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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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春秋戰(zhàn)國秦漢時期的巴與蜀之間存在著一條帶狀巴蜀分界線，雖然在這個時期的文獻中記載不系統(tǒng)不明確，但唐宋時期人們對此有較多的歷史記憶，這種歷史記憶以文本化的形式保存于唐宋各類地理總志之中，為我們復(fù)原這條帶狀界線提供了更多的史料。運用唐宋時人對巴與蜀的“后代記憶”，可以復(fù)原出巴蜀帶狀分界線的大致走向：其東線位于難江縣（今南江縣）西一蒼溪縣西巴岳山（在今蒼溪縣禪林鄉(xiāng)青山觀村附近龍門山）一西充縣（今西充縣）一流溪縣（今南充市嘉陵區(qū)新場鄉(xiāng)）一青石縣青石山（今合川區(qū)龍多山）一赤水縣（今銅梁區(qū)安居鎮(zhèn)西甘壩子）西一大足縣巴岳山（在今銅梁到大足雙橋之間巴岳山）一昌元縣（今榮昌區(qū)）一江安縣（今江安縣）西，西線在嘉川縣（今旺蒼縣嘉川鎮(zhèn)）北一葭萌縣（今劍閣縣江口鎮(zhèn)）一臨津縣（今劍閣縣香沉鎮(zhèn)）一西水縣（今南部縣保城鄉(xiāng)）一永泰縣（今鹽亭縣永泰鄉(xiāng)舊縣壩）一東關(guān)縣（今鹽亭縣金雞鎮(zhèn)）一蓬溪縣（今蓬溪縣西北明月鎮(zhèn)）一青石縣（今潼南區(qū)玉溪鎮(zhèn)青石壩）一遂寧縣（今潼南區(qū)大佛壩）一大足縣（今大足區(qū)龍崗鎮(zhèn)）一公井（今自貢市貢井區(qū)）一南溪縣（今宜賓市南溪區(qū)）東。研究表明，“后代記憶”的種類中地域記憶和風(fēng)土記憶相對信度更高。利用“后代記憶”進行復(fù)原之時，其離回憶年代越久，其精度和信度都將越低。這要求我們在運用“后代記憶”研究時，盡可能地運用最近時代的歷史記憶，并一定要與時人記錄、地理環(huán)境、考古資料相互結(jié)合起來研究。

關(guān)鍵詞：唐宋時期；巴蜀；巴蜀分界；后代記憶

我們常提的巴蜀分界概念，包含了三個層面的含義：第一是巴、蜀在先秦時期作為古代國家政權(quán)而出現(xiàn)的國家界線；第二是秦漢時期又作為巴郡、蜀郡這一政區(qū)分界概念；第三是后來人們認知的巴蜀文化區(qū)域界線的概念。巴國與蜀國的邊界線主要是受兩國之間的軍事角力的影響，可能本身變化較大，可稱為巴蜀軍事分界線；而巴郡與蜀郡的邊界則主要是由中央王朝的行政區(qū)劃而主導(dǎo)的，故稱之為巴蜀政區(qū)分界線；而巴、蜀文化區(qū)的概念即是當時客觀存在的現(xiàn)象，但是后人認知的主觀文化認同，因為文化區(qū)域的邊界都是模糊的、漸變的，故巴文化區(qū)與蜀文化區(qū)之間的文化分界線則是一條模糊、漸變的、帶狀的?？梢哉f，巴、蜀自身三個不同內(nèi)涵導(dǎo)致了三條不同的巴蜀分界線。

關(guān)于巴國與蜀國之間的分界線，蒙文通先生早就做過巴蜀分界復(fù)原的嘗試，他認為合川、射洪之間的涪江是重要的分界線，其中閬中、充國、墊江、江州、江陽以東屬于蜀，江安、長寧、富順、永川、大足、銅梁、安岳皆為巴地，以西為蜀地。后來劉琳在《華陽國志校注》中認為大致嘉陵江、涪江到瀘州一線為巴蜀分界地帶。唐昌樸后來認為巴蜀之間的分界線并不明確，其中間還有許多小國分割，如蜀與巴之間在涪江流域有郪國獨立其間。段渝則對蜀國疆域進行過復(fù)原，認為蜀國東部邊界以嘉陵江、渠江為界，結(jié)論相對較為模糊。朱圣鐘也對巴國疆域作過復(fù)原，畫出了一條較為粗略的界線，但主要是用清代方志的歷史記憶來進行討論的，信度還可以進一步提高?？偟膩砜?，利用文獻來對巴蜀邊界進行復(fù)原還不夠系統(tǒng)和詳細，特別是對一些分界的歷史遺跡點沒有科學(xué)的定位和討論。實際上，由于有古代出土器物支撐，加上文化分界本身是帶狀的，所以今天我們復(fù)原巴蜀文化區(qū)的界線反而相對較為容易，而國家和政區(qū)界線由于相對線型，古代器物無法支撐，先秦兩漢時期的相關(guān)歷史文獻記載少，故想要完全依靠時人記錄，即秦漢時期的史料來復(fù)原巴國、蜀國或巴郡、蜀郡的分界線難度頗大。

不過，時近易考，地近易核，在唐宋人的記憶中對秦漢巴蜀的民族和職方記憶相對較精準，也能使我們對巴蜀分界線的復(fù)原有較大的幫助。特別是唐宋時期的各類地理總志中，遺存了大量對巴國、蜀國空間的記載，特別是個別有關(guān)分界的遺跡點，使我們可以通過這些唐宋時期的歷史記憶來復(fù)原巴國和蜀國的空間范圍，從而得出一條更為清楚的巴蜀分界線。唐宋時期的地理總志，如《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輿地廣記》《輿地紀勝》《方輿勝覽》對州、府、郡、縣的記載中，都存有大量的巴國、蜀國的歷史記憶，是本文依靠的主體史料。同時，本文對一些有關(guān)巴蜀分界的歷史遺跡點進行實地考察而定位，再結(jié)合已經(jīng)出土的相關(guān)文物進行驗證，以期提高我們研究結(jié)論的信度。

