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西兵變與高宗回鑾定都臨安

就駐蹕地而言，紹興七年六月左朝奉大夫蒲贄還曾乞請高宗駐蹕江陵，高宗言道“荊南形勝，自古吳蜀必爭之地。宜諭王庶益浚治城塹，招徠流移，練兵積粟，為悠久之計” ，高宗根本就沒接話茬。不僅乞高宗駐蹕江陵不可能，而且駐蹕地建康府相較于臨安的弊端，也即財賦收入不足的問題也早就顯露出來了，五月的時候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張澄就言“臨安、建康均為駐蹕之地，而財賦所入，多寡殊絕。本府所得僅支半年，不惟軍儲窘乏，兼慮闕于供億”。 而八月戊戌（初八）爆發(fā)的“酈瓊兵變”（又稱“淮西兵變”）則成為高宗從建康移蹕臨安，最終定都臨安的導火索。酈瓊（1104年-1153年），字國寶，宋相州臨漳（今河北臨漳西南）人，先從宗澤抗金，宗澤死后歸劉光世部，官至中侍大夫、武泰軍承宣使，行營左護軍副都統(tǒng)制。紹興七年二月劉光世被張浚削了兵權。四月張浚往太平州視師，以劉光世愛將，行營左護軍前軍統(tǒng)制王德為淮西軍都統(tǒng)制，然后又命其都督府參議呂祉總領之。王德為淮西軍都統(tǒng)制，原行營左護軍副都統(tǒng)制酈瓊等不服。六月，呂祉往淮西撫慰諸軍，而酈瓊等列狀訴王德，呂祉以王德為是，不理會。酈瓊又訴至御史臺，而王德也言酈瓊之過。于是高宗下詔王德還建康，以淮西軍隸都督府，復命呂祉往廬州節(jié)都之。呂祉到廬州后，酈瓊又一次在其面前訴王德，呂祉密奏高宗欲罷酈瓊，事泄，于是酈瓊等不安，遂于八月戊戌（初八）先殺中軍統(tǒng)制官張景、劉永衡，又執(zhí)殺呂祉等，率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偽齊。八月壬寅（12日）張浚引咎，九月甲戌（15日）張浚正式罷相，丙子（18日）張浚政敵趙鼎再相，這使得南宋朝廷的政策發(fā)生了一系列新的變化。

酈瓊兵變，張浚引咎去位，為“謀改圖”，于是“進臨建康為失”，將回蹕臨安之論又紛紛而起。對此也曾力主高宗移蹕建康府的權禮部侍郎陳公輔就于八月癸丑（23日）上書請“當鎮(zhèn)靜”，息紛紛之論，以“使敵無所窺”。 然朝論終是不可能放過張浚的，九月乙丑（初六）御史中丞周秘就列二十大罪狀上書彈劾張浚，其中第十五條就專門提及了張浚“謀不素定”，倉促移蹕建康府之事，曰“建康兵火之后，全乏第舍，而浚建議移蹕，謀不素定，使倉卒遷徙之家，暴露失所” 。趙鼎入見，高宗首論淮西事，趙鼎進言曰“慮不在淮西”，真正可怕的事諸將“自此驕縱益難號”。 丁丑（19日）也即趙鼎任相后的第二天，高宗就主動問起了回蹕臨安，“去留如何”之事，趙鼎答曰“來已失之，遽去不可復爾”，當即就議定回蹕臨安之計，但“今國威少挫，維勉強自振”，主張稍緩方可回臨安。

