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山路811號，始建于1921年的“百代小樓”掩映在徐家匯公園的桐蔭里。這棟三層法式建筑，曾擁有國內(nèi)第一座現(xiàn)代錄音棚。1935年5月，《義勇軍進行曲》在此灌制黑膠唱片。這兩年，《義勇軍進行曲》灌制地紀念館正式開放，是繼“國歌唱響地”黃浦劇場和楊浦區(qū)國歌展示館后，上海又一處與國歌誕生有關(guān)的重要紀念場所。

步入“百代小樓”，一樓轉(zhuǎn)角處，有幅地圖不在視覺C位，卻沒有人會錯過打卡。那是張高度濃縮的上海地圖，咖啡色與白色相間，勾勒城市的阡陌縱橫，20處紅色圖標散落其上，還原國歌在上海誕生、首唱、傳唱的全部脈絡(luò)，展現(xiàn)近百年前的時代風云。

這幅地圖開宗明義，取名“國歌地圖”。20處點位貫穿《義勇軍進行曲》在上海創(chuàng)作、灌制、首唱、傳唱的事件發(fā)生地，包含了《風云兒女》的開拍地斜土路2570號電通公司攝影棚舊址、楊浦國歌展示館、徐匯百代小樓、黃浦劇場，還有第一家公開播放《義勇軍進行曲》的電臺、鳳陽路250號的李樹德堂廣播電臺舊址，歌曲的首次千人合唱之地、方斜路505號原南市公共體育場；也能循著一眾創(chuàng)作者在上海的生活、工作舊址觸摸歷史的痕跡，從田漢與歐陽予倩、徐悲鴻創(chuàng)立南國藝術(shù)學院的永嘉路寓所，到戲劇家寫就《義勇軍進行曲》歌詞的山海關(guān)路，從聶耳來滬后最早的居所公平路、明月歌舞社舊址常德路，到淮海中路1258號三樓音樂家為“進行曲”譜寫初稿的舊居，及至夏衍舊居、任光居所遺址，不一而足；甚至，這幅地圖還拉開時間的縱深，賀綠汀塑像、馬敘倫舊居等悉數(shù)在列，前者于1935年邀請俄裔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為《義勇軍進行曲》配器，后者1949年在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提議暫用《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

為什么又是上海？在見證了詞曲創(chuàng)作、迎來《義勇軍進行曲》的誕生之后，為什么又是上海為這首革命歌曲插上翅膀，伴隨著“一二·九”運動的學潮、救亡運動的巨浪、抗日戰(zhàn)爭的烽火、解放戰(zhàn)爭的硝煙，遍及大江南北、長城內(nèi)外，甚至響徹寰宇？“國歌從上海唱響，不僅代代相傳，還傳遍世界，這背后，上海工業(yè)的繁榮、海派文化的發(fā)展、全民抗戰(zhàn)的典范，都有跡可循?！鄙虾Ｒ魳穼W院教授、音樂文化學者韓斌如是說。

工業(yè)土壤

“這臺箱式唱機已是百歲高齡，如今依然可以正常播放?！痹凇鞍俅恰保读x勇軍進行曲》灌制地策展人黃若谷為記者現(xiàn)場演示，打開音箱、搭上唱針，半個多世紀前灌錄發(fā)行的唱片《踏著烈士的腳印前進》歌聲雄壯依舊。

1915年初，法商百代公司在謹記橋徐家匯路1434號（今肇嘉浜路874號、徐家匯公園所在地）購地建廠。1917年正式投產(chǎn)，是為中國首家唱片制造廠。唱片作為舶來品，之所以能在中國傳播和風靡，最開始是以戲曲這個中國特有的文化瑰寶為突破口。百代初創(chuàng)之時，邀請了以譚鑫培為首的京劇大師灌音，不僅使戲曲唱片風靡一時，也讓百代唱片一躍成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唱片品牌之一。此后，位于上海的東方百代集生產(chǎn)、發(fā)行、銷售于一體，迅速成長為中國規(guī)模最大的唱片企業(yè)。百代唱片不僅暢銷內(nèi)地各大城市，還遠銷香港以及南洋、北美等地的華僑聚居區(qū)。