這里要說明的是由于唐宋人們的記憶中，巴國與巴郡、蜀國與蜀郡之間的表述并不是界限明確的，而秦置巴、蜀二郡也基本上是對兩國舊時范圍的重新認定，變動應(yīng)該并不是太大。如宋代《方輿勝覽》在談到巴蜀之交的普州時說“春秋、戰(zhàn)國為巴、蜀之境。秦為巴、蜀二郡地”，就明確了這種承襲關(guān)系。所以，我們在這里討論分析時，仍然沒將巴蜀國界與郡界區(qū)別開。

一 唐宋巴嶺山與巴國的最西北界線

巴蜀軍事分界線的北段，應(yīng)從興元府南鄭縣巴嶺以南開始。興元府在《元和郡縣圖志》有載“春秋時及戰(zhàn)國并屬楚”，《方輿勝覽》則記載其“春秋、戰(zhàn)國屬秦、楚”，故興元府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并不在巴國、蜀國范圍之內(nèi)。而興元府下南鄭縣的巴嶺山在唐宋多有記載，如《元和郡縣圖志》記載：“巴嶺，在縣南一百九里。東傍臨漢江，與三峽相接。山南即古巴國。”《太平寰宇記》也記載：“大巴嶺山，在縣西南一百九里。《水經(jīng)注》云：‘廉水出巴嶺山，北流經(jīng)廉川?！帧吨艿貓D記》云：‘此嶺之南是古之巴國也’。”兩處記載雖一名“巴嶺”、一名“大巴嶺”，但兩者記載都在南鄭縣南一百九里和縣西南一百九里，其方位里程基本一致，兩者應(yīng)為同一座山，故包括之后提及的小巴嶺和大巴嶺都應(yīng)為巴嶺的別稱?！遁浀丶o勝》之中有三處關(guān)于巴嶺的記載。第一處為：“巴嶺，《元和郡縣志》云：在南鄭縣南一百九里，與三峽山相接，山南即古巴國。今屬廉水縣管。”第二處為：“大巴嶺?！蛾坦愐吩疲骸诨强h北嶺之南，古巴國也?！钡谌帪椋骸靶“蛶X?！吨艿貓D》云：‘此山之南，即古之巴國。其嶺上多云霧，盛夏有積雪。’”其中一條巴嶺記載在興元府下，另外兩條記載則在巴州下?？梢姡谂d元府與巴州都占據(jù)了巴嶺的部分，故才有對巴嶺的共同記錄。關(guān)于巴嶺之南為古巴國的描述在諸多文獻中都保持一致，所以巴嶺不僅為巴州與興元府之間邊界，也是古巴國之北端界山。唐宋時期的巴嶺山實際上就是今天南鄭以南、南江、通江以北的一段大巴山，也稱米倉山。也就是說，米倉山以南，古為巴國，而唐宋時期為巴州，那么唐宋歷史記憶中的巴蜀分界線，就應(yīng)當從巴州以西開始。

二 巴州與利州：古代巴蜀中段分割遺留

巴州以西為利州。在唐宋人的記憶中，巴嶺之南為巴州，巴州即為古巴國地?！锻ǖ洹酚休d：“巴州今理化城縣。古巴國。秦、二漢屬巴郡?！薄遁浀貜V記》也有記載：“巴州，春秋、戰(zhàn)國為巴地。秦、二漢屬巴郡?！薄短藉居钣洝贰遁浀丶o勝》《方輿勝覽》也記載巴州為“古巴國地”、“古巴國之地”?？梢姡对涂たh圖志》缺失之外，唐宋時期的地理總志中都有巴州為古巴國地的記載。巴州得名也是“蓋取古巴國以為名”。巴州內(nèi)還有許多與巴字相關(guān)的歷史記憶，如其《輿地紀勝》中巴州景物中有記載的巴江、東巴山、大巴嶺、小巴嶺，這些以巴字命名的山川河流，也從側(cè)面印證了巴州為古巴國之地。

但在唐宋人的記憶中，巴州西面緊鄰利州則為蜀國舊地。關(guān)于利州為蜀國地的記載也出現(xiàn)在諸多文獻中。如《通典》云：“利州今理綿谷縣。春秋、戰(zhàn)國時為蜀侯國?！薄短藉居钣洝分杏涊d：“利州，土地所屬與金州同。春秋、戰(zhàn)國時其地并屬蜀侯，此郡為蜀之北境矣?！薄短接[》引《十道志》記載：“利州益昌郡，土地所屬與金州同。春秋、戰(zhàn)國時，其地并屬蜀侯，漢葭萌縣地?！薄遁浀貜V記》《輿地紀勝》《方輿勝覽》也有利州“春秋、戰(zhàn)國為蜀地”的相同記載。以上記載，都充分說明利州屬于蜀國范圍。后利州又分置出大安軍，在關(guān)于大安軍的表述中也有關(guān)于蜀國的歷史記憶?！斗捷泟儆[》與《輿地紀勝》均有大安軍“春秋、戰(zhàn)國為蜀地”的記載，這也從側(cè)面說明了利州舊時為蜀國之地。我們發(fā)現(xiàn)宋代文獻中有利州“自城以南，純帶巴音；由城以北，雜以秦語”的話語，說明利州應(yīng)與巴國相接，才會有巴音在其區(qū)域出現(xiàn)。利州下轄有葭萌縣，昔“蜀王別封弟葭萌于漢中”，也應(yīng)是蜀地。司馬錯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秦滅蜀之戰(zhàn)由此地開始，可見此處也是蜀國北境，正好與巴國北境巴州相對應(yīng)。所以，巴蜀軍事分界線應(yīng)北起于利州與巴州的邊界線，而向南延伸。從交通格局來看，古代金牛道南下利州后，一般在今昭化一帶分成東西兩道，西路從劍閣入蜀故地，東路沿嘉陵江入巴故地，所以，利州這個樞紐之地昭化巴蜀之風(fēng)兼有。所以，我們在寶輪院發(fā)現(xiàn)的船棺并不完全是與蜀地相似，而是與巴地的船棺十分相似。