九月辛巳（22日）高宗又召劉光世赴建康府，這時陳公輔又冒死進諫，曰“今則陛下赫然改圖，所罷帥果已復召”，而張?！坝忠詿o謀賜罷”，“惟未回蹕臨安爾”，說到回蹕臨安，陳公輔言道“至于回蹕，則臣愚深以為不可”，并以高宗曾經(jīng)“建康若不可居，臨安又豈能保”語勸諫，說“但恐群臣主進者少，主退者多”，希望高宗“勿因小害，而沮則中興之功”。 然劉豫威脅淮南，淮西宣撫使張俊又引兵還建康，于是欲退還臨安之論不息，起居舍人勾濤又進言“今江淮列戍，猶十余萬，若委任得人，尚可用。方此危疑，詎宜輕退示弱，以生敵心”，高宗也清楚遽退臨安的危害，于是便命劉琦以所部兵守合肥。 然而趙鼎等所主的回蹕臨安之策，終究是紙包不住火，已經(jīng)成為了公開的秘密，于是閏十月李綱又進言勸諫，曰“自昔用兵以成大業(yè)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恐六飛回馭之后，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斗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今幸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為此擾擾，棄前功、蹈后患，以自趨于禍敗，豈不重可惜哉”！ 壬午（24日）高宗下詔臨安的太廟“且令留存”不必改為圣祖殿， 這無疑在某種程度上官宣了回蹕臨安的事。戊子（30日）趙鼎與高宗談起回蹕臨安之事，趙鼎提醒高宗要考慮來年春天“回蹕之后，中外謂朝廷無意恢復”的輿論，而高宗卻說“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之地，而壞事多矣。此等議論，不足恤也” ，高宗如此斬釘截鐵，可見高宗回蹕臨安決心之堅定。高宗等雖已議定回蹕臨安事，然十二月壬午（25日）吏部員外郎蒲贄仍進言“建都”一定要居“險要之地”，企圖說服高宗建都建康府，這當然是于事無補的。次日高宗就命“有司奉九廟神主還浙西” 。紹興八年（1138）正月戊戌（11日）高宗正式下詔“復幸浙西，以二月七日起發(fā)” 。二月壬戌（初六）六宮先發(fā)，二月癸亥（初七）高宗如期從建康府出發(fā)去了臨安，南宋最終定都臨安事也就終于落下帷幕了。

如上所論，高宗駐蹕及建都之事，一直與金朝的戰(zhàn)和關系息息相關。在紹興七年八月酈瓊兵變后，高宗等大為緊張，準備為退避臨安之計。但當高宗等準備回蹕臨安時，南宋與金及偽齊的關系卻也發(fā)生了急遽的變化，也即金廢偽齊，宋金議和。話說酈瓊投降偽齊劉豫后，劉豫大喜過望，一掃紹興六年戰(zhàn)敗的頹勢，又一次乞師于金熙宗，曰“酈瓊過江自效，請用為鄉(xiāng)導，并力南下”，金熙宗擔心劉豫兵多，不好控制，于是就“陽許之”，又遣使者至汴梁，以防酈瓊詐降為名，散其眾。 金人之所以對劉豫如此態(tài)度，其實還是和紹興六年劉豫南侵戰(zhàn)敗有關。紹興六年劉豫戰(zhàn)敗后，金人就遣使問罪，“始有廢豫之意” ，劉豫為保皇位計就以廢劉猊為庶人謝罪，同時復攻陷隨州，圍泗州，并向金人不斷乞師。金左副元帥完顏昌謂之曰“吾非不欲出兵也。顧以用兵以來，無往不捷，而自立齊國之后，動輒不利?？值父厕H，挫威武耳”。劉豫猶力請，完顏昌于是令偽齊兵權聽元帥節(jié)制，分戍于陳、蔡、汝、亳、許、潁之間。 紹興七年十一月金熙宗令完顏昌與完顏宗弼以侵江南為名率兵南下，十七日完顏宗弼設計先于武城縣（今山東武城縣西）擒劉豫子劉麟。次日完顏宗弼與完顏昌合兵一處，直逼汴梁，順利擒住劉豫，廢為蜀王。

