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九年（1376）的一天，明太祖朱元璋在朝堂上震怒，下令對刑部主事茹太素施以杖刑。一名飽讀詩書的朝臣，當著眾多同僚的面去衣受杖，著實既傷面子，又傷“里子”。

茹太素因何觸怒“龍顏”？《明太祖文集》記載：茹太素上個折子說5件事，寫了17000字！差不多是一個明代話本的容量。這是奏事，還是寫劇本？

好在朱元璋還算勤政，第二天晚上，讓人接著念?；实鄣淖詈蠼Y論是：500字足矣！剩下的16500字，大多是廢話。

明朝初年，官員上書言事繁復冗長，漸成風氣。奏疏常常堆砌辭藻、引經(jīng)據(jù)典，看似厚重，實則空泛無物；更有甚者，一些官員為彰顯學識，刻意使用冷僻典故與字詞，晦澀難辨。朱元璋對此不勝其煩，下決心整飭。3年之后，茹太素依然我行我素，挨這頓板子，真不算虧。

茹太素挨板子這件事沒過多久，明廷頒布了《建言格式》，規(guī)定“許陳實事，不許繁文，若過式者問之。”又在洪武十二年頒布《案牘減繁式》，要求公文言辭平實。自此，篇幅冗長、華而不實的案牘積弊，才得到一定程度糾治。

文字和語言的主要作用，在于交流和傳播，重在明晰、高效。說話或著文長篇大論、云山霧罩，會讓人昏昏欲睡，摸不著頭腦。在文字表達的簡約方面，古代的先賢其實做得非常好。先秦最重要的典籍之一《春秋》，全書僅16000多字，記載了240多年的歷史事件，平均每年不足70字，卻能提綱挈領，清晰展現(xiàn)歷史脈絡。這樣的文風，值得學習和提倡。

囿于歷史條件，古人不得不惜墨如金，我們的語言文字也因此受到鍛造和磨礪，形成了“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的高效、簡約文風。這樣的傳統(tǒng)，在今天仍然需要繼承和發(fā)揚。

明明三兩句話能說清楚的事，非要前三點、后四條，層層套疊，說上一大堆；明明一頁紙就能寫明白，非要穿靴戴帽、里袍外套，搞成厚厚一大摞；明明不發(fā)文不開會就能布置好的工作，非要發(fā)文開會，甚至發(fā)長文開長會。

好像只有這樣，才能反映出“認識到位”，才能體現(xiàn)出“高度重視”，才能顯示出“工作扎實”。這種只重形式、不重內容，只重痕跡、不重實效的文牘主義，是危害極大的形式主義。它使大量的公共資源在文山會海中空轉，也常常使基層不堪重負。看似工作扎實，實則是作風浮漂。

公文的價值不在于篇幅長短，而在于能否精準傳遞信息。會議的作用也不在于領導講多少話，而在于工作安排是否周密可行。克服案牘上的繁文縟節(jié)之害，促進文風、會風向實戒虛，是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guī)定精神、改進工作作風的必然要求。要立規(guī)矩、劃紅線，一旦越界，紀律的板子也要打上去。

稿件來源 | 《人民日報》2025年05月26日，原標題為《茹太素挨板子不虧》，本文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