巴州下轄難江縣、恩陽縣、曾口縣、通江縣四縣，其中難江縣在“州北一百六十里”，與利州接壤。難江縣下有“難江水，源出縣東小巴嶺，南流經(jīng)縣東二十里，入盤道界”，小巴嶺以南為古巴國，難江縣也是在古巴國范圍之內(nèi)。利州下有綿谷縣、葭萌縣、昭化縣、嘉川縣，其中葭萌縣在“州南一百一十里”，昭化縣在“州南三十五里”，葭萌縣比昭化縣更南、與閬州接壤，而嘉川縣則載“州西二百二十里”，此處乃《輿地紀勝》引用《太平寰宇記》中嘉川縣的記載而產(chǎn)生的謬誤。在《太平寰宇記》中，嘉川縣是“永泰元年割屬集州”，而于“咸平四年自集州來隸”，故關(guān)于嘉川“州西”的記載應(yīng)為集州之西。利州的嘉川縣（今旺蒼縣嘉川壩）和葭萌縣（今劍閣縣江口）則與東邊的巴州、閬州相接。

三 閬州巴岳山與劍州：巴蜀的中段北線的分割

巴州西南方向為閬州。不過，《元和郡縣圖志》中有關(guān)閬中內(nèi)容缺佚，但《通典》與《文獻通考》記載閬州為巴郡地，而在唐宋其他地理總志中記載閬州為巴國地。如《太平寰宇記》載：“閬州，禹貢梁州之域。春秋時為巴國之地。按《華陽國志》：‘巴子后理閬中。’秦為巴郡地?！薄短接[》也有“春秋為巴國之地”的記載。在《輿地廣記》《輿地紀勝》《方輿勝覽》均記載閬州“春秋、戰(zhàn)國為巴地”、“春秋為巴地”。閬州下轄有閬中縣，《華陽國志》有載：“巴子時雖都江州，或治墊江，或治平都。后治閬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閬中縣曾是巴子五都之一。另，《輿地紀勝》還記載：“閬中縣，倚郭。本秦故縣也?！度A陽國志》：‘周順王五年，張儀伐蜀，因取巴王以歸，分其地位三十一縣，此城為······?！币陨嫌涊d了張儀滅巴之后以巴國舊地而置三十一縣，閬中縣即為其中之一，也證明了閬中縣為巴國舊地。

閬州以西北接劍州，西南接梓州。劍州為蜀國之地，其記載主要集中在《輿地廣記》《輿地紀勝》《方輿勝覽》三本地理總志之中，都有其“春秋、戰(zhàn)國為蜀地”的記載。劍州下轄劍門縣，劍門關(guān)即在此縣。劍門關(guān)為入蜀要地，“諸葛武侯相蜀，于此立劍門，以大劍山至此有隘束之路，故曰劍門”，所以才有關(guān)于劍州“而兩川咽喉，守土之寄重焉《劍門集·郡守題名序》。

入蜀之邦此為第一”的描述。故閬州與劍州之間的州界線可能也應(yīng)與巴蜀軍事分界線的部分相對應(yīng)。

閬州與劍州（隆慶府）東西相接，唐五代劍州有臨津縣，在今劍閣香沉壩。據(jù)記載，隆慶府，廢臨津縣，“在府東一百三十里。本漢梓潼縣地。南齊置胡原郡。隋改臨津縣。本朝熙寧五年廢為漿池鎮(zhèn)，而真地分隸普安、普成、劍門諸縣”。《太平寰宇記》中記載：“臨津縣，本邑西閬州之界壤也?！币源藖砜?，廢臨津縣又直接與閬州接壤。閬州下有七縣，其中蒼溪縣在“州北四十里”，西水縣在“州西一百二十里”，即南部縣保城場。今蒼溪縣和西水縣（南部縣保城場）就應(yīng)為閬州與利州和隆慶府相接的縣級政區(qū)。

正好，在有“界壤”之稱的臨津縣（今劍閣香沉壩）東十公里之處正是唐宋的巴岳山，正是巴蜀分界的歷史記憶遺留。故這里要重點談一下閬州下轄蒼溪縣的巴岳山。據(jù)《太平寰宇記》記載：“蒼溪縣，本漢閬中縣地，后漢永元中于今縣北巴岳山側(cè)置漢昌縣?！ぁぁぁぁぁな四旮臐h昌為蒼溪縣，因縣界蒼溪谷為名?！边@里的巴岳山以“巴”字命名，也應(yīng)是巴文化影響的結(jié)果導(dǎo)致。應(yīng)該說，這個巴岳山是四川盆地中帶“巴”的歷史記憶地名較早而最靠西的一個。今天，我們經(jīng)過實地考察發(fā)現(xiàn)，從當?shù)氐牡赝麃砜?，這個巴岳山可能有三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旺蒼縣向西南到蒼溪北的一個深丘山系，即今東河以西的從北向南的九龍山、雷家山、雞鳴山、五龍山、龍門山一帶，海拔在1000—1400米左右，在盆地丘陵中顯得較為突兀，巴岳山的南點就是今蒼溪縣北的禪林鄉(xiāng)的舊漢昌縣故址。這個巴岳山應(yīng)該是東西向的巴嶺山向西南突出的一條縱行山嶺，其西為蜀的舊地，其東則為巴的舊地，實際上是四川盆地內(nèi)最北的巴蜀分界山。第二種可能是緊鄰漢昌縣故址蒼溪禪林鄉(xiāng)青山觀村斜對面的碧家山，符合“巴岳山側(cè)置漢昌縣”之意。第三種可能是指漢昌縣舊在青山觀村背靠龍門山，漢昌縣舊址在其山麓，其山海拔849米左右，是漢昌縣舊址附近最高的山丘。不論那一種結(jié)論，這個巴岳山所在的蒼溪縣西北地區(qū)，正好是巴蜀分界的重要地區(qū)，是可以成立的。

四 梓州永泰縣與閬州、果州：巴蜀中段界線

梓州在春秋戰(zhàn)國時也為蜀國范圍，除了《元和郡縣圖志》《通典》《文獻通考》有其地為蜀郡的記載外，其他地理總志也有梓州為蜀國地的記載?！短藉居钣洝分杏涊d：“梓州，禹貢梁州之域。秦為蜀國鹽亭之地，二漢屬廣漢、巴二郡?！薄遁浀貜V記》《輿地紀勝》《方輿勝覽》也均有梓州（潼川府）“春秋、戰(zhàn)國為蜀地”的記載。梓州雖記載為蜀地，但其下轄的永泰縣則是由巴郡地劃入。《元和郡縣圖志》有載：“永泰縣，本漢巴郡充國縣地也。武德四年分置，地號永泰，因以為名?！薄短藉居钣洝酚涊d更為詳細：“永泰縣，本漢充國縣之地，唐武德四年巡檢黃甫無逸以四境遙遠，人多草寇，遂以當州鹽亭縣、劍州普安縣、閬州西水縣三縣界析置此縣，因以永泰為名?！背鋰h屬巴郡，永泰縣也應(yīng)在巴郡范圍之內(nèi)。所以在復(fù)原巴蜀分界線時，特別注意這種州縣調(diào)整而導(dǎo)致的誤差。舊永泰縣在今鹽亭縣東永泰鄉(xiāng)，可以說，永泰縣舊址正當梓州與閬州、果州的界線上，也是巴蜀分界線的一個地理坐標，由此可以看出巴蜀分界從巴岳山向西南延伸到今嘉陵江繼續(xù)向西南延伸進入涪江流域東部。

