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危機與重構》

聶隱娘身處的時代與周遭具體如何？

諸侯割據怎樣促成了大唐帝國的重建并走向了自身的終結？

作者于盤根錯節(jié)之中抽絲剝筍，給人以讀推理小說的奇妙感

“安史之亂”無疑是中國中古史上的大事關鍵，但相對于其重要性，既往的研究卻還遠遠不夠。本書從政治地理學切入，通過對唐代后半期 最為重要的政治群體之一——藩鎮(zhèn)的實證性考 察，對唐帝國得以成功度過“安史之亂”這一中古史上之劇變，并在由此創(chuàng)發(fā)的新興的藩鎮(zhèn)體制下，重建其政治權威與統(tǒng)治力的問題，給出了一個合理的歷史解釋，為我們重新認識中古史提供了一條重要的線索。

02

《波峰與波谷》

本書采用“制度史觀”，著重從“政治制度”與“政治勢力”兩方面敘述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歷程。闡述了戰(zhàn)國至秦中央集權的官僚帝國體制的創(chuàng)立，入漢之后的各項制度發(fā)展，魏晉以下的政治“變態(tài)”，北朝官僚行政的再度振興等等；闡述了此期文吏、儒生、宗王、外戚、宦官、門閥、軍人、寒人、部落貴族等各種勢力的此起彼伏。

對“制度”與“勢力”的相互關系亦予提示，如文法吏與律令體制的關系，儒生與復古改制的關系，士族門閥造成的制度變態(tài)，鮮卑軍功勢力對官僚體制的振興等。對“政治文化”也給予了充分關注，闡述了法家、儒家、黃老、玄學及北朝的“功績制的政治文化”的政治影響。

03

《翦商》

“李碩中國史”開篇之作，從這本書開啟中國史的閱讀！

本書主要講述華夏文明的萌生與轉型。從距今四千年前夏朝（二里頭文化）的出現，到三千年前商朝的滅亡、西周建立，時間跨度一千余年。

從新石器時代以來，華北地區(qū)形成了殺人獻祭的原始宗教。第一王朝夏朝（二里頭）也沿襲了這種人祭文化，并在隨后的商朝登峰造極。周族僻處西部，本沒有人祭傳統(tǒng)，但他們曾投靠商朝，為商朝捕獵用于獻祭的羌人。周文王因受到商紂王懷疑，被作為人牲拘禁在殷都，最后，文王的長子伯邑考被紂王獻祭。文王學習了商人的易卦占算技術，發(fā)展出《易經》的卦、爻辭體系——記錄周文王親歷和認知的諸多事件，最終目的是推算“翦商”的戰(zhàn)略。

武王滅商后，曾模仿商人的人祭行為；武王死后，由周公輔政，徹底禁絕了人祭宗教，銷毀了有關商代人祭的文獻記錄，并制造出一套沒有人祭的理想化歷史敘事，以及基于“德”的世俗政治與道德體系。

周公的這些舉措，開創(chuàng)了新的華夏文明。五百年后，孔子編輯儒家“六經”，系統(tǒng)整理周公的理論成果。周公和孔子塑造了儒家學派，其影響一直持續(xù)到現代。

概而言之，本書借助考古材料和傳世文獻，梳理了上古人祭風俗產生、繁榮和消亡的全過程，以及人祭與華夏早期文明從伴生到分離的偉大轉折，再現了古人（周人）為終結商朝和人祭風俗付出的巨大努力，使我們對華夏文明的起源有了全新的認知。

04

《叫魂》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中在中國的千年帝制時代，清高宗弘歷可謂是空前絕后的一人，然而在乾隆盛世達到登峰造極的時候，整個大清的政治與社會生活卻被一股名為“叫魂”的妖術攪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從春天到秋天的那幾個月里，這股妖風沖擊到了半個中國，百姓為之人心惶惶，官員為之疲于奔命，皇帝為之寢食不寧。在講述叫魂故事的過程中，《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重在討論這背后的歷史意蘊。叫魂故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傳統(tǒng)中國政治和中國社會的一些基本問題。

05

《萬古江河》

在世界文明存在與變化的劇烈大潮之中，中國如何自處，如何看待自身的歷史與文化？中國從何處來，中國文化從何處來，又要向何處去？ 這本《萬古江河》即心懷中國文化的著名史家許倬云先生交出的一份答卷，也是為今天中國人撰寫的歷史，為中國文化的成長發(fā)展作的一部傳記。隨著歷史的進展，中國文化的內容與中國文化占有的空間不斷發(fā)生變化：從考古發(fā)現所見的中國文化的發(fā)端，到“中原”的出現，中原變成了中國，“中原的中國”慢慢擴張變成“中國的中國”，然后超越中國之外，慢慢將四鄰吸收進來，通過文化上的交往以及勢力范圍的擴大，變成了“東亞的中國”，然后在亞洲范圍之內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是“亞洲的中國”，再經過百多年顛簸與蹣跚進入世界，成為“世界的中國”。

在對這各個超越王朝、政權的長時段文化圈的敘述中，中國文化和生長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人才是真正的主角，所以許先生圍繞國家體制與時代特色，思想、宗教與文化變遷，農業(yè)、手工業(yè)與經濟網絡，民族、文化的融合與互動，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與生活資源，民間社會與信仰世界，文化、科學技術的進步轉變，對外關系及與他者文明的比較互動等一系列主題展開。在在講述著中國文化和中國人多彩鮮活的成長故事。 更可注意者，每一個階段，中國都要面對別的族群及其締造的文化，經過不斷的接觸與交流，或迎或拒，終于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鄰居族群的文化，甚至“自己”還與“別人”融合為一個新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