就在高宗正式下詔官宣“復幸浙西”的前八天，高宗從泗州官員那里得到消息說紹興七年四月派去出使金朝的王倫、高公繪返回了，高宗得知王倫返回的消息后，非常興奮與期待，曰“朕以梓宮及皇太后、淵圣皇帝未還，曉夜憂懼，未嘗去心。若敵人能從朕所求，其余一切非所較也”。到王倫正式入見高宗，果然帶回了金人“許還梓宮及皇太后，又許還河南諸州”的消息，高宗于是大喜，厚加賞賜了王倫等。 四天后，高宗又命王倫充大金國奉迎梓宮使，高公繪為副使，出使金朝。 從時間點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宋金議和時間基本與高宗官宣決定回蹕杭州是同期進行的，因此高宗再也沒有必要駐蹕建康府聲援收復中原了，也再不必為回蹕臨安后金人打過長江而擔心了，紹興八年二月回蹕臨安后，南宋的首都也就最終塵埃落定了。高宗這次回蹕臨安，其實就是定都臨安，在高宗下詔官宣“復幸浙西”的前夕，高宗君臣已經(jīng)不再遮掩，徑直把建都之事擺在了臺面上，時“群臣上殿多論建都事”，“蒲贄謂當擇險要之地，勾龍如淵謂在修德而不在險”，高宗“以二人之論校之，如淵為勝矣”， 高宗最終選擇了勾龍如淵的修德不在險之論而決意定都臨安。

以上主要是從高宗與群臣的互動中談論定都事，其實在高宗內(nèi)心對定都臨安的態(tài)度是一以貫之的，對駐蹕建康府之事的定位亦是非常清楚的，也即因親征才去駐蹕的，事畢回鑾臨安那也是理所當然的。對此，高宗紹興八年（1138）三月丁亥（初二）回到臨安時發(fā)布的詔書中說的再清楚不過了，曰：“朕荷祖宗之休，克紹大統(tǒng)，夙夜危懼，不常厥居，比者巡幸建康，撫綏淮甸，既已申固邊圉，將率六軍，復還臨安，內(nèi)修政事，繕治甲兵，以安基業(yè)，非厭霜露之苦，而圖宮室之安也?！?因此，若將定都臨安事置于長時段，視為一個過程的話，那么這個起點，無疑應從紹興二年正月高宗從紹興府回到臨安時算起。

臨安“行在所”的意義：從現(xiàn)實政治到觀念史

雖然事實上已經(jīng)定都臨安，但公開的說法臨安仍是“行在所”。因此，紹興八年后，仍不斷有建議定都建康者，如紹興九年(1139)五月張行成所獻《芻蕘書》“議都”篇中還提出“今地之可都者，莫如金陵。” 不過紹興十有一年（1141）十二月宋金達成和議后，高宗還曾親口對秦檜說“和議已成，軍備尤不可弛，宜于沿江筑堡、駐兵，令軍中自為營田，則斂不及民，而軍食常足，可以久也。仍修建康為定都之計，先宗廟，次太學而后宮室” ，引文“仍修建康為定都之計”，結合高宗前后的行為看，當然只是嘴上說說而已，此后的二十年高宗再也沒去過建康，直到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底金海陵王敗盟南下。紹興三十二年正月高宗再臨建康督師，此時殿中侍御史吳芾又奏請高宗“大駕宜留建康，以系中原之望” ，高宗決定回蹕臨安后，給事中金安節(jié)等仍建言“宜頒詔旨，明諭以建康、臨安，猶唐之東、西都。今雖暫還臨安，自此當往來巡幸，不常厥居?！?至于都建康還是都臨安，朱熹的分析可謂入木三分，曰“建康形勢雄壯，然淮破則止隔一水，欲進取則都建康，欲自守則都臨安” 。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陸游還曾質疑臨安的都城地位，曰“車駕駐蹕臨安，出于權宜，本非定都”，但其質疑的背后并非本之于東京開封，而是主張定都建康，曰“聞江左自吳以來，未有舍建康他都者”，建康“天造地設，山川形勢，有不可易者”。 正因為臨安稱“行在所”的緣故，文獻中亦多以“行都”稱臨安府，如孝宗乾道六年（1170）呂孟宗在《臨安都茶場提轄官題名記》中還曾以“行都”來稱臨安府，曰：“乾道六祀，始臚分有定數(shù)，歲總為錢二百四十萬萬，行都受藏之所為數(shù)八十萬萬，于建康者一百二十萬萬，于鎮(zhèn)江者四十萬萬。外府之藏，皆自行都分置?！?孝宗淳熙時期（1174-1189）鄭興裔《請止高麗入貢狀》中亦稱臨安為“行都”，曰：“且國家行都在臨安，與東都事體大異。昔高麗使人之來，率由登、萊。登、萊距梁汴山河之限甚遠也。今日三韓直趨四明，四明距行都限一浙江爾，雖自四明至高麗海道渺瀰，中隔洲島，然南北行各遇順風，則歷險如夷?！?眾所周知，“行都”通常又是“陪都”的同義詞，就南宋而言，建康府亦有被稱為“行都”者，如史浩《賀張丞相判建康啟》中即有曰：“伏審敷綸顯冊，留鑰行都。六代江山，風煙改觀；九重宮闕，金碧生輝。草木知名，衣冠相賀?！?/p>