梓州東南地接果州。關(guān)于果州也有頗多其為巴國舊地的記載。雖《元和郡縣圖志》果州部分缺失，《十道志》則有記載：“果州南充郡，禹貢梁州之域。春秋、戰(zhàn)國並屬巴子國?！薄锻ǖ洹芬嘤休d：“果州今理南充縣。亦巴子國地。秦、二漢并屬巴郡?！薄短藉居钣洝贰遁浀貜V記》《輿地紀勝》《方輿勝覽》幾本地理總志也均有果州“春秋、戰(zhàn)國為巴子地”，“春秋、戰(zhàn)國為巴子國”的記載。除此之外，《方輿勝覽》與《輿地紀勝》中有果州為“巴子舊封”的記載：“本安漢城。巴子舊封?！薄鞍妥优f封，充城樂土。江水秀潤，民物阜繁?！睆膫?cè)面證明了果州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為巴國地范圍。從永秦縣向南曾是宋代的東關(guān)縣，是與果州的重要交界處。據(jù)《太平寰宇記》記載，宋代乾德四年，曾在后蜀梓州招茸院的地方，取“古東關(guān)地之名”置東關(guān)縣，在今鹽亭縣金雞鎮(zhèn)。這個地方在宋代以前稱為東關(guān)，可能就是指梓州的東部邊地，正好與果州界連接，也可能是古代巴蜀間的一個重要界點。

故梓州永泰縣與閬州、果州相交的界線，梓州東關(guān)縣與果州相交的界線，也可能就是此段巴蜀的重要分界線。

五 合州巴岳山與遂州：巴蜀中南的分界線

梓州東南則接遂州，而遂州以與果州、合州相接。遂州在唐宋記憶中一直為蜀國地，《輿地廣記》中有載：“遂州，春秋、戰(zhàn)國為蜀地。秦屬蜀郡。二漢及晉屬廣漢郡?！薄遁浀丶o勝》和《方輿勝覽》也提到遂州（遂寧府）“春秋、戰(zhàn)國為蜀地”。除此之外，其它唐宋文獻中，遂州多為蜀郡的歷史記憶。

而對于合州為巴國故地的記載則較多。如《元和郡縣圖志》載“合州，禹貢梁州之域。春秋時為巴國，秦滅之，以為巴郡”；《太平寰宇記》載“合州，按郡地即巴國別都”；《輿地廣記》載“合州，春秋戰(zhàn)國為巴地。秦屬巴郡。二漢、晉因之”；《輿地紀勝》與《方輿勝覽》也提到合州為“古巴子之國”?？傊?，與遂州相接的果州、合州，均為巴國故地。特別要說明的是，合州為漢代巴郡之墊江，墊江則曾為巴國的都城。對此，《華陽國志》早就記載：“巴子時雖都江州，或治墊江，或治平都。后治閬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太平寰宇記》也記載：“合州，按郡地即巴國別都?！眱蓷l史料相互印證了合州為巴國都城一事。曾作為巴國都城的合州，自然遺留了大量與巴國相關(guān)的歷史記憶。如合州石鏡縣內(nèi)有“巴子城，在縣南五里”；《蜀中廣記》則進一步記載巴子城“乃周武王封其支庶處”。此處巴子城記載為周武王分封其支庶處，應(yīng)該是在合州最早的巴國城市遺址，也是巴子別都的遺址。合州下轄有巴川縣，其縣名中帶有巴字，因是受巴國歷史所影響。合州境內(nèi)的巴水、巴岳山命名受到巴國影響，而以巴字命名。合州境內(nèi)巴水，“一名宕渠水，酈道元謂之潛水，又謂之渝水，俗謂渠江”。除了巴水、巴岳山外，合州境內(nèi)還有雙墓。據(jù)記載：“雙墓。在釣魚山，涪水之北。各高三尋，有石羊。李文昌《圖經(jīng)》云：‘巴王、濮王會盟于此，酒酣，擊劍相殺，並墓而葬。’《新圖經(jīng)》云：‘石羊類近世葬令，所用非古也?！彪p墓自身并非古巴國所遺留的墓穴，但雙墓所反映的巴王、濮王故事，卻是巴國給當時人所留下的關(guān)于巴國的歷史記憶。故遂州與合州接壤的分界線，也應(yīng)為巴蜀分界線的部分。

合州境內(nèi)的巴岳山也是一個重要的地理坐標。在《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中記載的牛斗山，后來又稱為巴岳山，歷史上又稱為瀘昆山，如《輿地紀勝》有載“瀘昆山，一名巴岳山，在巴川縣南十五里”，南宋度正曾在巴川縣“讀書巴岳山中”。此處的巴岳山和閬州蒼溪縣的巴岳山都是受巴文化影響，而同以“巴岳”為名。合州巴川縣的巴岳山現(xiàn)為銅梁縣、大足區(qū)內(nèi)的巴岳山，其名仍得以保留至今。今人所編《銅梁縣志》有載：“東南部為狹長的低山，系華鎣山支脈南延至縣，構(gòu)成了西溫泉山和巴岳山?！变?、大足巴岳山的得名早在宋代就出現(xiàn)，也應(yīng)該是巴與蜀的一個重要分界線。但是，由于這個巴岳山西南的昌州和普州在唐宋的歷史記憶中也曾是巴地的地域，所以，可能在歷史上巴國、巴郡都曾越過今天的銅梁巴岳山，巴岳山可能只是歷史上巴與蜀一段時間內(nèi)的分界標志。