“中國唱片業(yè)之所以在上海出現(xiàn)并繁榮，與上海的工業(yè)生產(chǎn)配套能力有密切關(guān)系?！表n斌表示，唱片生產(chǎn)依賴一套完備的唱片工業(yè)體系，“需要用到先進的制造業(yè)設(shè)備與具有相應(yīng)技術(shù)能力的產(chǎn)業(yè)工藝，包括機床、電鍍、化學工藝等，上海作為中國工業(yè)起步最早的城市之一，具備了這一產(chǎn)業(yè)的承載能力”。今天的“百代小樓”有一組沙盤，演示了肇嘉浜路、宛平路、衡山路合圍地帶的百年變遷。韓斌指著上世紀30年代的沙盤：“唱片需要用到唱針，衡山路北面就是金焰投資的上海針廠；當時的徐家匯一帶水系豐富，能滿足唱片生產(chǎn)需要的排水、材料運輸?shù)刃枨??！?br/>

擁有先進工藝作支撐，“百代小樓”不僅是一時一地一家唱片公司的中樞神經(jīng)，這座小樓也成為中國近現(xiàn)代流行音樂發(fā)展的記錄者。1928年，留法歸來的任光進入百代唱片，直到1937年，他一直擔任音樂部主任一職。在將近十年的光陰里，任光利用外商公司高級職員的身份便利，主持灌錄了一批進步歌曲，《漁光曲》《抗敵歌》《大地進行曲》都是在這一時期誕生的。而早在上世紀30年代初，任光就加入了革命音樂組織，舉薦了聶耳、冼星海、安娥等一批左翼音樂家到百代任職，使百代唱片成為當時中國進步救亡歌曲創(chuàng)作的“大本營”。

一份存放于中唱上海公司的原始記錄可以證明，衡山路811號百代公司舊址，是有記載的《義勇軍進行曲》的首次器樂演奏地和演唱灌錄地，也是首版唱片的制作發(fā)行地。由中國唱片（上海）有限公司捐贈的《義勇軍進行曲》母盤封套上，也清晰標注了1935年5月3日的錄制日期、當年7月22日的發(fā)行日期以及A2395的編號。黃若谷說，當時的錄音技術(shù)尚無法滿足音樂與人聲分別錄制的水平，人的演唱與樂器伴奏必須同時進行。這意味著，《義勇軍進行曲》的唱片灌制需要先于演唱場景完成，才能在電影拍攝時，播放有人聲合唱的音樂作為背景。

《電通》畫報上刊登的《義勇軍進行曲》錄制場景

1935年5月3日，電通公司將一支臨時組織的合唱隊帶來百代，成員包括劇務(wù)主任司徒慧敏，《風云兒女》的兩位男主演袁牧之、顧夢鶴，青年歌唱家盛家倫，《大路》主演鄭君里，正在排演話劇《娜拉》的演員金山以及新演員兼場記施超。7個人里，只有一位有專業(yè)背景，另有3人生于廣東，說話帶點“粵普”。就是這支“業(yè)余小分隊”在任光和音樂家呂驥的指揮下，在百代唱片的錄音棚里灌制了《義勇軍進行曲》的首版唱片。首版錄音唱片的金屬模版版號為A2395，發(fā)行唱片編號為34848B。發(fā)行版唱片的A面，則是《風云兒女》主演王人美為電影演唱的插曲《鐵蹄下的歌女》。

文化自覺

1938年5月，豐子愷在《談抗戰(zhàn)歌曲》里寫道：“抗戰(zhàn)以來，藝術(shù)中最勇猛前進的要算音樂……有人煙處，即有抗戰(zhàn)歌曲?！?br/>

同年9月，田漢撰文：“雄壯的救亡歌聲響徹窮鄉(xiāng)僻壤，才會說話的四川小孩也常唱著‘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拿我們的血肉，筑起我們新的長城’。”