因此，從更加現(xiàn)實的意義上，至少在很多有進取心的臣僚的內(nèi)心來看，定都建康那是理所當然的，與對臨安情有獨鐘的宋高宗間的沖突亦是非常明顯。高宗為政權的合法性計，當然不能完全無視這種強烈的呼吁，是故，臨安稱“行在所”，某種程度上也是針對建康府來講的，是為了平息定都建康的聲音而采取的權宜之計。建炎南渡以后，雖然一直北望恢復中原，但幾乎再沒人提及汴京開封，而恰恰是建康府，成為了眾人北望中原的代名詞與符號，一種進取之姿態(tài)，也即都城的首選之地。

靖康之變北宋滅亡，高宗南京應天府即位，建立南宋，然后高宗君臣又南渡長江，因此，從觀念上講，北宋、南宋從來都是一個“大宋”，所謂的北宋滅亡，在時人看來只是王朝“中衰”而已，高宗君臣所要致力于做的無非“中興”大宋。也即，從法理上講，東京開封仍是大宋的首都，是必須要致力恢復的。因此，臨安稱“行在”而非京都，那自然有東京開封的考量，在南宋君臣的觀念里，開封依然是東京，是京師，如紹興二十七年（1157）宋高宗就有言，“朕在京師時，惟開封府頗類外方官司，如大理寺、御史臺法令嚴密，官吏謹畏，無敢干以私者” 。宋理宗時杭州人耐得翁亦指出大宋的都城仍是汴梁，而杭州仍是“駐蹕”之地，曰“圣朝祖宗開國，就都于汴，而風俗典禮，四方仰之為師。自高宗皇帝駐驊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視京師其過十倍矣。雖市肆與京師相侔” 。南渡杭州者仍稱京師人，如《咸淳臨安志》記載“京師人魯畤，紹興十一年在臨安，送所親于北閘下，忘攜錢行，解衣質于庫” ，所言京師無疑就是北宋時期的東京開封。