南宋遂寧府東與順慶府和合州相接，遂寧府下有小溪縣、蓬溪縣、長江縣、青石縣、遂寧縣。其中，遂州北部則是由蓬溪縣與順慶府相接。順慶府下有南充縣、西充縣、相如縣、流溪縣。其中，西充縣在“府西七十五里”，其應(yīng)為順慶府與潼川府、遂寧府相接壤之縣。流溪縣在“府南七十里”，其應(yīng)為順慶府與遂寧府相接壤之縣。故順慶府以西以西充縣（今西充縣）和流溪縣（今南充市嘉陵區(qū)新場鄉(xiāng)）與屬于蜀國的遂州蓬溪縣（今蓬溪縣西北明月鎮(zhèn)）相接。遂寧縣是“景龍二年割青石縣置”，而青石縣在《元和郡縣圖志》記載為“本屬巴郡”，遂寧縣由青石縣分置而出，就應(yīng)與青石縣一樣之前屬于巴郡舊地。青石縣與小溪、蓬溪二縣相交的邊界，也應(yīng)是古代巴蜀的一個重要界線。宋代遂寧縣在潼南大佛壩、青石縣在今潼南縣青石壩。不過，下面將談到巴蜀分界在龍多山。所以，我們估計這一段的巴蜀分界在歷史上發(fā)生過較大的游離變化，在這一段向西一度發(fā)展到涪江為界。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三十三記載：“赤水縣，本漢墊江縣地，隋開皇八年分石鏡縣于今縣西二里置縣，因水為名?！币驂|江縣為巴郡舊地，所以，后來的赤水縣也應(yīng)該是舊巴地。唐代的赤水縣在今銅梁縣安居鎮(zhèn)西，所以，唐代北宋時期的赤水縣西可能是巴蜀分界的東線。

六 青石山（龍多山）：記載矛盾與巴蜀分界線

在歷史上，遂州與合州的邊界與歷史上的巴蜀分界線關(guān)系密切。因為在歷史上不論是巴蜀兩國或是巴蜀兩郡，其界線留下的具體痕跡并不是太多，但其中今合川、潼南、蓬溪一帶的青石山、龍多山就是其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歷史記憶，但是學(xué)術(shù)界對歷史上的青石山與龍多山的名實與青石山的位置考證上仍然有太多的疑惑。

在此之前，我們已經(jīng)通過長期對歷史文獻的梳理，進行了大量的實地考察，最終發(fā)現(xiàn)，青石山本是今龍多山漢唐時期流行的山名，當時龍多山的西北相連有九節(jié)嶺（今潼南區(qū)九嶺崗）。唐代開始青石山有了龍多山之名，特別是唐代孫樵《龍多山錄》以后，龍多山聲名大振，而同時由于北宋青石縣（今潼南區(qū)玉溪鎮(zhèn)青石壩）在元代劃入小溪縣后，青石山失去了名稱的依托，從而山名逐漸淡出。只是囿于鄉(xiāng)土地理認知的粗疏，宋代以來歷史文獻中一直誤將青石山、龍多山分別記載，使青石山反而無法確指。

當我們確定了青石山就是龍多山之后，也證明龍多山確實是歷史上留下來的少有的巴蜀分界記憶之山。只需要注意的是，這里的巴蜀爭界，并未說明是巴國與蜀國爭界，還是巴郡與蜀郡爭界。但據(jù)其后“漢高帝八年，一朝密霧，石為之裂，自上及下破處，直若引繩焉，于是州界始判”的記載，巴蜀分界紛爭應(yīng)在漢高帝八年所平定，巴國與蜀國的邊界紛爭不會遺留到漢朝的時候來解決，而且古代國家之間的邊界紛爭更多依靠軍事力量來決定，而不會因“石裂為界”這種傳說來劃定邊界。所以，此處的巴蜀爭界，可能更多是巴郡與蜀郡之間的邊界紛爭。因此，關(guān)于青石山的記載中均有“因此定遂、合二州之界”，“遂分郡界，至今猶以為界焉”，“州界始判”等的分界記錄，此處分界應(yīng)當為巴郡與蜀郡、遂州與合州之間的郡界、州界分界線。不過，我們前面談到巴郡和蜀郡的設(shè)立應(yīng)該是考慮了當時巴蜀兩國的地域現(xiàn)狀及文化認同的，這條界線也可能是巴蜀在先秦時期的重要界線。

應(yīng)該看到，秦漢時期的這次巴蜀界爭基本上劃定了巴郡與蜀郡的中部邊界，后來成為唐宋遂州與合州邊界線。不過，因青石縣亦巴亦蜀，《太平寰宇記》卷八十七記載為廣漢之地，似應(yīng)為蜀地；但《輿地廣記》卷三十一記載屬于巴西郡之地，似為巴地。所以，青石縣的西界可能一度曾以涪江為界，青石縣涪江也可能為巴蜀分界，故巴蜀分界可能不是一直都以青石山（龍多山）為界的。

七 昌州和普州：“巴、蜀之境”“巴郡之西境”顯現(xiàn)的巴蜀分割的混沌

遂寧和合州以南均與昌州相接，昌州乃是六州邊界處所設(shè)的新州?！对涂たh圖志》有載：“昌州，本漢資中縣之東境，墊江縣之西境，江陽縣之北境，皇朝乾元元年，左拾遺李鼎祚奏以山川闊遠，請割瀘、普、渝、合、資、榮等六州，界置昌州，尋為狂賊張朝等所焚，州遂罷廢?！?/p>

在唐宋的歷史記憶中，昌州為巴、蜀之境。如《輿地紀勝》記載中則提到了“昌州，春秋、戰(zhàn)國為巴、蜀之境。秦屬巴、蜀二郡。二漢及晉屬巴、犍為二郡”。這里提到了昌州為巴、蜀之境，可巴可蜀，并不明確，顯現(xiàn)了唐宋人們認知的混沌不清。在唐宋人們記憶之中，普州也是在巴蜀之境，可巴可蜀。如《通典》中載：“普州今理安岳縣。秦時巴郡之西境及夜郎國之地。漢犍為、巴郡之境。”《輿地廣記》中則記載普州：“春秋、戰(zhàn)國為巴、蜀之境。秦屬巴、蜀二郡。二漢屬巴、犍為二郡。”另，《輿地紀勝》和《方輿勝覽》也有普州為“巴、蜀之境”的記載。這些皆顯示了唐宋人們對此一帶巴蜀歸屬的認知較為混亂。這可能與這一帶在歷史上因犍為郡從蜀郡中分割而出所造成的歷史記憶較混亂有關(guān)。后來昌州因“李鼎祚奏以山川闊遠”，而在幾州邊界分置出來，也使昌州在巴蜀歷史記憶中更為混亂。