從1935年電影院里唱響，到3年后遍及全國、無論老幼婦孺，90年前的《義勇軍進行曲》如何做到？

韓斌認為，彼時上海完善的廣播體系，為歌曲的傳唱提供了最初的傳播平臺之一，助其真正成為喚醒廣大民眾的號角。1935年6月，鳳陽路上的民營廣播電臺“李樹德堂”首次播放了《義勇軍進行曲》。規(guī)?；膫鞑砹烁枨鷤鞒鹊目焖俜e累。一年后的1936年6月7日，南市公共體育場舉辦的民眾歌詠會上，愛國人士劉良模向在場5000余名觀眾現(xiàn)場教唱了《義勇軍進行曲》。

口口相傳，則是另一種重要途徑。近代以來，上海因獨特的地理環(huán)境和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綜合優(yōu)勢，迅速成為中西文化交鋒融合的前沿地帶以及革命文化人士的重要聚集地。1927年，隨著中共中央機關(guān)遷回上海，大量革命青年和進步知識分子從全國各地陸續(xù)匯聚上海。比如，茅盾、郭沫若、潘漢年、錢杏邨、孟超、陽翰笙、李一氓等從革命前線周轉(zhuǎn)來到上海，魯迅、馮雪峰、柔石等從其他城市輾轉(zhuǎn)而來，夏衍、朱鏡我、馮乃超等從日本留學歸來。伴隨左翼文化運動興起，大批進步知識分子和文藝青年逐漸成長為堅定的革命戰(zhàn)士。不少人在全民族抗戰(zhàn)爆發(fā)后奔向延安，其他許多人則堅持在國統(tǒng)區(qū)或淪陷區(qū)進行不懈斗爭。

“這其中，音樂成為革命的一粒種子?！秉S若谷說，田漢是湖南人，聶耳是云南人，《風云兒女》的導(dǎo)演許幸之老家為江蘇、主演袁牧之從浙江來……如果說，這些來自不同地域的知識分子在上海形成了文化共同體，那么當抗日救亡成為時代強音，這種超越地域的凝聚力，正是《義勇軍進行曲》能成為全國性戰(zhàn)歌的文化基礎(chǔ)，也是這批仁人志士的文化自覺。七七事變爆發(fā)后，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指導(dǎo)下，上海文化界救亡協(xié)會組建了救亡演劇隊，“冼星海、賀綠汀等人跟著隊伍一路宣傳，一路播撒下無數(shù)革命的種子”。

全民抗戰(zhàn)

在金城大戲院（今黃浦劇場）作為“國片之宮”的歲月里，有個灰暗的日子。1935年7月，聶耳在日本不幸逝世的消息傳來，在上海引起一片痛挽。8月16日上午，聶耳追悼會在金城大戲院隆重舉行。人們手持花圈、胸佩白花，潮水般從四面八方涌來。悼念的人流中除了電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和聶耳生前好友，最多的是工人，碼頭工、筑路工、打樁工、紡織女工、報童……影廳內(nèi)1700多個座位座無虛席，戲院不得不寫出“座滿請回”的告示牌。即便如此，不少人依然肅立在戲院之外。

在國歌展示館和左聯(lián)會址紀念館，展品中出現(xiàn)了同一張歷史照片。1936年6月7日，上海民眾歌詠會在公共體育場舉行抗日救亡歌詠大會。照片中，劉良模站在一張高高的椅子上，忘我指揮著。為阻撓這場大會，國民黨當局臨時在場內(nèi)組織了一場足球賽。趁著比賽間隙，近千人的歌詠隊伍與四五千名群眾一擁而上。原本軍警還想阻攔，但當唱到《義勇軍進行曲》時，軍警們?nèi)滩蛔『椭茉獬梢黄?，融入抵抗外侮、同仇敵愾的共鳴之聲。這一震撼人心的場景被當時的媒體記錄下來，《申報》報道稱：“每至‘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全場屏息，聲振屋瓦。”

