檔案、命令記錄、甚至他自己的信件都說明，他不僅知道，而且默許，甚至鼓勵了部隊的暴行。

1948年12月23日，東京巢鴨監(jiān)獄，他在清晨被執(zhí)行絞刑。

那時他已經(jīng)71歲，穿著整潔的和服，走上了絞架。

沒人知道他最后有沒有后悔過什么，他沒留下只言片語。

南京那邊，清理尸體的工作持續(xù)了好幾個月。

城市幾乎被掏空。

記錄當時情況的美籍傳教士貝特琳寫道：“每走幾步就能看到腐爛的尸體，空氣中彌漫著血和煙的味道。

至于那座觀音像，后來被地方政府封存了起來。

佛像還在，但沒再對外開放。

參考資料：

東史郎，《南京大屠殺親歷記》，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松井石根部分）》，日本外務省檔案館，1948年。

張純如，《南京大屠殺》，中信出版社，2007年。

貝特琳，《南京：被遺忘的見證》，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

日本歷史資料編纂委員會，《昭和戰(zhàn)爭責任檔案》，巖波書店，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