具體來看，唐代昌州所轄四縣為靜南、昌元、永川、大足。靜南縣是以“普州普康縣地置”。普康縣，據(jù)記載：“周武帝建德四年置永康縣，屬普安郡。隋開皇三年罷郡，縣屬普州；十九年移居伏疆鎮(zhèn)，改為永康，又以縣重名，改為隆康，犯唐玄宗名，改為普康。”后來，普康縣于“皇朝乾德五年入安岳”。安岳縣在《太平寰宇記》中載為“漢犍為、巴郡地”。故靜南縣（今大足區(qū)太和壩）應(yīng)為舊巴地、蜀地之間的地域。昌元縣為資州內(nèi)江縣分置而成，而內(nèi)江縣“本漢資中縣地，周武帝天和二年于中江水濱置漢安戍；其年改為中江縣，因其北江，乃以中江為名。隋避諱改為內(nèi)江，開皇二年徙內(nèi)江于漢安古城，即今縣也”。內(nèi)江縣屬資中縣，《太平寰宇記》有載資中縣“秦併蜀，為蜀郡”。所以，昌元應(yīng)為蜀郡分置而出，為蜀郡舊地。永川縣在《輿地廣記》記載為“永川縣，本瀘州瀘川縣地。唐置，屬昌州。亦得渝州璧山縣地”，永川縣應(yīng)由璧山縣和瀘川縣各劃部分分置而成。瀘川縣“本漢江陽縣地，屬犍為郡”。江陽縣為巴郡舊地，后分置犍為郡時而劃人犍為郡?！对涂たh圖志》有載：瀘州，“春秋、戰(zhàn)國時為巴子國。秦并天下為巴郡地?！ぁぁぁぁぁそ裰菁搓鶠榭ぶ?、慶符二縣之地”。璧山縣，“本巴縣、江津、萬壽三縣地，四面高山，中央平田，周回約兩百余里”。大足縣，“本合州巴川縣地，唐置，屬昌州”，應(yīng)該是巴的舊地。

綜合以上，昌州內(nèi)部四縣，昌元為蜀郡舊地，永川、大足為巴郡舊地，靜南亦為巴郡、蜀郡相交之地。故昌州之內(nèi)，巴郡與蜀郡分界線應(yīng)在大足、龍水、永川一線上。應(yīng)該看到，前面我們談到這條線，除永川在宋代在巴岳山以東外，龍水、大足都是在巴岳山的西北地區(qū)。這一則與歷史記憶的混亂有關(guān)，一則在歷史上巴與蜀分界在這一帶可能本身有交結(jié)游動有關(guān)。

普州在《元和郡縣圖志》中記載有六縣，為安岳、普康、安居、普慈、崇龕、樂至。到《輿地紀勝》的記載中，僅有安岳、安居、樂至三縣，其中普康并入安岳，崇龕并入安居，普慈并入樂至縣，其中安岳為“漢墊江縣地，屬巴郡”。但《太平寰宇記》記載安岳縣“漢犍為、巴郡地”，說明并不是完全在巴的范圍內(nèi)，也可能有在蜀郡分出的犍為郡的范圍內(nèi)。特別是在《方輿勝覽》中對普州的歷史記憶，多是“東蜀”“蜀東”，并沒有巴的記憶。而從區(qū)位地緣來看，安岳在安居西南，也不可能深處蜀地而成為巴地。所以，普州安岳縣可能還是屬于蜀的范圍內(nèi)。此外，安居縣“漢牛縣地，屬犍為郡”，樂至縣“漢資中縣地，屬犍為郡”，在唐宋人們的記憶中明確是在蜀地。可見，在唐宋人們記憶中，普州中安岳縣、安居縣與樂至縣都屬于蜀郡范圍。

綜合以上的分析來看，從宋蓬溪縣南下經(jīng)青石縣、遂寧縣、赤水縣（今銅梁區(qū)安居鎮(zhèn)西甘壩子）、大足、龍水（今大足區(qū)龍水鎮(zhèn)）、永川一線，為巴蜀分界帶。南宋以來的巴岳山東西一帶應(yīng)該是遂州、昌州一帶的巴蜀分界地域。從地理環(huán)境來看，今大足一帶為一小平壩，平壩以西三驅(qū)鎮(zhèn)一帶丘陵相對升高，形成一個天然分界，今也為重慶大足區(qū)與四川安岳縣的分界線。

八 瀘州、富順監(jiān)與榮州、戎州

昌州以南為瀘州、富順監(jiān)。富順監(jiān)原為富義監(jiān)，因避宋太宗諱而更名，而富義監(jiān)又是北宋乾德四年以瀘州富義縣所置。所以，我們首先應(yīng)該考察瀘州在歷史上的歸屬。

瀘州在歷史上整體上一直被視為巴國舊地，關(guān)于其巴國舊地的記載頗多。如《元和郡縣圖志》記載“瀘州，禹貢梁州之域，春秋、戰(zhàn)國時為巴子國。秦并天下為巴郡地”；《通典》也載“瀘州今理瀘川縣。古巴子之國。秦屬巴郡。漢屬犍為郡，后漢因之”；《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方輿勝覽》也均有瀘州“春秋、戰(zhàn)國為巴子國”的記載。富順監(jiān)從瀘州分置而出，也有關(guān)于其“春秋、戰(zhàn)國為巴地”的記載，使其與瀘州為巴國地相互印證。我們注意到，江陽是從原來巴郡分割出的犍為郡的地域，漢晉犍為郡是由蜀和巴郡分別劃出的地域而設(shè)立的。