普通民眾的自發(fā)祭奠、傳奇般的大型演唱活動，成了抗戰(zhàn)時期“音樂救國”的深情寫照，也是上?！叭窨箲?zhàn)”的一道縮影。

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蘇智良如此定義“全民抗戰(zhàn)”：所有的社會階層都被動員起來，加入抗戰(zhàn)隊伍。上海的抗戰(zhàn)救亡活動并沒有局限在精英的小圈子里，而是擴展到了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風云兒女》在金城大戲院的放映廣告，稱影片為“初夏中國影壇上一闕勝利的凱歌”

比如《風云兒女》放映時，主題曲很快打動了觀眾，出現(xiàn)了哪里有電影放映，哪里就有觀眾合唱的動人場面。不久后，上海街頭開始流行《義勇軍進行曲》。比如京劇名角周信芳，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他決心排演能喚起民心的新編劇目《明末遺恨》。1932年，周信芳率移風劇社赴青島、濟南、天津、長春、哈爾濱、北京等地巡演《明末遺恨》，劇場里常出現(xiàn)臺上國破家亡、臺下哭成一片的場景，民眾的抗日情緒受到極大的鼓舞。1935年，周信芳重回上海演出。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后，周信芳任上海戲劇界救亡協(xié)會歌劇部主任。他租用卡爾登劇場（現(xiàn)為長江劇場），演出《香妃恨》《亡蜀鑒》《滿清三百年》《明末遺恨》《徽欽二帝》等劇，積極宣傳愛國思想。日偽當局勒令其停演，周信芳不顧敵人的恐嚇，仍積極準備編演新戲《文天祥》《史可法》，并在舞臺兩側(cè)掛出新戲的大幅預(yù)告，雖最終未能演出，卻一直掛到劇社被迫解散。

在百代小樓展廳，一份百代唱片原版版稅記錄的復(fù)制件，記錄下了《義勇軍進行曲》黑膠唱片發(fā)行后的部分銷售情況。1935年6月至1939年6月，《義勇軍進行曲》首個4年周期的唱片總銷量達22572張，其中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上半年的銷量出現(xiàn)井噴，達10362張。這也與中華民族進入全民族抗戰(zhàn)的歷史背景產(chǎn)生了呼應(yīng)。

覺醒的中國人民拿起武器、奮起反抗日本侵略者?！读x勇軍進行曲》不僅成為抗戰(zhàn)中震撼山河、催人奮進的嘹亮號角，更是跨越國界、響徹寰宇，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場上，一曲來自東方雄渾嘹亮的最強音。1940年，美國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在紐約演唱了這首歌，1941年，他又接著灌制了一套名為《起來》的中國革命歌曲唱片，宋慶齡親自為這套唱片撰寫了序言。在當時的反法西斯戰(zhàn)線上，《義勇軍進行曲》代表了中國人民最強音的一支戰(zhàn)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即將結(jié)束之際，在盟軍凱旋的曲目中，《義勇軍進行曲》赫然在列。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會議設(shè)立由55人組成的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馬敘倫為召集人。9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主持召開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協(xié)商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郭沫若、茅盾、黃炎培、陳嘉庚、張奚若、馬敘倫、田漢、徐悲鴻、李立三、洪深、艾青、馬寅初、梁思成、馬思聰、呂驥、賀綠汀等人。在座談會上，馬敘倫等主張暫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guān)于修改憲法部分內(nèi)容的建議》，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寫進憲法，作為一條修改建議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經(jīng)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全體代表審議通過，憲法修正案正式賦予國歌以憲法地位。

青少年戴上AR設(shè)備，在國歌展示館參觀

90年來，《風云兒女》的意義早已超越了電影本身。它是歷史的見證者，記載了“血肉長城”的悲壯；也是精神的傳承者，讓“起來”的呼聲永不消逝。而被確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更是成為國家神圣的象征和標志。

如今，國歌展示館時常迎來大批年輕觀眾。戴上AR設(shè)備，今天的青年人用指尖“輕觸”《義勇軍進行曲》首版唱片，烽火長歌穿越時間，讓每個人的心變得熱血昂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