從前文所論，府屬官司官吏稱號及屬縣地位的變化是唐以來都城地位的重要標識。臨安府稱“行在”，終南宋一朝臨安府府屬官司官吏與東京開封不同，仍保留了州郡的規(guī)格，臨安府最高長官稱知府，而非府尹；至于府院，開封府為司錄參軍，而臨安府仍沿用杭州州格稱錄事參軍，至于開封府功、倉、戶、兵、法、士的六曹參軍，而臨安府僅如州府只置司戶參軍、司法參軍等。但是臨安府屬縣的地位卻發(fā)生了重要的變化。當然，因為臨安府稱“行在”的緣故，臨安府屬縣地位的提升相信與“定都”臨安府一樣，應該也沒有一份升臨安府屬縣地位的詔書，這樣劃一的敘述似有可能是后來的歷史書寫。關于臨安府屬縣的地位，《宋史·地理志》曰“紹興中”仁和縣、錢塘并升赤縣，余杭、臨安、富陽、新城、鹽官、昌化等縣并升畿縣。 “紹興中”，不可確知為何年，《宋史》這樣劃一的敘述似有可能受到了南宋人歷史書寫的影響。從宋代的其它文獻中，也可以看到臨安府的屬縣尤其是附郭縣錢塘、仁和二縣地位確有一個因具體事務而“比開封、祥符”，“視赤縣”而逐漸提升的過程，如高宗紹興二十七年因“事體寖重，他郡邑莫敢望”，而下旨“錢塘、仁和比開封、祥符兩赤縣，中書擇才授任，秩滿許以升擢，于是選任又重” 。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仁和縣令陳鞏建無倦堂，倪思為《無倦堂記》，其中有言“自輦轂駐東南，仁和遂視赤縣，事之繁劇，不待問而知”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南宋人便直接以赤縣稱錢塘、仁和二縣，如寧宗嘉泰三年（1203）華庚作《錢塘尉司記》便徑直稱“蓋自駐蹕為行都，錢塘為赤縣，尉職始冗，百府百需悉倚辦焉” ，從行文表述看，好像高宗駐蹕臨安為行都與錢塘縣為赤縣存在著天然的聯(lián)系，定都與升赤縣時間上好似存在一致性。紹定四年（1231）宋理宗在《條約遇暑慮囚事詔》中言道“今后行在遇暑慮囚，命所差官將臨安府三獄見禁公事除情重例不原外，余隨輕重盡行減降決遣，大理寺、三衙、兩赤縣一體裁決” ，這反映了最高統(tǒng)治者在官方文書中對臨安府錢塘、仁和二縣“赤縣”地位的確認。

臨安府屬縣地位的提升，無疑是臨安府首都地位在人們觀念中確立的重要標志。與臨安府屬縣地位的提升的過程一樣，人們不得不向現(xiàn)實低頭，在觀念上逐漸放棄東京開封府，逐漸認可了臨安府。就放棄東京開封府而論，其實宋高宗早在建炎元年（1127）七月所下的手詔中即稱東京開封為舊京、舊都，曰“肆朕纂承，永念先烈，眷懷舊京，潸然出涕。思欲整駕還京，謁欵宗廟，以慰士大夫軍民之心。” 新都未定，就已稱開封為“舊京”了。建炎南渡，紹興八年回鑾“定都”臨安，高宗稱東京為舊京、舊都自是可以想見的了，即使紹興九年（1139）宋金達成和議，宋收復東京之時，高宗派員接收東京之時，敕書亦云“朕慨念舊都，中更戎壘，封圻千里，田野蕭然。比命邇臣，往司管鑰” 。

雖然，南宋中后期亦多稱臨安為京都、京師，但是如上文所述，整個南宋時期觀念上仍然未曾放棄東京開封。這一觀念重要的基點無疑是因東京開封之故而稱臨安為“行在所”觀念的建構。然而，南宋時期的這種觀念的建構，無疑是建立在忘卻的基礎上的，忘卻了南渡君臣們據(jù)建康以北望恢復中原的現(xiàn)實與期望，忘卻了南宋初期在“現(xiàn)實政治”基礎上的建康與臨安的首都之爭。南宋中后期，臨安的“行在所”稱呼，卻成為了回望東京夢華的姿態(tài)，成為了一種徹底的觀念史。

何強，1988年生，甘肅臨洮人?，F(xiàn)為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宋史、醫(yī)療社會史、西北區(qū)域史等。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項，主持及參與省部級項目2項，主持蘭州大學中央高?；究蒲袠I(yè)務費專項基金項目1項，參與《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匯編·甘肅卷》等的編撰工作。在《中央民族大學學報》《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古代文明》《暨南學報》《北京社會科學》《歷史教學》《宋史研究資訊》《國際儒學（中英文）》《中國科技史雜志》等刊物發(fā)表論文近20篇，其中3篇被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宋遼金元史》全文轉載，1篇被《歷史與社會（文摘）》摘錄。

摘自何強《宋朝陪都及其經(jīng)濟研究》第五章《宋室南渡與陪都建康》。感謝作者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