富順監(jiān)以西與榮州和戎州相接。榮州在《太平寰宇記》中記載為古夜郎國及犍為郡，“榮州，禹貢梁州之域。古夜郎之國，漢武開西邊道，為南安縣地，屬犍為郡”；在《輿地廣記》記載為蜀國地及蜀郡，“榮州，春秋、戰(zhàn)國為蜀地，秦屬蜀郡”；《輿地紀勝》《方輿勝覽》也提及榮州（紹熙府）“秦屬蜀郡”；而在《通典》《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御覽》《文獻通考》僅記載榮州為犍為郡。榮州下轄五縣，旭川、應(yīng)靈、資官屬漢南安縣地，威遠屬漢資中縣，公井縣屬漢江陽縣，其中南安縣、資中縣應(yīng)為置犍為郡前的蜀郡地，江陽縣為置犍為郡前的巴郡地，故公井縣西境應(yīng)為漢時巴郡、蜀郡之分界線較為明確。也就是說，今自貢市區(qū)可能正是巴蜀的一個重要分界點，以西為蜀郡之地，以東為巴郡之地。

瀘州、富順監(jiān)以西均以戎州相接?！对涂たh圖志》和《通典》有記載“戎州，禹貢梁州之域。古僰國也”，“戎州今理僰道縣。故僰侯國，漢屬犍為郡”；《太平寰宇記》《輿地廣記》《輿地紀勝》《方輿勝覽》《文獻通考》也均有戎州為僰侯國或犍為郡的記載?！短藉居钣洝愤€記載有：“秦惠王破滇池，此地始通五尺道。漢武開置，故使唐蒙理道，如此而破柯、夜郎，立犍為郡，因置僰道縣以屬焉。”犍為郡應(yīng)是在漢朝開通僰道之后才設(shè)立的，犍為郡設(shè)立之前，僰道應(yīng)不在蜀郡控制范圍內(nèi)，但受蜀的影響遠比巴更大一些，故今宜賓一帶應(yīng)該在蜀的控制范圍之內(nèi)。

這里的問題是瀘州西與戎州的巴蜀分界帶在何處，需要考察川南幾縣在唐宋人們眼中的歸屬，但遺憾的是，唐宋時期對于川南幾縣的巴蜀地域歸屬大多缺失。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川南地區(qū)今天的區(qū)縣大多是非巴非蜀的狀況，秦漢時期宜賓一帶屬于僰人的范圍區(qū)域，瀘州雖然稱為巴子國所屬，但大多數(shù)地區(qū)到了唐宋時期仍然是瀘夷之地。如《元和郡縣志》記載瀘州江安縣，“本漢江陽縣地也，李雄亂后，沒于夷僚”，但對西接的南溪縣，稱“本漢僰道縣地”，《太平寰宇記》《輿地廣記》等也有類似的記載，從中可以看出江安縣與南溪縣交界處應(yīng)該是舊巴蜀相交之地。具體以歷史邊界來看，可能在長江以北以江安安樂北到富順趙化一線，再往北的界線較為模糊矛盾，如果如前面所考自貢的貢井、富順屬于巴的地域，但東面的榮昌又屬于蜀的地域，則可能在今自貢到榮昌南面有一條巴蜀的東西向的界線存在，到榮昌東再向北延伸。至于長江以南的今長寧、珙縣、興文、敘永、納溪等地，先秦到漢唐兩宋都主要是夷人控制，在宋代是作為瀘州的羈縻州，故在宋以前可能受到巴的影響更大一些。

九 結(jié)論

綜合以上來看，唐宋時期人們記憶中的巴蜀分界應(yīng)該是一種帶狀分布，即界線一直處于游動之中。所以可以作這樣的歸納：其東線位于難江縣（今南江縣）西一蒼溪縣西巴岳山（在今蒼溪縣禪林鄉(xiāng)青山觀村附近龍門山）一西充縣（今西充縣）一流溪縣（今南充市嘉陵區(qū)新場鄉(xiāng)）一青石縣青石山（今合川區(qū)龍多山）一赤水縣（今銅梁區(qū)安居鎮(zhèn)西甘壩子）西、大足縣巴岳山（在今銅梁到大足雙橋之間巴岳山）一昌元縣（今榮昌區(qū)）一江安縣（今江安縣）西；西線在嘉川縣（今旺蒼縣嘉川鎮(zhèn)）北一葭萌縣（今劍閣縣江口鎮(zhèn)）一臨津縣（今劍閣縣香沉鎮(zhèn)）一西水縣（今南部縣保城鄉(xiāng)）一永泰縣（今鹽亭縣永泰鄉(xiāng)舊縣壩）一東關(guān)縣（今鹽亭縣金雞鎮(zhèn)）一蓬溪縣（今蓬溪縣西北明月鎮(zhèn)）一青石縣（今潼南區(qū)玉溪鎮(zhèn)青石壩）一遂寧縣（今潼南區(qū)大佛壩）一大足縣（今大足區(qū)龍崗鎮(zhèn)）一公井（今自貢市貢井區(qū)）一南溪縣（今宜賓市南溪區(qū)）東。以今天的地望來看，就是在最北的旺蒼縣米倉山向沿東河南下蒼溪縣境東河以西的從北向南的九龍山、雷家山、雞鳴山、五龍山、龍門山、碧家山一帶（唐宋巴岳山南為漢昌縣故址），這個巴岳山是巴嶺山向西南突出的一條縱行山嶺，其西為蜀的舊地，其東則為巴的舊地；再向南今南部縣保城鄉(xiāng)（西水縣）、鹽亭縣永泰鄉(xiāng)（舊永泰縣）、今西充縣以西、蓬溪縣一帶；再南到今潼南大佛壩和青石壩與九嶺崗、龍多山（唐宋青石山）之間一帶；再南下則在今銅梁安居以西進入涪江流域，往南或者沿巴岳山（宋明巴岳山）向西南推移，或經(jīng)過大足、龍水、郵亭以南一帶向西到達今自貢以東一帶再向南進入南溪、江安之間長江北岸安樂過長江后向西南推移。這條界線可以看出，從蒼溪以南的整個嘉陵江、從遂寧青石壩以南的涪江、富順以南的沱江都是在巴的地域范圍內(nèi)，而以西為蜀的范圍。參見下頁的巴蜀分界線復(fù)原示意圖。

我們再運用春秋戰(zhàn)國秦漢的文化遺存的地域差異來印證這個范圍。因為從理論上講，巴蜀文化從考古器型上的空間差異對我們的考證是一個很好的檢驗和印證。這里我們用兵器上的巴蜀柳葉劍的蜀式和巴式來看，一般來看，蜀式劍短而巴式劍更長。我們發(fā)現(xiàn)，25厘米以下的短劍主要發(fā)現(xiàn)在成都、大邑、峨眉、犍為、永川、蘆山、宣漢、渠縣一帶，主要在蜀的空間內(nèi)；而40厘米以上的長劍主要在巴縣、開縣、涪陵、云陽、萬州、巴東、滎經(jīng)、犍為、峨眉、大邑等地，其中綿陽地區(qū)的同類劍一般在30—40厘米之間，處于一個過渡帶上，看出涪江流域是巴蜀文化的一個重要分界線。又比如巴蜀戈中無胡戈是蜀式的主要特征，而蜀式戈主要分布在成都、蘆山、渠縣、綿竹、綿陽、寶興、峨眉一帶，在東部僅在巴縣、忠縣、巫山三地有分布，主要在川西地區(qū)。而我們以前在廣元昭化發(fā)現(xiàn)的巴式船館可表明，嘉陵江流域巴文化的影響可以北至廣元一帶，顯現(xiàn)了古代文化在流域內(nèi)影響的強大。總體來看，在綿陽下的涪江、嘉陵江流域之間，巴蜀文化的影響相互浸潤，但都影響有限，我們在這個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春秋戰(zhàn)國秦漢時期的遺址和墓葬中，有關(guān)巴蜀式的青銅兵器都很少，更多的是有關(guān)生活的陶器，整體上巴蜀的發(fā)達文明和主要戰(zhàn)爭交結(jié)都是在長江、岷江、嘉陵江主流上。所以，在盆地中部巴蜀分界線本身是相當模糊、帶狀的、游動的。

本文雖然對巴蜀分界線進行了復(fù)原，但我們注意到巴國與蜀國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疆域邊界是處于一種動態(tài)變化之中，由秦時所置巴郡、蜀郡，在漢初就分置出了廣漢郡和犍為郡，存在時間較短，歷史的記憶本身在后來較為模糊起來。

從史源學(xué)角度講，時人記時事最為可信。所以，歷史研究最好是用同一個朝代的史料來證明同一個時代的問題最佳。但是在很多情況下，由于各方面的限制，同時代的史料往往有捉襟見肘之態(tài)，特別是對于上古、中古時期的一些問題，我們只有通過后人的一些歷史記載來說明問題。后人或者后代的記載中可能是對前代歷史記載的相承，也可能有對前朝前人故事的記憶的文本化，這種文本化的歷史記憶從時近易核的原理來看，如果配合一些前代前人資料和考古材料，也不失為是我們研究上古、中古時期歷史問題的重要方法。

當然，對于不同的研究問題，在運用后代記憶時，其路徑和方式是應(yīng)該有一些差異的。一般來說，前代記憶越是久遠，后代的歷史記憶往往科學(xué)信度和精度就會大大削弱，而后人離回憶年代時間越長，這種歷史記憶的科學(xué)信度和精度也就會越來越差。同時，后代記憶可以分成地域記憶、時間記憶、事件記憶、制度記憶、風(fēng)土記憶、人物記憶六大類。后人在保持這些記憶時，失真率相對較低的可能是地域記憶和風(fēng)土記憶，因為地域風(fēng)土的東西往往歷代相承，變數(shù)相對不大，故記憶的保持相對更精準。所以，在歷史地理的研究中，運用后代記憶對前代地域的認同也是一種重要的研究途徑。唐宋時期，離戰(zhàn)國秦漢時期在時間上相對更近，時人對本地域的空間歷史認同的歷史記憶更為精準。具體原因可能有兩個方面。第一是唐宋時期本土生活的人群本身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還保留秦漢歷史的地域記憶更多更準，所以，在唐宋時期的《元和郡縣志》《通典》《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輿地廣記》《輿地紀勝》《方輿勝覽》《通鑒綱目》《太平御覽》中大都有這種歷史記憶，如記載某地在春秋戰(zhàn)國秦漢“為蜀地”“為巴地”以及“屬蜀郡”“屬巴郡”“屬于犍為郡”等話語成為唐宋地理文獻中的標準話語。第二，唐宋時期有許多今天我們看不到的地方文獻存在，如在宋代存在的有關(guān)巴蜀的方志重要的有近百部，可能對于認定有關(guān)于巴蜀分界的方志就有《江陽志》《新潼川志》《普慈志》《靜南志》《墊江志》《長寧志》《富順志》《潼川圖經(jīng)》《果州圖經(jīng)》《梓州路圖經(jīng)》《利州路圖經(jīng)》《遂寧志》《祥符昌州圖經(jīng)》《祥符合州圖經(jīng)》《隆慶圖經(jīng)》《祥符劍州圖經(jīng)》《蓬州圖經(jīng)》《長寧圖經(jīng)》《祥符普州圖經(jīng)》《祥符瀘州圖經(jīng)》《普州志》《利州舊志》《長寧續(xù)志》《蓬州志》等，但現(xiàn)在宋代方志除了《永樂大典》瀘字保存的《江陽譜》殘本留世外，沒有一部保存下來，所以唐宋時期的人們有通過文本來對現(xiàn)實中的歷史地域認同作佐證的可能，故有較高的信度。

當然，后代記憶也存在其局限性，歷史記憶的失真度會隨著時間的發(fā)展而加大。所以，我們在運用后代記憶來研究歷史地理時，一定要與時人記錄、地理環(huán)境、考古資料比對起來研究。比如我們在研究巴蜀分界時，在參考大量唐宋總志的同時，還充分參考《九州要記》《華陽國志》《周地圖記》《水經(jīng)注》等離兩漢較近的文獻，同時先后對合川龍多山、潼南青石壩和飛躍鄉(xiāng)九嶺崗、銅梁安居赤水縣遺址、銅梁大足巴岳山、蒼溪漢昌縣址和巴岳山、大巴山米倉山等地作了大量實地考察，從山川形便和歷史文物角度為我們的界線判斷提供了支撐。

作者：藍勇，陳俊梁

來源：《四川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2020年第2期

選稿：賀雨婷

編輯：汪鴻琴

校對：王玉鳳

審訂：周 煜

責(zé)編：耿 曈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nèi)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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